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苏联于１９５４年建成世界上首座原子能电站，标志着原子能时代的到来。这时，周恩来就敏锐地指出：“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于１９５５年元月决定创建核工业，周恩来是组织者和执行者。从组建管理机构到延揽人才；从制订规划到确定建设规模；从争取苏联援助到处理苏联停援事宜；从审批具体事项到确定指导方针；从两弹一艇研制到试验工作，他都事必亲躬，辛勤操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支持下，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中国建成了完整配套的核工业体系，原子弹、氢弹研制试验成功，核潜艇胜利下水，并建成了一支有效的核防卫力量。在此基础上，中国又建成了两座核电站。中国核工业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打破了核霸权主义者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巩固了国防，为保卫世界的持久和平作出了贡献；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同时，促进了我国机械、电子、冶金、化工等基础工业和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
创建中国核工业的主要决策者
建国之初，周恩来政务繁忙，日理万机。然而对新兴的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工作尤为重视，倾注了更多的心血。还是在建国前夕，他就趁钱三强出席保卫国际和平大会之机，拨专款在法国购置核仪器和资料，为开展核科研创造条件。１９５２年５月，在他主持下，中央军委领导开会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就开始酝酿发展特种武器问题。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周恩来、毛泽东先后得知在广西富钟县发现了铀矿化，分别召见负责这一工作的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杰，听取他的汇报，要求加强找矿工作。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４日，周恩来邀集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刘杰到他办公室，仔细了解铀矿地质工作和核科学研究的情况，询问原子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以及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必要条件，并要求他们作好向中央汇报的准备。会后，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就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的参加人员和时间以及会议的开法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依照周恩来的建议，第二天，即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５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刘杰关于原子能的汇报。这次会议，作出了创建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进入了“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周恩来在协助中共中央作出创建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之后，立即开始繁重而又细致的组织和具体决策工作。１９５５年１月３１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在会上专就发展原子能一事发表长篇讲话。他指出：“现在是原子能时代，原子能不论用于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懂得才行。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我们要认真地进行工作，积极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在会上，他还部署了几项工作，如首先在高级干部中进行讲座，请核科学家讲课；编写通俗小册子，宣传普及原子能科普知识；要集中一批学生转到物理系学习；把现有的原子物理专家逐渐从行政工作中抽出来，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会上，还通过了对苏联政府于１月１８日声明中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在原子能方面进行援助表示欢迎的决议。周恩来的讲话，得到了全面的贯彻，这就为发展原子能事业提供了很好的舆论氛围和人才培养的条件。
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成立了原子能小组。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全国人大通过决议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①作为国务院对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归口管理部门。
考虑到中国核工业毫无基础，在周恩来的组织协调下，就核工业建设任务在有关部门进行了分工。专业教育培养人才的任务交给了高教部；保卫保密任务落实到公安部；核工程设计、建筑安装任务落实到了建工部；铀矿山、水冶厂、核燃料元件厂的建设管理任务交给了冶金部，其生产计划和基建费由三机部归口；辐射防护任务和医疗卫生任务交给了卫生部。１９５８年５月３１日，周恩来又批示同意把核武器试验靶场、仓库由二机部负责设计，勘察施工由军队负责，建成后由军队管理。这样，就初步形成全国分工协作进行核工业建设的大好局面。后来，为了加强集中统一管理，经国务院同意，建工部的第三设计院和四个建筑安装公司，冶金部三司成建制地划归二机部，原子能保卫保密和辐射防护医疗卫生也移交到二机部直接领导，从而加快了核工业建设的步伐。
