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福生（1904年2月28日—1984年4月7日），男，汉族，原名晏国金。湖南省醴陵县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优秀的军事指导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人物简介
晏福生（1904年2月28日-1984年4月7日）
原名晏国金。湖南省醴陵县人。一九二三年参加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曾任安源煤矿工人纠察队队长。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醴陵暴动，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醴陵赤卫团排长，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副官，红八军第二十二师四十九团特派员、团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第十八师政治委员，第十六师政治委员，西路军总部教导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政治委员，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副政治委员，八路军南下第二支队政治委员，三五九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第二十八师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湘西行政公署主任，湘西军区司令员，湖南人民政府民政厅厅长，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晏福生，一九二三年参加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曾任安源煤矿工人纠察队队长。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醴陵暴动，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醴陵赤卫团排长，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副官，红八军第二十二师四十九团特派员、团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第十八师政治委员，第十六师政治委员，西路军总部教导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政治委员，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副政治委员，八路军南下第二支队政治委员，三五九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第二十八师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湘西行政公署主任，湘西军区司令员，湖南人民政府民政厅厅长，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一九八四年四月七日二十一时四十五分在广州逝世，享年80岁。
转战湘鄂川黔边界——第一次“光荣牺牲”
1935年长征途中，晏福生（二排右二）和红二、红六军团部分主要领导人王震（前排左三）、萧克（前排左五）等在湖南新化
1934年4月，晏福生升任红六军团十七师（师长萧克）四十九团政委。同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了红六军团西征的命令，晏福生和团长吴正卿率四十九团从永新牛田出发，经遂川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转战湘南，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进入湘桂边界。
号称“铁军师”的桂系第十九师所属五十五团在蒋家岭阻住了西征军的去路。晏福生和吴正卿指挥四十九团一营一连向左峰神仙头迂回运动。当红军主力侧向沙田猛击敌人右翼时，晏福生指挥一连乘势夺取了神仙头，进而合击主峰，3个小时打垮了敌人，进入广西。此后，部队以红四十九团为前锋，折回湘西，西进贵州，迂回北上，打破了国民党军数十万兵力的围追堵截，历时85天，于10月24日在黔东印江的木黄与贺龙指挥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
为了钳制更多的敌人，策应中央主力红军北上，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挺进湘西，建立巩固的湘西革命根据地。
