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电波》是人们熟悉的一部经典电影。凡是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为主人公李侠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在极其危险艰苦的条件下，李侠的机智、勇敢和坚毅，给后人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拨开历史的迷雾，电影中的李侠的确有原型人物——他就是中共地下党员、长期在秘密战线从事通讯工作的李白。李白早期曾参加过秋收起义、红军长征，后因精通无线电通讯，被党组织派到上海、浙江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5月7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英勇就义，年仅39岁。他用生命之光，践行了自己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照亮了黎明前的黑暗。
“电台重于生命”
李白，湖南浏阳人。原名李华初，后改名李朴，曾化名李霞、李静安。1925年，他年仅15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成为红四军的一名战士。1931年6月，在瑞金参加红军通信学校第二期电讯班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毕业后，他调任红五军团红十三军无线电队政委，从此与党的无线电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在任政委期间，他以红军纪律严格要求无线电队的干部战士，使这支由国民党起义军改编而成的红军队伍，成了一支屡建奇功的技术劲旅。在第四次反“围剿”一次战斗中，当红五军团被敌人重兵围困于枫山坡时，他冒着生命危险率领部队奋力保护电台，并用电台及时将敌情报告给红军总部。红一、三军团的援军迅速赶到，前线形势发生逆转，敌人被打得溃不成军，四处逃窜。他因此受到总部的嘉奖。
红军长征开始后，李白任红五军团无线电分队政委。当时，电台被誉为“千里眼”“顺风耳”，是红五军团与红军总部联络的主要通讯工具。没有了电台，部队就会失去联络。在这种情况下，李白更加强调保护电台的重要性，提出“电台重于生命”的口号，并将这句话作为一生努力践行的座右铭。为了保证电台联络畅通，每次行军，他总是跑前跑后照顾部队和电台。他有时组织无线电队的战士将发报机搬上悬崖，有时同战士一起抬发电机。
为了保护电台，李白总是奋不顾身，冲在第一线。有一次，当部队行军至广西的一个山村休息时，恰好碰到敌人在附近山头用机枪扫射袭扰。由于担心电台受损害，他先让队长周维带领部队和电台出村。而他却跑到山脚下，带领一部分红军战士向敌人扫射。直到电台安全转移到指定地点，他才撤离。听说电台很安全，他把袖子一卷，又去修发电机了，一刻也不闲着。
虽然竭尽全力保护电台，但由于缺乏汽油和零件，在过草地时，电台还是出了问题，无法正常工作。李白和无线电队的干部战士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听说酒精可以代替汽油发电，他四处寻找，终于找到汽油的代用品——酒，使发电机得以开动发电。当干电池没电时，他又和几个战士一起实验，在干电池上钉几个眼，泡在盐水里，可以使干电池继续使用一个小时左右。有一次，发报机上有一个真空管失效了，正好有一封紧急电报亟待发出，几个报务员急得团团转。李白反复实验，拔了收报机上的一个真空管，插在发报机上，才把紧急电报及时发出。
在保证电台安全的同时，李白还十分关心战友的安危。当时，红五军团无线电分队有100多人，其中有七八十人抬着各种机器和物资，包括发报机、发电机、内燃机、蓄电瓶和汽油等。除了长途跋涉的行军之外，部队还要利用休息的间隙架线、整理机器、收发电报。有时电报还没有发完，部队又要行动，不得片刻休息。李白与战士们一样坚持徒步行军。上级给了他一匹马，他从来不骑，主要用来驮机器或给病号骑。为了减轻战士们的负担，他经常抬机器，以替换疲劳的战士。收发电报时，他同报务员一样，轮流值班。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会师后不久，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行动。红五军团担负左路军前卫任务。李白及其领导的无线电队也随左路军行动。有一次，红军行军至四川芦山，他劳累病倒，连日高烧，浑身乏力，战士们要送他去治疗，他坚决不同意，说：“我离不开电台，也离不开你们。特别是现在，我更一步也离不开呵！革命这些年了，什么苦我都能吃，这点病又算得了什么呢？”