周恩来在人员调配和人才培养方面也倾注了大量心血。１９５６年４月和１９５８年９月，以中共中央名义两次发文，调配人员充实核工业建设队伍。又成建制地从地质部、煤炭部、冶金部、一机部等部门调入职工或划拨单位.为了加快人才培养，国家采取了很多特殊措施。如在苏联和东欧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与核专业相近的学生改学核科学和核工程专业，从国内增派这方面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各设了一个物理研究室，作为培训干部的中心；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设立核科学和核工程专业，选拔其他专业的大学二三年级学生改学这些专业。到１９５９年，全国发展到有核专业的高等院校２７所。二机部也从１９５８年起开始筹办大学，还筹办了一批中专、技校，大量的培养新生力量。在周恩来的关心支持下，二机部又多次派科技人员到苏联进修、实习、参观考察，还派出１４０余名高中级科研人员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能研究所工作，从中了解、学习核物理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工作。这些人回国后，不少人成为有关学科的带头人。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基本上满足了核工业建设对人才的急需。
周恩来对核工业的建设方针甚为关注。１９５８年８月，二机部明确提出“军事利用为主，和平利用为辅”，“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得到周恩来和党中央的首肯。核工业在西方严格保密控制，国内又是一片空白，在这种情况下，争取苏联援助就更显重要。周恩来抓住苏联政府发表援助声明的大好时机，开展紧张繁忙的外交谈判活动。在他亲自与苏联驻华大使几次商谈并签订苏联援助中国进行铀矿勘察的第一个协定之后，在接见苏联核科学家代表团团长时，他虚心地请教核工业发展需要的条件，郑重征询代表团对中国核计划的意见和看法，机敏地了解苏联政府对核工业项目进行援助的可能性。当他了解到援助完全可能并要经过外交途径来商谈时，他亲自拟定给苏政府首脑的信函，审定外交文书，决定谈判内容，选定谈判人选，确定发展规划。在他的推动和组织下，中国政府先后同苏联签订了铀矿地质勘察、核科学技术研究、工业项目建设、核武器研究等六个协定。为全面开展核工业建设奠定了外援方面的基础。
核工业建设规模要多大？怎样与中国经济能力相适应？这是周恩来与三机部领导极为关心的大事。按照中苏间工业项目协定所确定的规模，投资过大，国力难以承受。周恩来提出：我国核工业要有完整的一套，能够形成独立的核力量，主要是解决有无问题，规模不宜过大。根据周恩来指示，１９５７年３月，三机部向周恩来并中共中央提出对苏联援助的规模进行调整的意见。从尽量缩小规模，减少投资又能保持最低限度的一套完整的工业出发，三机部又拟定了一个新方案，按照新方案，全部投资２６亿元，比原方案减少投资１８亿元。核工业建设第一期工程基本上是按新方案执行的。后来，苏联援助又增加了些项目，生产堆规模扩大，总投资有所增加。实践证明，这一个规模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使战略需要和实际可能得到了统一，因而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中国核工业初创时的建设是比较顺利的，其中苏联援助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到了１９５９年６月，苏共中央突然来信，婉拒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资料。这是苏联政府在核领域毁约停援的先兆。后经中方多次催促、商谈，仍无进展，直至１９６０年８月，撤退全部在华专家，停供所有设备材料。据统计，在苏方援建的３０个工程项目中，苏方只完成１６项设计任务，有９项被迫停工。仅核燃料循环后段工厂和核武器研究中心几个工程，约有７７６项１２８２８台件设备没有供货，其中主要是中方尚不能制造的专用设备、仪器仪表和特殊材料。给中国留下一大批半拉子工程，造成了严重困难和巨大损失。有个别态度不好的外国专家断言，过不了几年机器会成为破铜烂铁，中国２０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面对苏共中央的背信弃义，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于１９５９年７月指示：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８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二机部立即组织全面彻底自力更生的大转变。从思想、组织、行动上转到依靠自己的基点上来。动员组织全部上下，摸关、排关、攻关、闯关，组织全国大协作。恰在这时，又遇上了国家连续３年的经济困难，在西北地区建设的几个重点工厂，数万人的建设队伍，不断传来停炊断粮的消息。
在停援和灾荒双重困难面前，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８日，毛泽东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周恩来于１９６１年春也明确指示：要集中力量，突破国防尖端，迎头赶上，要尽最大努力，少说多做，埋头苦干，少而精，争取３到５年过关。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二机部及时调整了工程建设部署，缓建刚开工的军用钚生产线，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条件稍好的浓缩铀生产线， 同时部署原子弹探索攻关。１９６１年７月，针对二机部党组的请示，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决定，在人、财、物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研制两弹一艇的总指挥
