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了新中国成立35周年盛大阅兵式。此次阅兵是我国1959年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第一次阅兵式，也是改革开放后人民军队第一次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参阅人员和装备备受瞩目。
在众多参阅装备中，由导弹牵引车牵引的32枚防空导弹组成的方队首次亮相，格外引人瞩目，这也是国产红旗二号防空导弹系统首次在阅兵中公开亮相。
参加1984年国庆阅兵的红旗二号导弹方队。
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环境中艰难诞生的红旗一号、红旗二号实现了中国防空导弹零的突破，并成功击落了美制U-2高空侦察机，捍卫了伟大祖国的神圣领空。上世纪80年代，我国又成功研制出第二代防空导弹，实现了我国防空武器更新换代的关键转型。进入新时期，我国在防空导弹研制中主动求变，形成了“探索一代、预研一代、研制一代、批产一代”的协调发展格局，从而实现了我国防空武器的跨越发展。
开创防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河
世界上首款地空导弹是德国在二战期间研制的。在此后的十几年间，尽管世界各国研制并装备了多款地空导弹，但从未有过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记录。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飞机对大陆的袭扰越来越猖狂。由于战斗机性能的限制，当时我国空军无法击落国民党的高空侦察机。1957年，国民党侦察机共进入大陆侦察53次，我空军出动战斗机69架次拦截，无一成功。
1958年，我国正式组建了地空导弹部队，共3个营，均为团级编制，使用的导弹为从苏联引进的萨姆-2（C-75）防空导弹。
1959年，导弹二营驻守北京开始担负国庆期间的防空任务。同年10月7日，导弹二营用萨姆-2导弹一举将闯入北京上空的国民党RB-57侦察机击落，开创了我国及世界防空作战史上使用防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河。
此后到1967年9月，我国总共击落了5架国民党U-2侦察机，成为世界上打下该型机最多的国家。其中，导弹二营转战大江南北，机动设伏，先后3次击落U-2侦察机，取得国土防空作战的巨大胜利。正因如此，导弹二营被国防部授予“英雄营”的称号，其营长岳振华本人也被授予“空军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
地面展示的4架被击落的U-2侦察机残骸。
相关人员正在勘查被击落的U-2侦察机残骸。
按照当时的奖励规定，通常给予作战有功人员的奖励是晋级和晋衔。晋级意味着涨工资，晋衔的通常说法就是在军衔上加“星”，而在那个年代提前晋衔的荣耀和影响都是巨大的。
打下第一架敌机不久，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便提前将岳振华的少校军衔提为中校。此后，随着岳振华不断地打下敌机，他的军衔上也不断地加“星”，最终成就了广为流传的“大校营长”佳话。
从引进使用到自主仿制
上世纪50年代，我国能用于对付U-2侦察机的武器只有此前从苏联引进的50多枚萨姆-2导弹，偌大的中国领空，怎么能仅依靠几十枚外国导弹守护？
因此，在防空部队转战祖国大江南北的同时，航天系统对苏联导弹系统的引进消化吸收也在紧锣密鼓地同步进行。1958年，在苏联的帮助下，国防部五院开始仿制萨姆-2地空导弹，仿制代号为“543”。
1959年12月，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二分院分期分批派出17个设计师驻厂工作组，一方面向苏联专家学习，一方面开展仿制工作。
然而，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通过其驻华使馆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将撤走所有援华专家。在此后1个月的时期内，全部苏联专家被撤走。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聂荣臻元帅指出：“要发挥中国专家的积极性，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把‘543’仿制出来。”这句话无疑给广大航天科研人员打了一剂强心针。他们克服困难，自力更生，把力量集中到仿制工作上来，有力地促进了“543”的仿制进度。
与此同时，1961年5月，上海机电二局也接到了仿制“543”导弹的任务。“在地方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根据‘边基建、边练兵、边试制’的原则，不畏工作上的困难和生活条件的艰苦，边改建扩建厂房，边搞设计研制和进行工艺练兵。那时一个通宵的加班只有0.27元补助，领导干部还带头一分钱不拿，但是大家依然干劲十足，吃住都在厂里，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通宵达旦也不足为奇。”一位当时参加仿制工作的老同志回忆道。
1964年，“543”正式定名为“红旗一号”。
1965年1月10日，一架U-2侦察机趁着夜色侵入我国华北上空。这时，隐蔽在内蒙古包头市东南方向的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用国产红旗一号地空导弹一举击落了这架飞机，开创了首次夜间击落U-2的先例，活捉了飞行员，并缴获了敌机上的全部电子设备。
