覃健（1911年5月1日—1959年7月15日），原名覃秀华，曾用名谭健。广西东兰县人，壮族。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生平概况
覃健，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七军第十九师五十六团代排长，红三军团政治部政卫连排长，红一方面军政卫队警卫营连长、营长，红十五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团长，冀鲁豫支队大队长，淮海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新四军第三师十旅副旅长、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副司令员，苏北军区副司令员，苏北兵协和参谋长，第三野战军九兵团参谋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参谋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11年5月1日生于广西东兰县第三区板坡乡却里屯一个贫农家庭。
1925年入韦拔群在东兰县北帝岩创办的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6年结业回乡后参加东兰农民赤卫军第1团，投身当地农民运动，保卫家乡。
1929年12月随赤卫军参加百色起义，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并改名覃健。
先后任红7军第19师56团连宣传员、代理排长。
1931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随红7军转战到中央苏区，任红3军团政治部警卫连排长、第6师16团政治指导员，红3军团政治部警卫连连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三至第五次反“围剿”。
长征中任红3军团保卫队队长、红一方面军警卫营连长。到陕北后，升任方面军警卫营营长。
1936年调任红15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加了直罗镇和东征、西征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曾留校任队长兼军事教员。
1938年7月调任八路军第115师344旅688团副团长，随部南下开辟冀鲁边抗日根据地。
1939年4月，第344旅特务团、黄河支队、冀鲁豫第5支队等部合编为冀鲁豫支队，任该支队第2大队大队长。
1940年初，冀鲁边支队与八路军第2纵队合编，任八路军第2纵队（后为第5纵队）第5团团长，后随部南下参加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3师第8旅23团团长，淮海军区司令员，新四军3师10旅副旅长兼淮海军区副司令员，淮海军分区第3支队司令员。1945年3月，奉命以淮海军分区主力组建新四军3师独立旅，任旅长兼政治委员，率部南下皖江地区支援新四军7师作战，先后参加了收复无为、襄安等地作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华中军区淮海分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12纵队副司令员，苏北军区副司令员，苏北兵团参谋长，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参谋长，参加了益林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战役。
上海解放后，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
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参谋长，参加了第二、第五次战役和上甘岭战役。
1953年回国后，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参谋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1955年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7月15日在北京逝世。
命大福大
1911年5月，覃健出生在广西东兰县板坡村的一户壮族贫苦农民家庭。他上有父母亲和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全家五口人，挤住在三间简陋的茅屋里。家中有薄地五亩，每年租种地主水田十亩。由于地主高利贷盘剥，全家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四季没日没夜地劳累，仍难以维持生计，终年不得温饱。其父覃世烈，是一位忠厚老实的农民，还会做木匠活，每年农闲时就外出给人修房子、做家具，但收入甚微。母亲韦氏，是位善良的农家妇女，操持家务。覃家虽然贫困，但全家相处和睦，勤勤恳恳，是板坡村这个20来户农家小村庄中颇有影响的农户。
覃健出生后，由于家境贫寒，母亲在月子里无钱调养，奶水严重不足，他的身体十分虚弱，近两岁时还不大会走路，长到三岁又害了一场大病，父母认为他难逃厄运，然而覃健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村里人都说他命大福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不过，由于家贫，病后的覃健没有得到相应的营养补充，长得又黑又瘦，不时还被村童欺负，不愿与他一起玩耍。幼年的覃健非常懂事，他一个人默默地干他力所能及的活儿，如放牛、砍柴等，从而养成了刚毅、自信的坚强性格。
