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先，原总参谋部某部副部长，副兵团级。参加过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1984年4月离休。
我今年102岁了，是一个有着81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从12岁参加红军起，我跟着党一走就是一辈子。参加红军，亲历长征，这些都是我一辈子的光荣和宝贵财富，让我信念永驻。可以说，我这一生是跟党走的一生，也是奋斗的一生，幸福的一生！
1918年9月，我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石板冲乡。小时候家里很穷，当过放牛娃。12岁那年，一支红军部队在我家乡活动，受一位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影响，我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6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革命之初，我的主要任务是给党组织送信，地下党的同志开会时负责放哨，做一些外围工作。后来部队转移时，村里不少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跟着部队走了，上了前线。我也想参加红军，但部队嫌我年纪太小，说我还没有一支步枪高，让我回家。但我坚决不回去，我知道红军是穷苦人民的队伍，只有跟着党走，跟着红军走，才有希望。
就这样，我一直跟在红军队伍的后面，经历了很多次战斗，最后红军终于把我收到了队伍里。从跟随红军的第一天起，我就打定主意，要永远跟着这支部队走，无论遇到多大的危险和困难，永远不掉队、不叛变、不投降。
后来，我跟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在长征路上，我们三过雪山草地，一方面要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另一方面还要应对残酷恶劣的自然环境。吃过草根、啃过树皮，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难险阻。有一次，我们在冰天雪地的山区行军，40多天没有见到一粒粮食，饿得快撑不住了。战士们脚上穿的是稻草编的鞋，一进山里头草鞋都被磨烂了，好多同志就把牛皮割一块绑在脚上行走，有的同志什么也没有，只能光着脚走。一次碰到敌人袭击，我赤着脚走在布满荆棘、尖石的山路上，摆脱敌人追击后，我的双脚已经被扎得鲜血直流。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身边的战友没有一个人当逃兵，大家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勇敢面对一切困难和牺牲，一次次投入战斗，一次次冲锋陷阵，这种舍生忘死、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对我这个刚参加革命的小红军来说，真是刻骨铭心。
在一次摆脱敌人袭击的撤退中，我亲眼看到两个同志搀扶着一名战友撤退，被搀扶的同志一边跑一边撕本子往嘴里塞，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有人告诉我，他是怕密码本落到敌人手里，所以才用这种方式保护机密。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这个“吃”本子的人就是电台侦察工作创始人之一蔡威同志。正是他带领电台的同志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破译敌军密码方面屡建奇功。而在长征即将胜利之时，他却因为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年仅29岁。徐向前元帅曾高度赞扬他鞠躬尽瘁的一生，誉之为“无名英雄”。
在长征途中，我边行军边跟着班长学识字、学文化，由于好学，我进步很快。后来，组织上送我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学习无线电技术。当时，工作条件非常简陋，但是，没有条件我们就创造条件，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由于物资匮乏，电台用的电池很稀缺，我们就把用完报废的旧电池的锌皮扒了，再装上一些盐，放进一个桶里用盐水泡上，早晨泡上，晚上就可以重新用一阵子。在没有汽油、柴油的情况下，我们用提炼猪油、牛油的土办法，让发电机运转起来。
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们被敌人埋伏袭击，当时我脖子上挂了两块干电池，我摔倒在三四米深的土沟里，这两块电池不见了，黑暗中我到处摸索寻找电池，摸到了摔下去的牲口，掉下去的粮食、器材等，但除了电池，我什么东西都不要。我知道电池是我的武器，是我的生命，一定得摸到它，后来我终于找回了电池。
1936年至1937年，我跟随西路军打到新疆。1938年初，从新疆回到延安，并由前线调到后方的军委二局工作。开始一段时间，我很不适应，老想上前线参加战斗，就找到二局局长，请求他把我调回前线。局长说：“前线需要人，后方同样需要人。你是共产党员吧？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组织安排。”我一听，二话没说就留了下来，在新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干了一辈子。此后，我随军委二局参加过多次战役，始终在党的领导下战斗在第一线，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正是有了对党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政治品格，我们每次都能在关键时刻破译出重要情报，发挥关键作用。在电台侦察这个特殊的战场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苦练技术、提高本领，才能技高一筹、战胜敌人。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日夜监控敌台，掌握了敌方联络的波长、时间、声音和手法，即使敌人把波长换了，我们也能迅速知道他们是哪个报务员发的报。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军委想要得到哪儿的情报，我们就想尽办法截获哪儿的情报。
1941年，我和另外两名同志临时承担一项破解敌军行动部署和作战方案的重大任务。当时敌台离我们很远，声音小、干扰大，侦收条件相当恶劣。我们就自己改装机器，架设天线，最终成功截获了多份十分重要的情报，为赢得战争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
1949年初，我们部队正准备攻打驻扎在天津的国民党军队，一天值班时，我突然听到敌军一个电台里说：“共军司令部驻在杨柳青，房顶上放了一块镜子，明天一早去轰炸。”我们觉得这个情报十分重要，就对这个电台进行分析研究，确认这是敌人的一个潜伏台，平时深藏不露，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对外联络。我们马上向上级报告，当晚前指司令部就撤离了驻地。第二天，敌机果然把那个小村庄炸成了一片废墟，而我们却没有一人伤亡。
新中国成立后，我一直在军委三部工作，参加过解放海南岛的战役，负责信息收集工作。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为前指决策指挥提供了全面、及时、准确的情报。庆功会上，前指司令员邓华高度肯定我们的工作，他说：“解放海南岛，你们立了头功。”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多次高度赞扬电台侦察工作，称有了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战斗胜利后，我深感自己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文化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对知识的渴求十分迫切，经常是一边完成领导布置的工作任务，一边加班加点学习文化知识，后来我考入解放军政治学院上了三年学。
1984年离休后，我一直坚持每天收看《新闻联播》，每天读书看报，及时倾听党的声音，了解国际国内形势，我的读书笔记和剪报加起来有十几大本，有半个多人高。近些年，我利用闲暇时间，经常到部队、学校给年轻官兵和学生讲革命传统，用我长征的那段艰苦岁月的经历，教导年轻人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作贡献。
现在，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军队越来越强大。但是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党的宗旨都永远不能忘，人民军队的革命本色永远不能丢。希望年轻一代不断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走好新的长征路。（祝建伟 整理）
（摘自2019年第4期《党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