尽管险情不断，历经曲折，但由于李白十分注意保护电台，视电台重于生命，并且他能够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共渡难关，他领导的无线电队每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务，在长征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的成绩也得到党中央的肯定。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任红四军电台台长。
奋战在凌晨时分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敌我形势错综复杂。为了详细了解敌情，党中央决定派李白前往上海从事党的秘密通讯工作。1937年10月，李白到达上海，开始长期的潜伏工作。其间，为了掩护身份，他化名李霞。由于当时身处租界闹区，并且电台收发报时，有灯光和电键的声音，电波感应甚至会导致附近居民的电灯忽明忽暗。为了减轻对周边的影响，避免被敌人发现，党组织派精通无线电通讯的地下党员涂作潮对电台进行改造，将发报机的功率由原来的75瓦降低到30瓦。在这种情况下，要将情报从上海传递到遥远的延安，谈何容易。为了解决这一困难，他们经过反复实验，发现只有在深夜零点时分，夜深人静的时候，收发电报效果最好。这样既可以避免房外嘈杂的声音，也不容易被发现。鉴于此，为了安全地将情报发给延安，李白通常都会选择在凌晨零点至四点这一时间段发报。发报前，他会把25瓦的灯泡换成5瓦的灯泡，并用一块黑布包在灯泡外面遮住光线。然后，用一个小纸片贴在电键接触点上，减轻电键声。而延安方面的电台也按照这一规律，在午夜时分静候。零点一到，李白向延安发出信号。延安方面的电台在收到信号后，也会发来呼号进行回应。这样一来，上海和延安之间就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
为了保证“空中桥梁”畅通，延安党中央电台还专门派人负责同上海电台联络。时任党中央电台2分队报务主任的袁以辉，主要负责同李白联络。他说：“那时，我每天盼望零点快点到来。因为零点一到是我同上海李白同志通信的时间。当我戴上耳机一听，好啊！准时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微弱的信号。对方呼叫后，问我电台有报没有，情况怎样，要求回答。我聚精会神地接收那微弱的信号，眼睛紧盯着抄报纸，迅速地录着。我们一投入工作，就很紧张，常常是时间过了多久了，都不清楚，外面发生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当我收完电报一看，已经通报好几个小时了。”由于电报比较多，有时收发报会延长到黎明。考虑到李白在上海是秘密收发报，门窗关闭，分不出白天黑夜，因此，袁以辉在发报结束时，经常会说：“李白同志，天已微明，再见！”然后，李白也回答：“再见！”他们通过这种紧张的工作，保证了上海和延安的“空中桥梁”畅通无阻。
1939年，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怀疑，上海党组织让李白与中共党员、绸厂青年女工裘慧英假扮夫妻，共同担负保护电台和发报任务。李白和裘慧英配合十分默契。每天凌晨零点到四点期间，当李白聚精会神地向延安发报时，裘慧英总是警惕地注意着周围的情况。一有异常情况，就立即中断发报。有时，他们还假借一起散步的名义，将一些情报送到附近交通站。在共同的战斗和生活中，两人彼此爱慕，产生了纯洁的爱情，1940年经过党组织同意，他们结为真正的夫妻。在他们共同的守护下，党在上海的电台将许多情报源源不断地发报给延安。
在这期间，为掩护身份，党组织在上海威海卫路338号开设了一家福声无线电公司，涂作潮当“老板”，李白当“账房先生”。白天他们对外营业，负责维修收音机。晚上，李白抽时间向涂作潮学习电台的组装和修理。一到凌晨时分，继续坚持用电台与延安通报。裘慧英在旁边望风。经过不断摸索和学习，李白的无线电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他不仅能够在电波微弱的情况下娴熟地收发报，还能够熟练地组装和修理电台。
与敌斗智斗勇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为了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及时告知广大民众，延安党中央电台不断呼叫各地电台，告诉他们党中央有重要电报，请他们抄收。敌人已经掌握了延安和上海的通报时间是在凌晨零点到四点之间这个规律，就在这一时间段采取集中干扰措施，所以上海电台一时无法收到延安的呼叫，形势十分紧急。在这种情况下，延安党中央电台决定在零点时刻暂时关闭电台，采取无线电静默措施，以躲开敌人的干扰。等到敌人疲惫难忍、失去耐心时，再突然打开电台进行发报。负责发报的袁以辉回忆说：“当时针指向两点时，我就向上海电台呼叫，不等他回答，就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和党中央的指示，连续发了两遍。凌晨五点钟，我又连续发了两遍。发完后，我集中精力等待回答。”对于延安这种特殊的处置方式，李白发觉情况异常，但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他静下心来，全神贯注地盯着电台，随时等待延安的消息。等收到延安发来关于皖南事变的消息和党中央的指示之后，为了确保电台安全，他用比平时还微弱的电波进行了回答。由于能够随机应变，李白及时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和党中央的指示传递给上海党组织。这对于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发挥了重要作用，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暂时表面上停止反共。