1919年，覃健八岁，与他同龄的孩子进了小学读书。覃健渴望也能背上书包，捧起书本，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可是，家里太穷，无钱供他上学，而且家里的两头牛还要他喂养。一天，覃健实在忍耐不住，他硬着头皮向母亲要钱去读书。善良朴实的母亲望着可怜的孩子，泪如泉涌，是呀，他该读书识字了。但去哪里找钱啊！无奈之下，被迫拿一头牛做了抵押，又东凑西借了一些钱，凑够了学费，细心的母亲又想方设法给覃健缝了件黑土布衣服，覃健终于得以上学读书。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覃健虽然年幼，但他知道自己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而他在学校勤奋读书，回到家又主动帮助父母亲和姐姐做些力所能及的放牛、砍柴等家务，很受老师的赏识和父母亲与姐姐的喜欢。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每逢圩日学校都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以及北伐革命活动，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通过宣传活动，覃健开始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逐步认识到贫苦农民只有团结起来参加革命，才能推翻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掌握自己命运的道理。1925年，在小学断断续续学习的覃健，终于小学毕业。由于家里太穷，实在无力支持他继续读书，他只好辍学回家劳动，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他深感惋惜。这时，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正如火如荼，覃健毅然投身其中，继而进入东兰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经受锻炼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相继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于失败。以后，韦拔群等右江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被国民党桂系军阀通缉，东兰遭到桂系军阀的残酷“进剿”，农民运动惨遭镇压。为了反击桂系军阀的“进剿”，韦拔群将东兰、凤山两县以及凌云、百色部分农军组织起来，编为三个团，统一指挥。当时，群众的情绪高涨，他们有钱出钱，有粮献粮，卖牛、卖猪、卖鸡、卖蛋筹钱买枪，支持农民自卫军打仗，保卫家乡。覃健则是这支农民自卫军中年轻的战士之一。在韦拔群的指挥下，覃健在东兰参加了攻打土豪劣绅、反动团局以及反击桂系军阀“进剿”等战斗，有力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由于农民自卫军的武器多为大刀、长矛、鸟枪以及为数不多的广西造步枪，弹药又少，在敌人正规部队的大规模镇压之下，受到严重的损失。但农民自卫军经一年多的奋力抵抗，农民革命运动由低潮转入高潮。
1929年10月，邓小平、张云逸率领部队进驻右江，开展工农武装割据，进行土地革命。为了扩大武装，他们把从南宁带去的武器弹药分发到右江各县，发展农民武装。东兰县农民协会根据张云逸的通知，决定组织一批能吃苦耐劳、身强力壮的农军到百色领枪。覃健知道这一消息后，就兴冲冲地跑到乡农协报了名。到百色领枪要求的条件严格，覃健年龄小，个子不高，体质较弱，并且路途遥远，任务艰巨，父母和农协负责人自然不会同意。于是，覃健着急了。他常听老人说：做事要有一股“牛劲”。对！跟他们“蘑菇！”他对父母以及农协负责人慷慨陈词：“十八女当嫁，十八男离家，我今年都满十八岁了，为什么不让我去？我还是农军战士呢！我要求参加领枪队伍不是逞能显威风，而是要扛枪为人民。”父母亲被感动了，区、乡农协负责人也被他的精神感动了，破例同意了他的要求。
覃健被批准参加去百色领枪，高兴得像过年放鞭炮一样。但作为父母亲，他们心里却不平静。这是覃健第一次离开父母出远门，去领枪毕竟不是像去赶圩那样轻松、自由，而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呀。临行前，父亲为他打了两双草鞋，母亲为他收拾好行装，姐姐听说扛枪肩头痛，就把弟弟穿的衣服在肩膀处补垫了两层厚布。覃健带着亲人的嘱托和乡亲们的期望，和领枪的大队人马一道上路了。从大同乡到东兰武篆，再前往百色，足足有200多公里的山路。艰苦的行军，磨炼了覃健坚强的意志，双脚起了血泡，他一声不哼。到了宿营地，他端来热水，擦脚排水泡。饥饿了就和其他队员一样啃干粮，喝凉水，从不掉队。经六天的艰苦行军，领枪队伍终于胜利到达了百色。到百色之后，领枪地点却又改在100多里外的恩隆县平马镇，于是大家不顾疲劳，又马不停蹄地往回走，赶到平马领枪。领枪那天，身强力壮的大个子自卫军队员领的是机关枪、山炮、迫击炮等重武器，覃健因为年纪小，领到的则是一枝德国造的套筒枪和子弹200发、手榴弹四枚。第一次拿到钢枪，覃健高兴的样子就别提了。他把枪擦得挣亮，无论休息或晚上睡觉，枪枝从不离身。
1929年10月底、覃健在奉议参加了由张云逸指挥的消灭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的战斗，经两天的激战，将敌第三大队主力歼灭。这次战斗的胜利，为百色起义的胜利举行扫清了障碍。以后，农军从奉议回到东兰。这时，中共广西前委派来协助韦拔群工作的李朴、钟鼎在东兰办起了教导队。覃健被选送进教导队学习了一个多月，初步掌握了各种武器的性能、射击要领和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打仗、放哨等军事常识，开始懂得了什么是国家、阶级以及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任务等马列主义常识。12月11日，覃健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百色起义。从此，覃健由一名普通的农民自卫军，成为中国红军第七军第三纵队的战士。
赴朝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覃健和其他南北转战、久经革命战争磨炼的指战员一样，思念故乡，想念亲人。可是，覃健却非常不幸。早在1930年11月，覃健跟随红七军主力北上江西会合中央红军后，其母亲、姐姐和弟弟配合留守右江根据地的红七军第二十一师反击敌军的“围剿”，都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父亲覃世烈被迫逃往深山躲藏，幸免于难，但因长期过着非人的生活，贫病交加，也于1939年病逝。一家五口人，仅剩下覃健一人了。