１９６２年９月，二机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武器工业建设情况的报告》（即两年规划），报告详细地汇报了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攻关的进展情况，以及请求中央解决的问题，提出１９６４年，最迟在１９６５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常委会讨论同意，并要求搞一个中央级的委员会，加强组织协调。据此，罗瑞卿在二机部报告基础上，于１０月３０日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写出报告，明确提出１９６４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建议中央成立１５人专门委员会。１１月３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毛泽东的批示是动员令，调动了全国各方面的力量支援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攻关试验。
１２月１４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成立中央１５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中央专委由总理、７位副总理和７位部长组成，周恩来任主任。从此，周恩来担当起两弹研制总指挥的繁重任务。
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攻关涉及面很广、未知数很多，困难重重，矛盾犬牙交错。没有高效果敢的总指挥决断，难以完成中央决定的任务。周恩来向来以机敏、细致、干练著称，中央专委主任的重担，诚如刘少奇所说，非他莫属。
还在中央通知下达之前，周恩来于１１月１７日就赴任视事，主持召开第一次专委会。在首次核试验之前，他就主持召开了９次专委会，讨论解决了１００多项重大问题。围绕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攻关，组织了２６个部（院）、２０多个省市自治区的９０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参加攻关。
中央专委的高权威、高效率是与周恩来的崇高威望和组织才能分不开的。他亲自主持每次专委会并最后作出决策。对二机部的工作，他在专委会上先后提出：“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核武器试验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一次试验，全面收效”。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成为核工业战线职工的座右铭，时至今日，仍然是核战线基本的指导方针。
在第二次专委会上，周恩来明确提出国防尖端科技“先抓原子弹”的指导方针，要求二机部制订实现两年规划的详细计划，以便更精确地执行和便于检查落实。计划报到中央专委后，周恩来主持专委会审查批准，并将部外协作的任务，如数通知有关部门限期办理。
为了鼓舞斗志，二机部决定将苏共中央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来信日期，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即“５９６”。１９６３年底，１：２全球爆轰出中子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次年初，又生产出合格的高浓缩铀核燃料。周恩来得知后十分高兴，特意嘱托身边工作人员表示祝贺。１９６４年５月初，生产出了合格的核部件。６月６日，进行结构定型全球爆轰摸拟试验大获成功。这次试验除活性材料用代用品外，其他都是真产品。至此，仅爆轰试验就作了近千次的原子弹攻关成功在即。紧接着又顺利地做了次临界安全试验，核爆试验的条件基本成熟。
１９６４年４月１１日，周恩来主持第八次专委会，研究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有关事宜。决定爆炸试验采用塔爆方式，要求在９月１０日前作好一切准备，成立前线试验总指挥部，张爱萍任总指挥，刘西尧任副总指挥。同年９月１６、１７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九次专委会，根据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提出早试和晚试两个方案。随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毛泽东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就早试。９月２３日，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等，对首次试验作出部署。
核试验准备工作是在极为严格的保密情况下进行的。在原子弹试验前的几天里，周恩来连续给刘杰写了４封亲笔信，指导前方工作，确定试验时间。在１５日１２时发出的第三封信中说：“请以保密电话复张、刘，同意零时定为正点减四，十五丈。”②同时，审定新闻公报、贺电、政府声明、致各国政府首脑的公开信，起草向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周恩来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殚精竭虑，夙夜孜孜，不胜操劳。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５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了。按照事前的约定，张爱萍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报告这一喜讯。周恩来勉励说，国家为你们骄傲，人民感谢你们，代表党中央、毛泽东祝贺并慰问大家。并要求迅速查明试验结果。１９时 ３０分，张爱萍向周恩来再次报告，确认实现了核爆炸，初步估算爆炸威力两万吨ＴＮＴ当量。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毛泽东、刘少奇等接见《东方红》演职员时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会场立即欢腾起来，人们欢呼跳跃。当晚1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新闻公报、贺电、政府声明等，《人民日报》特发了“号外”和社论。由此引发的全国一片欢腾和国际上的巨大反响，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周恩来指示氢弹研制要加快，并要求作出发展核武器的全面规划。毛泽东也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据此，二机部提出在加快原子弹武器化的同时，加快氢弹攻关步伐。
