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习近平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天安门举行，步履铿锵，铁流滚滚，长鹰列阵；国共两党抗战老兵同车受阅，数十位外国政要登台观礼。中国，世界的中心；北京，瞩目的焦点。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习近平主席振臂高呼的话语震天动地、回响寰宇。我们纪念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不忘那段屈辱的历史，不忘那段苦难的辉煌；我们纪念胜利，是为了珍爱和平，让和平阳光永远普照大地！
抗战的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
习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现在西方史学界一谈起二战，脑中浮现的就是苏德战场的惨烈、诺曼底登陆的激烈、太平洋战场的悲烈，而鲜谈中国战场的壮烈。即便谈起中国战场时，又强调置日本法西斯于死命的美国那两颗原子弹和苏联出兵远东的意义，而鲜谈中国军队14年抗战的决定性意义。历史无可争辩地证明，中国人民为战胜日本法西斯、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也抹杀不了的历史结论。身为中国人，我们为中华民族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中所做出的贡献，感到骄傲和自豪。
了解二战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抗战，使日本陆军的主力深陷中国战场，无法实施“北进”计划，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的致命危险。在卫国战争最危急的时候，苏联先后从远东地区抽调54万兵力、5000多门火炮、3300多辆坦克，大大加强了西线对徳作战力量。斯大林曾谈到，“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中国抗战还迟滞了日本的“南进”步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主力有35个师团被牵制在中国战场，派往太平洋战场的仅10个师团。罗斯福总统曾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你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丘吉尔说：“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
中国抗战从九一八事变起到日本投降长达14年，中国在对日作战中起到了主力军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军队在1938年抗击了日本海外陆军主力的9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在1942年抗击了日本海外陆军主力的64%；1945年日本战败时，向中国投降的日军人数达128.3万（不含关东军），是日本海外各战场中投降人数最多的。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抗战中取得了辉煌战果，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民共毙伤俘日军155万余人，自身伤亡3500万人，而苏军在远东战役中伤亡3.2万余人，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伤亡32万余人。日本历史学家伊豆公夫也承认：“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投降，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绵延14年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军民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军。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容置疑。共产党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性地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力量凝聚问题；提出并贯彻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创造性地解决了以弱胜强的战争方略问题，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树立了民族民主的旗帜，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承担了最困难的战略任务。整个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抗战结束，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
对于那些当年亲身经历中国革命实践，或者认真研究过中国历史的人来说，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力都高度赞扬。1942年2月24日，斯诺在回答罗斯福时说：“蒋介石是个独裁者，他很聪明，但又无能，他不知道中国人民需要什么，不知道怎么为人民办事。这一点和毛泽东大不相同。你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了一大半，不能赢得绝大多数的民心就很难统治中国。”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则指出：“在他们从1934年到1947年作为活动中心的遥远西北边陲根据地延安，共产党人在毛泽东领导下，制定了一系列改造中国的思想和计划，同时广泛寻求群众的拥护。共产党的游击队牵制了上百万日军，而自己从未被消灭。”
国民党中的抗战将士同样是民族英雄，应该得到全民族的尊重。抗战期间，国民党军共进行大规模会战22次、重要战斗1000余次，伤亡320余万人，旅以上将领牺牲189人。特别是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在松山发起反攻，由于日军松山工事异常坚固，且不断以攻势防御战术反复逆袭，战事进展极为艰难。中国远征军第8军指挥部遂决定，由军工兵营及师属工兵连四五百人，经过近17天坑道施工，挖掘两条暗道直通松山主峰腹部。将3000公斤TNT炸药填入日军子高地堡垒底部，以“人造火山”式的大爆破，颠覆松山阵地“锁钥”部，撕开了日军松山防御体系的口子。此役敌我双方伤亡比例高达1∶5，可谓惨烈。2002年，郭汝瑰、黄玉章在其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作战史》中，充分肯定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的价值，认为这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唯一获得彻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作战”。
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将士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都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女！抗日战争也不是哪一党哪一派的胜利，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
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1938年和1939年，日军在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发起“北进尝试”，均遭惨败。张鼓峰事件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的石原莞尔说：“此次张鼓峰事件，苏联所持以威胁日本者，则以日本对华用兵故；日本忍辱屈服于苏联者，亦以日本对华用兵故。”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为日本提供了北进的新时机。但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认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