钟山院士后来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评价说：“‘543’仿制成功的意义在于它使中国形成了一条能生产并装备部队的完整的地空导弹生产线，形成了立足国内的全套生产协作网，在国内建立起全套武器系统独立生产的条件，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支年轻的初步掌握地空导弹系统研制技术的设计队伍，为中国自行设计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奠定了基础。”
“近快战法”擒“飞贼”
在积极仿制“543”的同时，航天科研人员也在为部队防空作战提供智力支持。原来，被我防空导弹击落后，U-2侦察机又学会了机动逃逸，即制导雷达一开机，它便机动逃出防空导弹杀伤区。为此，空军要求国防部五院帮助解决这一难题。
“U-2侦察机肯定加装了新的电子侦察系统，所以能够接收到地面导弹雷达开机的信号。”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得知情况后迅速组织讨论，专家得出一致结论。
对于加强电子装备的U-2侦察机，当时即使是苏联也只是提出警告和抗议，从没有击落过。讨论会上大家争论不休，此时一向沉默的雷达专家张履谦发话了：“从制导雷达打开天线到飞机成功逃出导弹威力区，一般需要20秒钟的时间。我们可以先不开导弹雷达，用炮瞄雷达发现目标，然后把炮瞄雷达的信息转到导弹的机器上，等飞机飞到导弹威力区，一开机就能打，让它来不及跑就挨揍！”
简单几句话，“近打、快打”的战术原理让在场所有的专家和官兵都愣住了。后来，地空导弹部队的官兵们根据“近打、快打”的建议，尝试着缩短制导雷达打开天线的距离。“常规情况下距离目标75公里被压缩至43～45公里，改进后的导弹发射程序由8分钟缩减为8秒钟。”张履谦回忆道。
在“近打、快打”的功劳簿上，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我国地空导弹专家于本水。在他的书架上，摆着一本《英华大辞典》。这个被于本水视为宝贝的大部头，是50多年前他荣立三等功获得的奖励。
当时，于本水带领整个小组昼夜加班，经过大量数学仿真计算，终于拿出了一个有效方案，被空军指战员称为“近快战法”。这种方案根据U-2侦察机的机动性能和我防空导弹的作战能力，提出压缩制导雷达开机距离和发射导弹距离，并辅以兄弟火力单位佯攻。
一旦按此方法发射导弹，敌人就难以逃脱被击落的命运，空军导弹部队用这种方法很快就取得了一些战果。
1963年11月，从温州进入大陆的U-2侦察机被导弹击中爆炸，此后，配有更先进电子侦察接收报警系统的U-2侦察机再次被打下，“近快战法”战术获得了成功。
“近快战法”以其赫赫功勋在航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作战的历史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从自主仿制到改造升级
1964年1月，国防部五院提出在红旗一号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红旗二号导弹的任务。
1965年4月，七机部召开红旗二号导弹研制工作会议，决定由二院负责导弹总体技术及遥测弹设计试制，陈怀瑾为总设计师。
一天，七机部部长王秉璋在二院组织召开红旗二号雷达方案论证评审会。会上，张履谦建议优先研制照射体制雷达站，“这样可以使红旗二号导弹威力比红旗一号提高10%，同时抗干扰能力显著提高。”经过讨论，该方案得到了肯定。钱学森总结道：“照射体制方案经过实战考验，靠得住，有提高，可以很快出成果，是可行的。”
从1965年4月至1967年2月，设计人员和工艺人员密切配合，同心协力，研制进展很快。1965年6月至1966年2月，红旗二号进行7发飞行试验，结果证明设计满足要求；1966年7月至12月，红旗二号两次进行定型飞行试验，第二次取得6发5中的好成绩。
红旗二号导弹。
1967年7月，红旗二号导弹定型装备部队。同年9月，U-2侦察机再次飞临我国华东地区上空。指战员一声令下，一枚红旗二号导弹腾空而起，成功击落入侵嘉兴地区的U-2侦察机。
1973年8月，为进一步提高抗干扰能力和生存能力，航天科研人员决定对红旗二号导弹进行改进设计。1984年，红旗二号甲导弹定型，该型导弹不仅提高了飞行速度，增大了作战空域，而且提高了抗干扰、攻击垂直机动目标和武器系统自卫的能力。
1977年6月，我国又开始研制红旗二号乙地空导弹。1980～1986年，红旗二号乙导弹武器系统先后安装到履带车上，进行实弹射击试验和鉴定飞行试验，均获成功。
安装在履带式底盘上的红旗二号乙导弹。
“红旗”高扬谱新篇
红旗二号导弹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开山之作，在此基础上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的防空导弹已经走上了规范化、系列化的轨道，形成了远中近、高中低火力配系的空天防御体系，实现了由过去要地防空扩展为区域防空的跨越。
近年来，随着航天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大量“红旗”系列防空导弹系统装备我军，这些装备无论是性能水平还是系统规模都比以往型号有了相当大的提升。
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高级顾问徐光裕对此评论道：“多样化、多射程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的装备，不但意味着今天的人民解放军拥有了更强的战斗力，也表明我国国防工业的科研生产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图片为《中国航天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