由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如果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攻关时还有一点点资料可供参考的话，氢弹攻关则必须从零开始。但也有有利条件：在中央专委的关心支持下，热核材料生产线即将建成投产，计算工具有所改善，全国大协作的局面已形成，科研队伍在第一颗原子弹攻关经受了锻炼，积累了经验。核武器研究院很快提出了一个从理论探索入手，做三次核试验，分三步走的氢弹攻关的《两年规划》，争取１９６８年爆炸第一颗氢弹。周恩来主持专委会予以批准，并责成有关部门大力协同。
科学家和广大科技人员共同努力，使理论探索很快有了突破。紧接着按计划进行三次热试验进行考核验证。第一次是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型原子弹试验；第二次是氢弹原理试验；第三次是全当量氢弹试验。这三次试验也都是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从理论方案制定到试验现场组织，从试验方式的改变到攻关路线的变更，他都一一审定，作出决定。
在周恩来的直接组织指挥下，１９６６年５月９日，加强型原子弹作空投核爆试验获得成功，实测威力１２万吨TＮＴ当量，获得了宝贵的热核反应的实测数据，达到了预期效果。１９６６年１２月28日，利用塔爆方式进行的氢弹原理试验再获成功。试验结果表明，这种新方案，先进捷便，可以直接作为导弹的核弹头。据此，周恩来主持专委会，停止另一方案的攻关。
按照新方案，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部内外厂、院、所的大力支援下，克服技术和“文革”动乱的双重困难，保质保量的完成了产品研制任务，按期运到了试验现场待命。这次试验以空投方式进行，比前５次试验当量大的多，安全问题尤为重要。周恩来要求切实作好飞机改装、飞行员安全、试验场区及周围地区群众的安全防护、烟云走向及剂量监测工作，确保试验万无一失。５月９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１８次专委会，全面审查了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决定：试验准备的期限提前到６月２０日。６月１２日，周恩来等再次听取关于试验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他反复强调试验安全问题，委派聂荣臻赴现场指挥，场外工作由周恩来、李富春等直接领导。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国防科委、兰州军区、卫生部、铁道部等，按照分工各自做好了以备不测的准备。周恩来又逐项检查上述安全措施落实情况。总后勤部组织的医疗队从北京出发时，他亲自去车站送行。
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了，实测ＴＮＴ当量３６０万吨，提前实现了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６月提出的“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１０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中国人民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再一次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在国际上又引起巨大反响。国际舆论认为“这是中国核武器发展中的一个质的飞跃”，中国“氢弹制造一开始就选准独特的技术路线”，公认中国已进入核先进国家行列。
早在第一颗原子弹攻关后期，周恩来就考虑核武器的下步发展。在他主持下，制订了核武器系列的发展规划。关于核武器的运载工具，他指出，“以导弹为主，空投为辅”。１９６５年２月，中央专委决定把导弹也纳入管理范围，从而加快了导弹核武器统筹协调发展的步伐。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也是在他的组织指挥之下，原子弹的武器化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采用的内爆法，技术水平起点比较高。在此基础上作了改进，同时作了一些必要的环境条件试验和配重弹试验后，１９６５年５月１４日空投核爆试验获得成功。同时，原子弹头与导弹结合的产品也在加紧研制。
导弹核弹头与航弹相比环境条件苛刻的多。为此，在技术和结构上作了一系列改进，以确保在飞行状态下的环境适应性和安全可靠性。这次试验原计划在地下进行，后经研究论证，这种试验方式以及各种模拟试验均不能综合检查原子弹在飞行状态下的真实情况，向中央专委建议直接进行两弹结合飞行热试验。周恩来主持专委会予以批准。
在自己的国土上以两弹结合方式进行核试验，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要冒极大的风险。因此，周恩来极为关心，反复强调安全问题，要求七机部做到，导弹在飞行中不能掉下来；要求二机部做到，导弹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还就若干技术细节，一一询问专家的看法，并就这次试验作出全面部署。待二机部、七机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周恩来提出的要求后，他才批准了试验方案和时间。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７日，核导弹点火升空，准确地飞向靶区，实现了核爆炸，实测威力１．５万吨ＴＮＴ当量。
核潜艇隐蔽性能好，续航能力大，有核国家都列入发展目标。中国从１９５８年开始研制起步，１９６２年决定暂援研制，１９６５年中央专委决定重新上马。周恩来是其中的主要决策人之一。从机构设置和各部门的分工，到试验堆、模式堆、艇用堆三步走方案的审定，他都煞费苦心。当他主持专委会决定在某地建立潜艇核动力装置研制基地后，投入了更多的精力。１９７０年５月，模式堆具备了启动和提升功率的条件。同年７月１５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听取运行小组关于启动提升功率准备情况的汇报。他一再叮咛要做到安全可靠，周到细致，以搞好为准，并指派专家组成提升功率学习指导小组，亲自为该小组安排飞机飞往现场。当他得知启动中出现些问题时，１８日、２０日，两次打电话指示参试人员“加强现场检查，越是试验阶段，必须全力以赴，丝毫不苟，才能符合要求，取得全部数据”。参试人员兢兢业业，认真操作，７月２５日模式堆功率达９．６％的额定值，两台发电机组并网带负荷运行，在中国首次实现核能发电。到８月３０日，堆功率达到９９．７５％的额定值，主机功率达到设计值，模式堆一次启动成功。这是中国核工业取得的又一项重大成就。与此同时，同样型号的艇用堆也在建设。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６日，艇体下水，１９７１年８月完成系泊试验。此后，他就首艇试验多次批示，给予指导，要求确保安全。１９７４年８月１日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交付部队。