11月初，红六军团在前，红二军团随后，相继进入湘西永顺地区。前卫四十九团在晏福生、吴正卿指挥下，一举打垮永顺保安团，迎接主力部队进城休整。湘西军阀陈渠珍见红二、六军团进军湘西，惊恐万状，立即纠集周燮卿、龚仁杰的两个旅，又联络贵州守敌皮德培、杨齐昌的两个师，前堵后追，妄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一举将其歼灭。
1939年秋，晋察冀军区一二〇师三五九旅717团政委晏福生（右）、718团政委左齐（中）、719团教导员彭清云（左）三位独臂将军在旅祝捷大会上
红二、六军团在贺龙指挥下，主动放弃永顺城，在十万坪地区设伏，引出尾追的敌周燮卿旅。晏福生、吴正卿指挥的红四十九团是这次战斗的主力团。
骄横的周燮卿见红军只有一个营留在犁子锄打阻击，一些后勤人员已匆匆通过十万坪一直往北撤去，急令部队分两路追击，纷纷涌进十万坪。当敌军正准备宿营做饭时，才发现中了红军的埋伏，但撤退已来不及了。这一仗，歼灭国民党军2000多人，活捉敌龚仁杰旅的参谋长。
1935年1月，蒋介石纠集11个师约10万兵力，分六路对湘西根据地进行“围剿”。2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及时向红二、六军团发出反“围剿”作战的指示：“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健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4月，晏福生指挥四十九团参加了陈家寨战斗。正当晏福生指挥二营冲进寨头时，发现一股敌人突破红军阵地往西逃窜。他来不及调动部队，带着警卫员尾追而去。战斗结束后，部队撤出阵地进行总结，发现政委和他的警卫员都不见了。派人多方寻找未果，指战员们都以为政委牺牲了。吴正卿在会上提议：“为晏福生政委默哀三分钟。”就在全团指战员万分悲痛之时，晏福生和他的警卫员扛着缴获的长枪、短枪，押着几个俘虏步入了会场。听说大家已为他“默哀”了三分钟，晏福生风趣地说：“敌人还没有消灭，革命还没有成功，阎王爷还不忍心收咱们呢！”在场同志破涕为笑。
长征中英勇善战——第二次“光荣牺牲”
1945年，晏福生（右起）与独臂战友彭绍辉、左齐重逢于延安
1935年9月，蒋介石又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新的“围剿”。11月，红二、六军团根据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的决定，开始战略转移。转移前，红六军团作了整编，新组建红十六师，晏福生调任红十六师政委，周球保任师长。之后，红十六师随军团主力踏上了艰苦卓绝的万里征途。
红二、六军团经过乌蒙山区后，巧渡金沙江，飞越大雪山，于1936年7月初在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为了尽快实现三支主力红军会师，中革军委决定在甘肃的静宁、会宁地区组织一次会战，主要打击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
红二方面军坚决拥护并执行中革军委的战役计划，当即决定红六军团从甘南的成县、两当、康县地区挺进陕西宝鸡地区，牵制胡宗南部西进，策应红一、四方面军作战。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整个战役计划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结果不但没有消灭胡宗南部，反而使胡宗南部乘机由西安进至清水、秦安、庄浪地区，同毛炳文部靠拢了。川军孙震部也由武都进至康县一带，企图同胡宗南部、毛炳文部夹击红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陷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
为了尽快摆脱这一困境，红二方面军经请示中革军委同意，计划经天水、甘谷与武山之间北渡渭河，向通渭地区前进，迅速汇合红一、四方面军，协同作战。
10月4日，红二方面军分左、右两路纵队向北转移。红六军团为右路纵队，晏福生同新任师长张辉率红十六师为前卫，从两当县出发，向西北方向拓展，边打边开辟军团的前进通道。5日夜，红十六师进至娘娘坝，获悉镇内守敌不多，晏福生、张辉各自带兵一部突入镇内杀敌。正准备组织清点战利品，困守在河对岸碉堡里的国民党军突然居高临下向娘娘坝街心射击，张辉师长不幸中弹牺牲。经过激战，红十六师最终全歼了娘娘坝守敌。
10月7日，晏福生率部继续北进，在罗家堡与从盐关镇出来堵截红军的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碰了个面对面。敌我双方各自抢占有利地形，展开了一场激战。红十六师连续打退了国民党军的多次冲击，但由于胡宗南调集的堵截大军越聚越多，怎么也脱离不开战场转移，使整个红六军团陷入了危机。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晏福生命令部队退出山头阵地，决心从山下的斜坡处杀开一条血路，掩护军团主力转移。