1942年，为了加强对上海的控制，日伪加紧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形势日趋严峻。为了保护电台安全，李白又降低了电台的功率。即便如此，他的电台位置仍然被日军的无线电雷达测向仪测了出来。为了摆脱敌人追踪，李白除了不断更换住处之外，还与敌人斗智斗勇，不断周旋。
有一天凌晨两点左右，敌人突然到邻居家“查户口”。在旁边放哨的裘慧英紧急通知了正在发报的李白。李白立即把发报机收拾起来，往门外走。待敌人到李白家“查户口”时，李白已经离开家。敌人在李白家搜查一遍，什么也没发现。敌人不甘心，就在附近安排密探进行监视。天亮后，李白提着一个箱子回到家中。附近的暗探以为李白提的是电台，立刻冲上去检查。这让裘慧英也很担心。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了两部收音机。暗探查找一番，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才最终离开。
类似的危险，曾发生过好几次，都被李白机智地化解。但是，随着敌人变本加厉地追踪和抓捕，李白最终还是没能躲过危险。
1942年，在中秋节前的夜晚，当李白正在阁楼紧张发报时，突然有一群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和特务向他的住处冲来。裘慧英赶快跑到阁楼，告诉李白：“敌人来了，赶快收起电台。”见到情况危急，李白迅速发完电报，并向延安电台发了多遍“再见”，表示告别。对于这次不同寻常的“告别”，袁以辉在几十年后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如在眼前。他说：“零点到后不久，我正集中精力抄收上海电台发来的电报时，李白同志突然中途停发，向我拍来‘PSEQRX’（英语缩语，意即：我这里有情况，请你等等）……过了十多分钟，李白同志继续向我发报，发完后，连续来‘PSEGB’（再见），拍了七八次，最后一声拖得特别长。李白同志中途停发时，我的心情就很紧张。此刻，他那声声‘再见’，像把锤子一下比一下更重地敲在我绷紧的心弦上。”
当时情况确实十分危急。李白发完电报后，迅速将发报机拆散藏在一块活动的地板下的空格中。然后，把用于收报的收音机内的两个线圈拔掉，放归原处。刚刚收拾好，敌人就冲进房间，四处乱搜。当他们看到收音机时，拿起来仔细检查了好多遍，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又放回去。这个收音机是李白专门改装的一部特殊收报机，危急时刻，拔掉其中的两个线圈，就同一般的收音机没什么区别。不巧的是，在搜查过程中，一个日本兵正好踩在那块活动的地板上。只听见“咔嚓”一声，地板断了，发报机零件露了出来。看到这些发报机零件，敌人如获至宝，不由分说，立刻将李白和裘慧英捆绑起来，押上汽车，带到日本宪兵队，分别关押在两个牢房里。
在牢房里，敌人对李白和裘慧英用尽各种酷刑，但他们始终坚贞不屈。李白坚称，自己用电台是为帮朋友了解商业行情的，地板下所发现的电台是“私人商业电台”。由于敌人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电台有其他用途，一个月后，裘慧英被释放，李白则被转到了76号汪伪特工总部。在76号魔窟，李白仍然坚称所用电台是私人商业电台，于是该案成了“无头案”。后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李白得以保释。经过监狱酷刑的折磨，他身体十分虚弱，脸色苍白，然而战斗意志丝毫没有削弱。他对妻子说：“敌人打断了我的筋骨，但是没有摧残我的意志。想到敌人对我，对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的残暴，我更感到自己身上的工作责任。”
1944年秋，随着身体日渐恢复，李白根据党组织安排，化名李静安，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公开身份，在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等地活动。其间，他利用国民党的电台向延安发送了大量情报，为我党在战略反攻阶段制定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牺牲在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刻