中国核电事业的奠基人
发展核电是和平开发利用核能的主要途径，也是核工业为国民经济服务和自身发展的归缩。周恩来在“两弹”已突破，潜艇核动力装置即将启动之时，从国家全局和核工业发展出发，于１９７０年２月８日提出：二机部不光是爆炸部，而且要搞核电站③。同年７月１６日，在听取潜艇模式堆启动准备情况汇报时，他指示，模式堆一定要搞好，这也是为核电站奠定基础。他还指出，上海和华东地区从长远看，解决电力要靠核电。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５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讨论７２８工程。他提出：第一是安全，无论多好，出事故，伤人不行，安全第一。第二是实用，要有发展前途，不能搞起来将来不能用。第三是经济，如果为了安全，开始为了试验，费用多些是可以的。材料都用国内的，自力更生。具体方案可以百花齐放。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指示，二机部不能光投不用，也要变有害为有利。
这次会议，在我国核电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周恩来提出的“安全、实用、经济”、“自力更生”成为以后我国发展核电事业的基本指导方针。
１９７１年９月９日，周恩来再次主持专委会听取７２８工程汇报。他仔细询问了该工程的一些细节。如核燃料消耗、建设地点、三废处理等情况；他反复强调，这项工程是试验性工程，不要要求过急，要实事求是，稍微迟一些中央不会怪你们，重要的是要搞好。他要求有关部委在一起很好地研究一下，搞好计划和综合平衡。最后，他指示：原则上批准这个方案。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上海市和二机部联合向国务院提出建设３０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方案。１１月９日，周恩来指示上海市和二机部作一次详细汇报。次年３月３１日、４月１２日，周恩来抱病主持两次专委会听取７２８工程汇报，进行仔细审查并决定：同意采用压水堆，电功率３０万千瓦。工程建设应尽可能争取１９７９年前建成。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该工程久拖不决，直到８０年代中后期，该工程才开工建设。
周恩来虽然没有看到中国首座核电站建成，但他为首座核电站耗费了大量心血，并为中国发展核电在方针政策上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的精神永世长存
出于核工业的战略地位，周恩来对它的生存和发展关怀备至。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还是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他就一线工厂的伪装、防空以及资料和人员的转移作出指示和安排。在核工业三线建设中，他亲自审定规划方案，选定厂址，确定指导方针，排除动乱的干扰，引导三线建设稳步发展。当二机部汇报到对一线工厂采取“分、搬、缩、停”时，周恩来当即指示：“分、搬、缩、停四个字还不够，有些还要坚决完成，应加续宇，不然要走到另一偏向”，对三线建设，“积极勘察，加快建设，一三线相结合，前后衔接，自力更生”。二机部遵照周恩来指示和决定，在抢建三线的同时，军用钚生产堆和后处理厂仍抓紧在酒泉原子能联合基地配套建设，争取了时间，为核武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到１９６９年，林彪在三北会议上提出：“酒泉、包头原子能工业”要搬，据此二机部军管会提出了搬与不搬两个方案。周恩来得知后，针锋相对地指出：“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坚持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同时，为了战备必须抢建三线工厂。”防止了核工业一线工厂因搬迁造成的大破坏。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还没有定型时，林彪集团提出“边试验、边定型、边小批生产”的所谓三边政策。周恩来得知后，在一份定型委员会的报告上批示：没有定型好，不要忙于搞小批生产。并把三边政策修改为：“边试验、边定型，定型合格后再小批生产，交付部队，以利战备”，从而制止了核弹头在生产上造成重大损失。
在“十年动乱”中，周恩来对核工业的保护更是费尽心思，采取特殊措施予以保护。仅从１９６７年３月至１１月间，他和毛泽东等先后签发了22封电报，指示“不准夺权”、“不准串联”、“停止四大”、“制止武斗”、“坚持生产”；对核科学家采取保护措施。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３日，核武器研制基地两派群众组织各集结队伍，手持棍棒长矛，对峙在办公楼前，事态一触即发。军管会报告周恩来，他立即发出五条指示，两派队伍即刻解散，防止了一次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发生，维护了基地科研生产秩序。他还在百忙中，亲自接见核武器和核燃料４个厂的群众组织代表，苦口婆心地作说服教育工作，要他们消除隔阂，搞好生产。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也正是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爱护，才使得核工业在“十年动乱”中，三线建设得以继续进行并相继建成；一线工厂继续进行科研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