中国军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应盟国之邀，出兵缅甸对日作战。1942年2月，中国远征军3个军10万人入缅作战，沉重打击了日军，使其无力西进。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给予中国以巨大的支援。苏联在战争前三年提供贷款2.5亿美元和大量武器装备，并直接派遣空军志愿队约2000人参加对日作战，其中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等200余名飞行员牺牲在中国战场。美国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在抗日空战历史上写下了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篇章。朝鲜金日成将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创建抗日游击队，在东北抗联中有许多朝鲜志士与中国军民并肩战斗。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1938年从苏联到达延安，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朝夕相处，共商反法西斯大计。胡志明虽然比周恩来年长八岁，却尊敬地称周恩来为“恩哥”，一直保持着战友情谊。抗战空前惨烈，胜利来之不易，我们要牢记3500万人血肉之躯换来的惨痛经验
习主席指出：“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抗战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国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回首70多年前3500万人血肉之躯换来的惨痛经验，依然让我们荡气回肠。
团结才能御侮，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之基。
中华民族近代史为何如此屈辱羸弱，除了制度的原因之外，就是民众如一盘散沙。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的文章中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 国民“一盘散沙”。民众不知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国破未必家亡，只是更换王朝姓氏而已。国家缺乏有效的政治组织力、号召力。
唯抗日战争，海内外炎黄子孙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不分党派、不分信仰，同仇敌忾，共御外侮。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觉醒，是中华民族命运的绝地重生。中华民族出现如此转折，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安事变的关键时刻，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最后到“联蒋抗日”，何等的胸怀!若不是共产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不动摇，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策略，又联合又斗争，中华民族将再次重蹈分裂覆辙，万劫不复。
抗日战争需要中流砥柱，共产党应时而为。
回溯历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历经耻辱。100年间，中国对外签订条约1100多个，绝大多数是不平等条约。梁启超曾激愤地说：“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之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虽然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掀起此起彼伏的反帝斗争，但中国人民始终未能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苦难深重的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越陷越深。
唯有抗日战争，逐渐成长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夺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性问题，表现出无可比拟的战略运筹能力、奋斗牺牲精神和强大的凝聚力，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坚决反对投降。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一人向日军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毛泽东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曾经疾呼，“如果有人认为只要和重庆能够谈判成功，就可以解决中国事变，那是很大的错误。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
正确的战略指导，是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仅4个月零18天，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七七事变后，面对日寇的长驱直入和国内的亡国论调，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从分析中日双方战争的基本特点出发，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系统提出了全国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成为指导全国抗战的伟大纲领和行动指南，极大地增强了全民族战胜侵略者的信心，对指导抗击日寇起着重要作用。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指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他形象地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当天，美国的一家报纸评论说：“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泽东一直是正确的。”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之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
卢沟桥事变后的一个多月，蒋介石在谈到国民党军队抗战的要诀时说：敌人的利器是飞机、大炮、战车；我们的利器是高垒厚壁。毛泽东坚信：对付强敌，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侵华日军在《剿共指南》中写道：“中共的游击战术的本质，是秘密地将多数民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整体，与民众一起进行顽强的战斗。也就是说，敌人的武装力量不仅是正规部队，其周围还有层层的民兵及其拥护者。……形成难以分清敌军与民众、敌方和我方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呈现出与正规战完全不同的局面。”
八路军指挥员马本斋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日寇为了迫使马本斋投降，抓走马母当人质。马母被捕后始终严辞拒绝写劝降信，在绝食七天后以身殉国。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最后，她的6位亲人全部战死沙场。在抗战期间，宋庆龄在香港邀请中外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以陈嘉庚为代表的爱国华侨踊跃参战、支前，海外侨胞共计捐款13.2亿多元，侨汇高达96亿元。新疆各族民众从1937年9月至1943年，先后捐献白银428万两，可买154架飞机。台湾人民除在岛内坚持进行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外，还直接奔赴大陆，参加对日作战。