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党组织的要求，李白和裘慧英秘密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潜伏工作。为了掩护身份，他白天到国民党善后总署救济复兴岛渔业管理处修理渔船电器设备，晚上则在深夜与党中央进行通报联络。为了防止被敌人侦测到电台位置，他几经摸索，甚至将电台功率降到7瓦进行收发报。同时，他不断更换住所。1947年上半年，李白夫妇搬到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三楼。中间的小阁楼，就是李白的工作间。
三大战役期间，特别是淮海战役期间，李白的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张忙碌。他曾将一封封标有“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的情报发往西柏坡的中共中央社会部电台，为党中央和前线指挥员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有效帮助。其中，包括国民党海陆军的部署、长江南岸的布防计划等绝密文件。1948年12月30日凌晨，当李白正在发报时，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二大队突然包围了李白的住所，开始挨户搜查。看到敌人来势汹汹，裘慧英催促李白赶快收拾电台。李白迅速发完电报，并连发了三个“V”字紧急信号。当时，苏采青正在中共中央社会部电台工作，专门负责联络上海的电台。对于同李白的最后一次通报，她终生难忘。她说：“那是1948年深冬的一个夜晚，我与对方联络不久就遇到异常情况。先是对方发报给我时出现时断时续的情况（估计是敌特采取分区停电的办法搜索电台），然后用比平时更快的速度把电报发过来。紧接着，对方连续发了三个‘V’字的摩尔斯电码：嘀嘀嘀嗒、嘀嘀嘀嗒、嘀嘀嘀嗒。按秘密约定，这是他在示意我：他正在处于危急险境！再往下便音讯全无，连平时彼此的习惯语‘GB’（英语缩略语‘再见’之意）也没有来得及拍发。”因保密原因，苏采青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与她通报联络的就是李白，也不知道对方出现了什么危急情况。而实际上，李白在这次发完报之后就被捕了。
被捕后，李白受尽敌人的酷刑折磨。他毫不畏惧，心情平静。他深知革命即将胜利，敌人必然失败。1949年4月22日，他给自己的妻子裘慧英写了最后一封信。在信中，他说：“慧英，本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下午，我由警备部解来南市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寄（羁）押。这里房间空气比警备部看守所好，但离家路远，接见比以前要困难。你若来看我，要和舅母一同来，坐车时好照顾小孩。听说这里每逢星期一、五上午九至十时，下午三至四时可以送东西，因路远来时请买些咸萝白（卜）干，或可久留不易坏的东西。带点现钞给我，以便用时便利。炒米粉亦请带些来，此外肥皂一块、热水并（瓶）一只。我在这里一切自知保重，尽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为盼，祝好！静安字，四月二十二晚（看守所是由蓬莱警察局大门进来）。”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得出李白内心的淡定、坚毅，以及他对妻子、小孩的牵挂和关心。
5月7日，裘慧英带着孩子来探望李白。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李白对妻子说：“天快亮了，事到如今，对个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视。”“今后我回来当然最好，万一不能回来，你们和全国人民一样，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最后，他恋恋不舍地对自己的孩子说：“乖孩子，爸爸以后会来抱你的。”当天夜里，国民党特务机关按照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批令，将李白等人残忍杀害。这个时候，距离5月27日上海解放只有20天。
李白渴望光明、期盼解放，当胜利即将来临时，他却光荣地牺牲了。他用“嘀嗒，嘀嗒”的发报声奏响了新中国成立的乐章，用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了黎明前的黑暗。为了纪念李白对中国革命胜利作出的贡献，王苹导演以李白的事迹为基础创作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2009年9月，李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