周恩来呕心沥血、辛勤操劳换来了核工业的累累成果。可以告慰周恩来的是：由于坚持“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我国核武器研究用四十几次核试验，达到或接近美国千余次试验才达到的水平；第一座核电站已建成投入运行，引进的大亚湾核电站也已建成投产。在邓小平、江泽民为首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关心支持下，经过第二次艰苦创业，核工业如今已形成核电、核燃料、民品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九五”期间还要建设四个核电厂共８个堆，总计６６０万千瓦；同位素的生产全面提高，在工业、农业、医疗以及国民经济其他各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中国核工业已展现出光辉前景。周恩来生前提出促进核能的和平利用，造福全人类的夙愿正在稳步实现。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于１９５５年元月决定创建核工业，周恩来是组织者和执行者。从组建管理机构到延揽人才；从制订规划到确定建设规模；从争取苏联援助到处理苏联停援事宜；从审批具体事项到确定指导方针；从两弹一艇研制到试验工作，他都事必亲躬，辛勤操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支持下，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中国建成了完整配套的核工业体系，原子弹、氢弹研制试验成功，核潜艇胜利下水，并建成了一支有效的核防卫力量。在此基础上，中国又建成了两座核电站。中国核工业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打破了核霸权主义者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巩固了国防，为保卫世界的持久和平作出了贡献；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同时，促进了我国机械、电子、冶金、化工等基础工业和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
创建中国核工业的主要决策者
建国之初，周恩来政务繁忙，日理万机。然而对新兴的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工作尤为重视，倾注了更多的心血。还是在建国前夕，他就趁钱三强出席保卫国际和平大会之机，拨专款在法国购置核仪器和资料，为开展核科研创造条件。１９５２年５月，在他主持下，中央军委领导开会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就开始酝酿发展特种武器问题。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周恩来、毛泽东先后得知在广西富钟县发现了铀矿化，分别召见负责这一工作的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杰，听取他的汇报，要求加强找矿工作。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４日，周恩来邀集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刘杰到他办公室，仔细了解铀矿地质工作和核科学研究的情况，询问原子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以及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必要条件，并要求他们作好向中央汇报的准备。会后，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就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的参加人员和时间以及会议的开法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依照周恩来的建议，第二天，即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５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刘杰关于原子能的汇报。这次会议，作出了创建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进入了“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周恩来在协助中共中央作出创建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之后，立即开始繁重而又细致的组织和具体决策工作。１９５５年１月３１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在会上专就发展原子能一事发表长篇讲话。他指出：“现在是原子能时代，原子能不论用于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懂得才行。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我们要认真地进行工作，积极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在会上，他还部署了几项工作，如首先在高级干部中进行讲座，请核科学家讲课；编写通俗小册子，宣传普及原子能科普知识；要集中一批学生转到物理系学习；把现有的原子物理专家逐渐从行政工作中抽出来，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会上，还通过了对苏联政府于１月１８日声明中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在原子能方面进行援助表示欢迎的决议。周恩来的讲话，得到了全面的贯彻，这就为发展原子能事业提供了很好的舆论氛围和人才培养的条件。
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成立了原子能小组。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全国人大通过决议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①作为国务院对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归口管理部门。
考虑到中国核工业毫无基础，在周恩来的组织协调下，就核工业建设任务在有关部门进行了分工。专业教育培养人才的任务交给了高教部；保卫保密任务落实到公安部；核工程设计、建筑安装任务落实到了建工部；铀矿山、水冶厂、核燃料元件厂的建设管理任务交给了冶金部，其生产计划和基建费由三机部归口；辐射防护任务和医疗卫生任务交给了卫生部。１９５８年５月３１日，周恩来又批示同意把核武器试验靶场、仓库由二机部负责设计，勘察施工由军队负责，建成后由军队管理。这样，就初步形成全国分工协作进行核工业建设的大好局面。后来，为了加强集中统一管理，经国务院同意，建工部的第三设计院和四个建筑安装公司，冶金部三司成建制地划归二机部，原子能保卫保密和辐射防护医疗卫生也移交到二机部直接领导，从而加快了核工业建设的步伐。