红十六师刚撤至斜坡，国民党军一窝蜂似的扑了上来。晏福生在阵前指挥部队向敌人冲杀。激战中，师参谋长杨旻、师政治部主任刘礼年相继负伤，师部的四个指挥员只剩下晏福生一人了。他满怀悲愤，命令三营猛烈攻击敌人队伍密集的右翼，迷惑吸引敌人，其他部队趁机从左翼突袭，杀出一条血路。此时，军团模范师的一个连也抢占了红十六师阵地侧后的一个山头阵地担任警戒，军团直属机关和后勤部门的同志迅速冲出了封锁线，军团主力部队也迅速转移。
正当晏福生指挥红十六师撤出战斗时，国民党军的飞机飞抵红军阵地狂轰滥炸。一颗炸弹在晏福生的近处炸开，他躲闪不及，右臂被弹片炸伤，鲜血直涌。晏福生用左手从贴身口袋里掏出密电码本交给警卫员，并挣脱搀扶他的警卫战士，纵身跳下身旁的陡坡。敌人蜂拥而至，战士们只得撤离。
红六军团主力通过十六师杀出的血路脱离危险后，军团政委王震接到晏福生负伤下落不明的报告后，立即对模范师师长刘转连说：“十六师损失很大，晏福生负了重伤还没出来，生死不明，你赶紧派部队去找一找。
“好，我亲自去。”刘转连随即率两个营返回罗家堡战场。国民党军当时还没有完全撤退，刘转连率部边打边找，寻遍了阵地，仍然没有发现晏福生，只好返回向首长汇报。军团长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十六师政委晏福生同志阵亡。”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也在日记中写道：“我部晏福生同志牺牲。”在红二、六军团胜利渡过渭水，到达目的地总结战斗经验时，王震在排以上干部大会上沉痛地提议：“请大家起立，向晏福生同志默哀三分钟。”
历尽艰险回陕北——不幸失去右臂
晏福生没有死。他跳下陡坡后，被酸枣树、粗篱草七阻八拦，竟轻轻地滚落在一个土窑洞边，便顺势滚进了土窑洞。因流血过多，他晕倒了，一直昏睡到第二天清晨。后来，当地一对父子把晏福生救回了家，又是喂米汤，又是喂山药蛋，总算把他救了过来。
10月8日，换上了便装的晏福生赶到刘家坝时，红六军团已到了横门镇；次日他找到横门镇，军团又开到了达门镇……一直追到通渭，还是没有追上部队。晏福生架着残臂，体力日渐不支。伤口生了蛆，奇痒难忍，他用木棍一条条掏出来，继续赶路。当他坚持走到大水头地区时，终于晕倒在路旁。当地的农民兄弟把他救回家，问明情况后，找来一块门板，将他抬到驻扎在水暖堡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的一个师部。
这个师的师长不认识晏福生，但知道晏福生已经牺牲了。面对这个伤残疲惫的陌生人，他警惕地问：“你说你是红二方面军十六师政委，你们方面军的副总指挥是谁？”“萧克。”“你认识萧克吗？”“认识。”“他认识你吗？”“认识。”“那就好了，二、四方面军汇合后，他调到我们三十一军当军长了。”
晏福生喜出望外：“请你们马上给萧军长发电，就说晏福生还活着，请他派人来接。”萧克接到电报，又惊又喜，遂派徐继海把晏福生接到军部。两人见面，百感交集。萧克扶着晏福生一直未得到治疗的伤臂，要医生赶快诊治。经医生检查，认定必须截肢。萧克立即将晏福生转送红四方面军卫生部所在地山丹县，请以“一刀准”而闻名的卫生部部长苏井观为其手术。
10月下旬，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率第五、第九、第三十军共2．1万余人西渡黄河。11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正式授予河西部队西路军称号。晏福生伤口还没愈合，便奉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的命令，担任了警卫团的政治委员。
由于种种原因，西路军在绝对优势的敌人面前，经过4个多月的浴血奋战，虽歼敌约2万人，而自身也几乎全军覆灭，余部700多人进入新疆地区。这期间，被敌人打散与部队失去联系的晏福生和几位干部战士困在祁连山数日，弹尽粮绝。
历经艰险，晏福生终于在1937年3月底到了镇原，见到了三十一军军长萧克。再一次意外重逢，两人三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不久，晏福生到了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生产英雄
独臂参加南泥湾大生产，两次被评为“生产英雄”，毛泽东亲笔题词赞扬晏福生。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政府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晏福生一面与团里其他领导一起给各个单位明确任务、制定规划，一面深入生产第一线，做宣传鼓动工作，还经常挥着伤臂亲自参加开荒种地。看到开荒第一线人手比较紧张，他就在勤杂人员身上琢磨开了。他想，开荒和打仗一样，要尽量减少非战斗人员。晏福生先做自己警卫员的工作，要求警卫员凡是不外出执行任务，一律要参加开荒。警卫员考虑到晏政委的安全，加之他又失去一臂，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困难，因此一开始不愿意。但是，晏福生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告诉警卫员，现在不是在敌占区，安全问题不那么突出，而一线的同志们很辛苦，任务很重，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晏福生还让自己的妻子马忆湘帮助他做警卫员的工作。马忆湘知道丈夫的脾气，也极力支持他，自己承担了全部家务，把公务员也抽出来参加生产。在晏福生的带动下，全团上下纷纷响应，大部分勤杂人员都安排了生产任务。各级领导也都亲自参加开荒。这一来，光是警卫员、通信员、文书等，开荒第一线就增加了三四十人，一天下来，全团就多开荒地二三十亩。