伟大的民族精神，是抗战胜利之魂。
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绝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民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
八路军战士马宝玉等5人为掩护主力安全转移，将日军吸引到狼牙山，子弹、手榴弹全部用光了，就用石头砸，最后英勇跳崖。抗联的8名女战士，在掩护主力撤退后被敌人包围，她们不甘被俘，手挽着手沉入乌斯浑河。淞沪抗战中，率第五军增援淞沪抗战的张治中在阵前发布《告全军将士书》，寄语将士们“人人抱必死之心，以救国家，以救民族。假如日军犹有一兵一卒留我国内，我们的责任即未完成；反之，我们如尚有一兵一卒，必与日军拼命到底！”在襄东战役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亲赴前线指挥，身遭数处重创，仍高呼杀敌……这一句句血写的誓言，这一幕幕英雄壮举，正是我们民族之魂骄傲的展现。以史为鉴，警惕高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坚定维护世界和平
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我们要以史为鉴，坚定维护世界和平。正如习主席在讲话中强调：“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是我们对当年为维护人类自由、正义、和平而牺牲的英灵、对惨遭屠杀的无辜亡灵的最好纪念。”
要坚定维护来之不易的二战胜利果实，决不允许开历史倒车。
何为胜利果实？
习主席在讲话中指出：“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 1945年4月至6月，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和大国尊严。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认为：“由于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国家的卷入，中国从一个软弱的战争牺牲者，转化为一个世界大国，一个确立稳定、和平局面的伙伴。”
《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确立的一系列国际法原则，是战后对日处理的根本依据。主要是：公开审判与严惩罪大恶极的战犯，伸张国际正义，铲除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铲除导致世界空前惨祸的日本军国主义政治体系；废除日本军队，彻底解除日本武装，剥夺日本对外战争权；严格限定日本领土范围，日本归还所有窃取的包括东北地区、台湾、澎湖群岛等在内的一切中国领土，恢复朝鲜自由与独立。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果实和战后国际秩序，决不允许开历史倒车，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当今世界有人企图为二战翻案，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绝不会答应！
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使勇敢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
习主席强调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
抗战胜利本质上是精神层面的胜利，文化层面的胜利。要做好精神准备，大力培育全民的血性，要把勇敢精神作为我们国家精神价值的关键指标，使勇敢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使敌人在千里之外、万里之外就闻风丧胆。
东北抗联领导人杨靖宇在战斗牺牲后，敌人剖开他的腹部，发现胃中只有草、棉絮和树皮。他陷入绝境后，日军派叛徒向他劝降，他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句话至今在天地间回响，惊天地泣鬼神。日军头目岸谷隆一郎目睹杨靖宇牺牲一幕，流了眼泪，长时间默默无语。史料载，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一天之内，苍老了许多”。此后，岸谷隆一郎穷毕生精力研究中国抗日将士的心理。研究越深入，他内心受到的折磨越大。最后，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后自杀。他在遗嘱中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
要高度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开罗宣言》强调，日本军队必须完全解除武装。根据这一精神，战后盟军占领期间为日本制定了新《日本国宪法》。日本不满宪法约束，力图重建武装力量的声音迅速高涨。1948年5月，日本以扫雷需要为借口，成立海上保安厅，编成1万多人，成建制地保留下来一支旧海军。1954年6月9日，日本政府颁布“防卫二法”，即《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将保安队改为拥有陆海空三军的自卫队。上世纪90年代之后至今，日本自卫队开始积极参与海外军事行动，通过扩大解释或另立新法实质性突破集体自卫权禁区，配合美军行动，并将完全废止《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彻底排除发动对外战争的法律障碍，作为最终目标。
研究日本的历史不难发现，日本是一个没有哲学底蕴的国家，它只有单一的神道，和由此派生出来的武士道，因此它有思想家、文学家，但始终没有哲学家，更不可能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战略家。这就是它在战略上一再失算的原因所在。毛泽东指出，日本是没有哲学的。战略要有全局观，日本则特别看重局部。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打赢了每一场战役(太平洋战争后期除外)，可是输掉了整个战争。它太看重胜负，于是只有小胜，没有全胜。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深陷持久战的泥淖，难以脱身，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整个战争运作完全是一种盲动、无序而为。从日本当时的实力来看，打一场战争都很难取胜，却硬要同时打几场战争，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是最为典型的战略无知、战略败笔。
日本是一个没有战略家、却盛产阴谋家的民族。20世纪30年代前后，从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万宝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变，从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1935年“张北事件”、1936年的“丰台事件”，到1937年“七七”事变，再到1941年的“偷袭珍珠港”，日本一直在通过不断地制造危机和利用危机。谁又敢肯定，日本不会再制造下一个“珍珠港”？
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有军国主义侵略犯罪前科的国家，一个对历史罪行不知反省、拒不忏悔的国家，一个惯于隐忍、心怀仇恨的国家，一个无视历史教训和国际行为准则的国家，姑息养奸，助纣为虐，不仅是政治道德的堕落，也是对历史教训的无知。遏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维护国际正义，维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同盟国的神圣义务，是当前国际社会刻不容缓的共同责任。
时刻准备着，提高警惕，常备不懈，历史最终会感谢中国人民的战略敏锐和先知先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