周恩来在人员调配和人才培养方面也倾注了大量心血。１９５６年４月和１９５８年９月，以中共中央名义两次发文，调配人员充实核工业建设队伍。又成建制地从地质部、煤炭部、冶金部、一机部等部门调入职工或划拨单位.为了加快人才培养，国家采取了很多特殊措施。如在苏联和东欧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与核专业相近的学生改学核科学和核工程专业，从国内增派这方面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各设了一个物理研究室，作为培训干部的中心；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设立核科学和核工程专业，选拔其他专业的大学二三年级学生改学这些专业。到１９５９年，全国发展到有核专业的高等院校２７所。二机部也从１９５８年起开始筹办大学，还筹办了一批中专、技校，大量的培养新生力量。在周恩来的关心支持下，二机部又多次派科技人员到苏联进修、实习、参观考察，还派出１４０余名高中级科研人员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能研究所工作，从中了解、学习核物理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工作。这些人回国后，不少人成为有关学科的带头人。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基本上满足了核工业建设对人才的急需。
周恩来对核工业的建设方针甚为关注。１９５８年８月，二机部明确提出“军事利用为主，和平利用为辅”，“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得到周恩来和党中央的首肯。核工业在西方严格保密控制，国内又是一片空白，在这种情况下，争取苏联援助就更显重要。周恩来抓住苏联政府发表援助声明的大好时机，开展紧张繁忙的外交谈判活动。在他亲自与苏联驻华大使几次商谈并签订苏联援助中国进行铀矿勘察的第一个协定之后，在接见苏联核科学家代表团团长时，他虚心地请教核工业发展需要的条件，郑重征询代表团对中国核计划的意见和看法，机敏地了解苏联政府对核工业项目进行援助的可能性。当他了解到援助完全可能并要经过外交途径来商谈时，他亲自拟定给苏政府首脑的信函，审定外交文书，决定谈判内容，选定谈判人选，确定发展规划。在他的推动和组织下，中国政府先后同苏联签订了铀矿地质勘察、核科学技术研究、工业项目建设、核武器研究等六个协定。为全面开展核工业建设奠定了外援方面的基础。
核工业建设规模要多大？怎样与中国经济能力相适应？这是周恩来与三机部领导极为关心的大事。按照中苏间工业项目协定所确定的规模，投资过大，国力难以承受。周恩来提出：我国核工业要有完整的一套，能够形成独立的核力量，主要是解决有无问题，规模不宜过大。根据周恩来指示，１９５７年３月，三机部向周恩来并中共中央提出对苏联援助的规模进行调整的意见。从尽量缩小规模，减少投资又能保持最低限度的一套完整的工业出发，三机部又拟定了一个新方案，按照新方案，全部投资２６亿元，比原方案减少投资１８亿元。核工业建设第一期工程基本上是按新方案执行的。后来，苏联援助又增加了些项目，生产堆规模扩大，总投资有所增加。实践证明，这一个规模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使战略需要和实际可能得到了统一，因而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中国核工业初创时的建设是比较顺利的，其中苏联援助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到了１９５９年６月，苏共中央突然来信，婉拒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资料。这是苏联政府在核领域毁约停援的先兆。后经中方多次催促、商谈，仍无进展，直至１９６０年８月，撤退全部在华专家，停供所有设备材料。据统计，在苏方援建的３０个工程项目中，苏方只完成１６项设计任务，有９项被迫停工。仅核燃料循环后段工厂和核武器研究中心几个工程，约有７７６项１２８２８台件设备没有供货，其中主要是中方尚不能制造的专用设备、仪器仪表和特殊材料。给中国留下一大批半拉子工程，造成了严重困难和巨大损失。有个别态度不好的外国专家断言，过不了几年机器会成为破铜烂铁，中国２０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面对苏共中央的背信弃义，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于１９５９年７月指示：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８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二机部立即组织全面彻底自力更生的大转变。从思想、组织、行动上转到依靠自己的基点上来。动员组织全部上下，摸关、排关、攻关、闯关，组织全国大协作。恰在这时，又遇上了国家连续３年的经济困难，在西北地区建设的几个重点工厂，数万人的建设队伍，不断传来停炊断粮的消息。
在停援和灾荒双重困难面前，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８日，毛泽东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周恩来于１９６１年春也明确指示：要集中力量，突破国防尖端，迎头赶上，要尽最大努力，少说多做，埋头苦干，少而精，争取３到５年过关。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二机部及时调整了工程建设部署，缓建刚开工的军用钚生产线，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条件稍好的浓缩铀生产线， 同时部署原子弹探索攻关。１９６１年７月，针对二机部党组的请示，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决定，在人、财、物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研制两弹一艇的总指挥