直接抡镐头开荒，晏福生无能为力，但他在做好思想发动以及组织协调工作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地找别的活儿干。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三连干部战士就在连长的带领下上山了。到了预定作业地点一看，荒地上的枣刺、藤条、茅草都不见了，大家都很纳闷，连队的干部战士都在，是谁帮我们干了这活儿？战士们环顾四周，忽然看到不远处的山坳中飘起一股浓烟，好奇的战士们都往起火的方向跑去，透过烟雾，看到两个人正在来回奔跑着引火，其中一人一只空荡荡的袖筒在晨曦中随风飘舞。
“是晏政委！”连长这才想起还忘了两个客人———昨天晚上，晏政委带着警卫员来连里了解生产情况，由于太晚了没有回团部，就住在连里。大家呼喊着跑过去，将晏政委围住，三连长夺过他手中的捅火棍子，感动地说：“晏政委，你昨晚为开荒的事和我们商量到了很晚，结果我们还回去睡了一会儿，你却跑到山上来帮我们做准备工作，看你眼睛都熬红了。”“没有的事，是让烟熏火烤的。”
晏福生三连长不容晏福生再说什么，上前推着要他回去睡一会儿。晏福生指着火堆惬意地对战士们说：“看你们连长，我当不了壮劳力，放把火烧烧荒还顶一个人嘛，再说没有我提前烧荒，你们得窝工嘛。”
连长赶忙检讨自己的工作计划不周，硬是推着晏福生离开了山坳。晏福生回营地后，并没去睡觉，他让警卫员回团部告诉团长一声，他想再在三连待两天，深入了解一下生产进度以及战士们的思想情况，并嘱咐警卫员回去抓紧时间开荒。送走了警卫员，晏福生还是没有去休息，而是走进了伙房，操起扁担去挑水。挑满缸后，正赶上锅里的水烧开了，于是他又挑起开水桶给山上的同志们送水。三连的干部战士深受感动，干劲更足，成了全团的开荒先进连。播种了，禾苗出土了，晏福生寻思着：锄地比挖地要轻松得多，不能握大锄头，何不打一把小锄头？
于是，他亲自掌钳，指导打铁的战士锻打了一把小锄头，随身携带，走到哪里干到哪里。同志们都亲切地称这把锄头为“晏氏”锄头。
汗水浇出丰硕果。当年，七一七团的生产成绩名列全旅、全边区之首，晏福生被推选为生产英雄。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对他们在生产运动中做出的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42年12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毛泽东在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时，称赞三五九旅是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不仅在政治上与军事上起了保卫边区的作用，而且解决了大量的财政供给问题，并为三五九旅颁发了“发展经济的先锋”的锦旗。边区政府还奖励了22名生产英雄，晏福生名列第三。
为了推动大生产运动，毛泽东主席亲笔给生产英雄题写奖状，给三五九旅的题词是：“既要勇敢，又要机智，二者缺一不可。”给王震的题词是：“以身作则。”给晏福生的题词是：“坚持执行屯田政策。”
晏福生是一把火，走到哪里，哪里的生产就热火朝天，硕果累累。高干会后，他被调到警备第一旅当副政委，负责警一旅的大生产，很快取得丰硕成果。
经历文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成为林彪的死党。黄永胜对上一向阳奉阴违、见风使舵，对下独断专行。对于他的这些问题，作为广州军区党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的晏福生，曾多次在党内当面对黄永胜提出过批评。晏福生正直的行为触到了黄永胜的痛处，他把晏福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运动一来，他就密令爪牙对晏福生立案。
1968年5月，黄永胜在还没有找到晏福生所谓的“罪行”材料时，就决定下手了。但是他暂时还不能把晏福生怎么样，于是先密谋把晏福生的妻子马忆湘抓起来，罪名是“写黑书吹捧贺龙”，妄图从马忆湘的身上挖出整晏福生的黑材料。
原来，马忆湘13岁时因忍受不了当童养媳的苦难，跑到贺龙的部队当了红军。60年代初，党为了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号召老同志写回忆文章。马忆湘响应党的号召，以自己当红军前后的经历为素材，写出了长篇小说《朝阳花》，出版后很受青少年欢迎，一版再版印了80多万册。而黄永胜却叫嚷说：“坏书坏书，彻头彻尾的坏书！”
马忆湘被带走了，晏福生无能为力，他用左手紧紧握着妻子纤细的手，千言万语凝聚成四个字：“我等着你！”马忆湘深深理解这四个字中所包含的信任和鼓励。