覃健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走下来后，他化悲痛为力量，第一件事想的是学习，到军事院校去深造，提高政治、军事理论水平，以适应未来工作的需要。但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不仅践踏朝鲜的主权，严重威胁着朝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严重威胁着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覃健要求学习深造的愿望未能实现。他听从祖国的召唤，“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毅然入朝指挥作战。
1950年10月，覃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参谋长，协助宋时轮司令员指挥第九兵团入朝作战。入朝作战之前，覃健与宋时轮司令员先到北京听取总部的指示，接受入朝作战任务。在北京，他们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朱总司令勉励第九兵团的指战员要敢于在战场上和帝国主义侵略者比高低，为祖国争光，为朝鲜人民、中国人民立功。总司令的教诲，给第九兵团的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志愿军坚守阵地痛击敌人
11月底，第九兵团第一梯队第二十、二十七军跨过鸭绿江，向东线长津湖地区开进；第二梯队第二十六军在吉林的临江地区待命，担任预备队。兵团指挥部设在当时朝鲜人民政府所在地江界附近的胜芳洞。第九兵团入朝作战之际，正是美军向东西战场发动猛烈进攻之时。覃健参与指挥了长津湖战役。这次战役规模大，时间长，气候环境恶劣，作战异常艰苦。由于兵团指挥所离第一线较远，加上通讯条件差，很难掌握第一线的作战情况，覃健当即组织司令部参谋人员到各军、师、团了解情况，使司令部及时掌握了前线情况，为战略决策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在我第九兵团的英勇反击下，12月1日，美军第七师、陆一师伤亡惨重，纷纷南逃。第九兵团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击，于17日占领了东海岸咸兴港口，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发去贺电：“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下，完成了巨大任务。由于天气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4万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
在朝鲜战场，第九兵团作为参战主力部队，担负第一线攻防任务，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覃健与战士蹲坑道，啃馒头，同甘共苦，深受广大官兵的爱戴。
1951年8月，覃健率部配合朝鲜人民军在东海岸作战，阻击美军在元山登陆，粉碎了美军企图占领由志愿军控制的开城地区的计划。
覃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受到了朝鲜人民和政府的极大尊敬，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特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一枚、二级国旗勋章两枚。
奋斗不息
1953年6月，覃健奉命从朝鲜战场回到祖国，8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在任职期间，他狠抓部队的军事训练，经常深入基层连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在和平环境里，他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雷厉风行的作风，推动军队的练兵热潮。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命令授予覃健中将军衔。1955年至1957年，他又先后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勋章各一枚。
1956年8月，覃健进入北京军事学院学习，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在北京军事学院学习期间，覃健以顽强的毅力，刻苦钻研军事理论知识，进步很快。当他即将以优秀成绩完成军事学院学业时，肝癌病魔却无情地夺走了这位年轻将军的生命。当覃健将军临终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曾亲往医院探望。1959年7月15日，覃健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48岁。
覃健逝世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将等前往北京医院吊唁并筹办安葬，并由陈毅、叶剑英、张云逸、黄克诚、萧华、刘亚楼、洪学智、许世友、唐亮、韦国清、粟裕、张爱萍、宋时轮、李天佑、李志民、刘震、陈伯钧、谢扶民、吴法宪、莫文骅、甘渭汉、吴信泉、邱创成、覃士冕等24名高级将领组成覃健同志治丧委员会。7月18日，覃健中将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隆重举行。萧华上将、洪学智上将、刘震上将、陈伯钧上将等高级将领和驻京部队200余人以及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来道夫少将参加了追悼大会和葬礼。彭德怀元帅、陈毅元帅、叶剑英元帅等送了花圈。追悼大会后，覃健同志遗体安葬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
覃健戎马一生，身经百战，英勇善战，功勋卓著。他团结同志，艰苦朴素，从不搞特殊。在上海花花绿绿的世界，他时刻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在朝鲜战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他身为兵团参谋长，每当有国内赴朝慰问团给第九兵团的慰问品，他首先想到的是前线作战的官兵。他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家属子女要求非常严格。1954年，覃健携带夫人和儿女从南京军区回广西东兰县老家探望乡亲，要求接待一切从简，给当地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