黄永胜本想从马忆湘嘴里得到一些整晏福生的黑材料，不料却碰了一鼻子灰，于是气急败坏地嚷道：“把晏福生也关起来！”黄永胜的手下干将们惧怕晏福生的凛然正气，不敢硬干，只好谎称开常委会，请晏福生参加，以此把他从家中骗了出来，而且不让带警卫员和秘书。晏福生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但是，他心地坦荡，毫不畏惧地跟着来人走了。
晏福生随来人刚走到办公楼门口，黄永胜手下的一员干将就说：“晏书记，党委决定让你参加学习班。”在那个年月，“学习班”就是隔离审查的代名词。晏福生冷冷地说：“学习可以，我回去拿点东西。”“不用了，学习班什么都有。”说话间，一辆黑色小轿车开来，他们把晏福生推上车子，关上门，放下窗帘，飞驰而去。车子七拐八转，不知开到什么地方停了下来，晏福生被送进一间九平方米的小屋里。屋内一张单人木床，一张二屉桌，一把木椅，一盏100瓦的大灯泡高高悬在顶棚上，大白天还放着刺眼的光。晏福生被逮捕了，他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半年前，黄永胜发了迹，被林彪点名提升为总参谋长。赴任前，他派人将晏福生叫到办公室。一进门，就听黄永胜“嘿嘿”狞笑几声，讽刺地说：“怎么样，我的监委书记，冷板凳有味吗？”晏福生瞪了黄永胜一眼，没有理他。黄永胜又说：“我要走了，知道吗？”晏福生的鼻翼重重地翕动了一下，“哼”了一声。
在晏福生的眼里，黄永胜只是个势利小人，不足挂齿。黄永胜听惯了恭维话，这几天，得知他又荣升总参谋长后，送礼、说好话的人更是踏破了门槛，看到面前的晏福生却依旧蔑视他，黄永胜不禁暴跳如雷，忽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跳到晏福生面前大声吼道：“晏福生，你这个家伙好毒辣、好阴险，你怎么总跟老子过不去！”
黄永胜两眼怒视着晏福生，想知道他的反应，但他看到的还是对方蔑视的目光。黄永胜又气又怕，他知道，作为监委书记的晏福生手中掌握了不少别人检举自己所做坏事的材料。他担心的是，晏福生会揪出他的狐狸尾巴。于是，黄永胜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只得恨恨地嘟囔道：“你原则性强，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说完又狞笑了两声，摆摆手让晏福生走。晏福生站起身，冷冷地说了一句颇有预见性的话：“我也奉劝你一句，别高兴得太早了！”说罢拂袖而去。
晏福生被关押后，白天晚上在大灯泡下烘烤，再加上车轮战式的逼供，他人瘦了，视力急剧下降。但不管黄永胜的人如何逼他、折磨他，他没有说过一句违心的话。
1969年10月，马忆湘因心脏病时常发作而被释放回家，晏福生也由“特号”移到大监狱，放风时可以散散步。马忆湘回家后想知道丈夫的下落，到处探问，却没人敢说。她想，丈夫一定关在军区监狱，要想探监，他们不给她机会。她于是灵机一动，便经常地到与军区监狱一墙之隔的一五七医院，以看病为名站在围墙下扯着嗓子喊：“有没有鸡蛋，多少钱一斤？”一次、两次，高墙内始终没有反应。马忆湘痛不欲生。后来，她又得知劳改犯正在挖塘泥，心想，晏福生是独臂人，挖泥不行，担泥还凑合。于是偷偷钻进山坡上的树丛中察看，仍没有看到丈夫的身影，只好怏怏离去。
原来，晏福生被移到大监狱不久，林彪为显示他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发出所谓的“一号令”，要求全党、全国、全军开始进行紧急战备。于是晏福生从广州军区监狱移送到湖南耒阳监禁。这些，马忆湘全蒙在鼓里。
1970年11月，黄永胜下令把同晏福生一起在安源煤矿共过事的十多位70多岁的老工人骗到株洲关起来，强迫他们交待所谓晏福生叛变自首的问题。老工人们都说没有这回事。黄永胜的人骗他们说晏福生自己都交待了。老工人们气愤地责问说：“那还问我们干啥？他交待了你们就问他去，反正我们没看见！”黄永胜的爪牙火了：“你们不交待晏福生叛变自首的问题，一辈子也不准回家！”老工人们说：“只要你们管饭吃，不回去倒给家里省了一份口粮。”黄永胜的人讨了个没趣，只好草草收场。
黄永胜的干将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拿来一张晏福生在延安时期的照片，在照片前放上四根黑色小木棍，再加以翻拍，然后让人带着这张“艺术”照，到洞庭湖劳改农场，找到一个80多岁的老叛徒作伪证。面对伪证，晏福生义正辞严地质问：“你们还像共产党人办事吗？我从没被捕过，哪来坐监狱的照片！”黄永胜得知从政治上一时半会儿整不死晏福生，就指令手下从生活上折磨、虐待他，让他担水、担粪，进行重体力劳动。干活儿，对晏福生这个从小当长工、矿工的人来说不算什么，但此时他已经60多岁，且失去右臂，加上长期牢狱生活的折磨，别说担东西，就是空手走路爬坡，也都力不从心了。不过，乐观的晏福生却把折磨看成是锻炼身体和意志的事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林彪折戟沉沙后，黄永胜再也跳不起来了，真应验了晏福生当初的那句话。1980年深秋，早已获得自由的晏福生和马忆湘终于看到了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电视实况转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