１９６２年９月，二机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武器工业建设情况的报告》（即两年规划），报告详细地汇报了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攻关的进展情况，以及请求中央解决的问题，提出１９６４年，最迟在１９６５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常委会讨论同意，并要求搞一个中央级的委员会，加强组织协调。据此，罗瑞卿在二机部报告基础上，于１０月３０日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写出报告，明确提出１９６４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建议中央成立１５人专门委员会。１１月３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毛泽东的批示是动员令，调动了全国各方面的力量支援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攻关试验。
１２月１４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成立中央１５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中央专委由总理、７位副总理和７位部长组成，周恩来任主任。从此，周恩来担当起两弹研制总指挥的繁重任务。
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攻关涉及面很广、未知数很多，困难重重，矛盾犬牙交错。没有高效果敢的总指挥决断，难以完成中央决定的任务。周恩来向来以机敏、细致、干练著称，中央专委主任的重担，诚如刘少奇所说，非他莫属。
还在中央通知下达之前，周恩来于１１月１７日就赴任视事，主持召开第一次专委会。在首次核试验之前，他就主持召开了９次专委会，讨论解决了１００多项重大问题。围绕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攻关，组织了２６个部（院）、２０多个省市自治区的９０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参加攻关。
中央专委的高权威、高效率是与周恩来的崇高威望和组织才能分不开的。他亲自主持每次专委会并最后作出决策。对二机部的工作，他在专委会上先后提出：“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核武器试验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一次试验，全面收效”。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成为核工业战线职工的座右铭，时至今日，仍然是核战线基本的指导方针。
在第二次专委会上，周恩来明确提出国防尖端科技“先抓原子弹”的指导方针，要求二机部制订实现两年规划的详细计划，以便更精确地执行和便于检查落实。计划报到中央专委后，周恩来主持专委会审查批准，并将部外协作的任务，如数通知有关部门限期办理。
为了鼓舞斗志，二机部决定将苏共中央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来信日期，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即“５９６”。１９６３年底，１：２全球爆轰出中子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次年初，又生产出合格的高浓缩铀核燃料。周恩来得知后十分高兴，特意嘱托身边工作人员表示祝贺。１９６４年５月初，生产出了合格的核部件。６月６日，进行结构定型全球爆轰摸拟试验大获成功。这次试验除活性材料用代用品外，其他都是真产品。至此，仅爆轰试验就作了近千次的原子弹攻关成功在即。紧接着又顺利地做了次临界安全试验，核爆试验的条件基本成熟。
１９６４年４月１１日，周恩来主持第八次专委会，研究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有关事宜。决定爆炸试验采用塔爆方式，要求在９月１０日前作好一切准备，成立前线试验总指挥部，张爱萍任总指挥，刘西尧任副总指挥。同年９月１６、１７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九次专委会，根据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提出早试和晚试两个方案。随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毛泽东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就早试。９月２３日，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等，对首次试验作出部署。
核试验准备工作是在极为严格的保密情况下进行的。在原子弹试验前的几天里，周恩来连续给刘杰写了４封亲笔信，指导前方工作，确定试验时间。在１５日１２时发出的第三封信中说：“请以保密电话复张、刘，同意零时定为正点减四，十五丈。”②同时，审定新闻公报、贺电、政府声明、致各国政府首脑的公开信，起草向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周恩来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殚精竭虑，夙夜孜孜，不胜操劳。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５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了。按照事前的约定，张爱萍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报告这一喜讯。周恩来勉励说，国家为你们骄傲，人民感谢你们，代表党中央、毛泽东祝贺并慰问大家。并要求迅速查明试验结果。１９时 ３０分，张爱萍向周恩来再次报告，确认实现了核爆炸，初步估算爆炸威力两万吨ＴＮＴ当量。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毛泽东、刘少奇等接见《东方红》演职员时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会场立即欢腾起来，人们欢呼跳跃。当晚1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新闻公报、贺电、政府声明等，《人民日报》特发了“号外”和社论。由此引发的全国一片欢腾和国际上的巨大反响，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周恩来指示氢弹研制要加快，并要求作出发展核武器的全面规划。毛泽东也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据此，二机部提出在加快原子弹武器化的同时，加快氢弹攻关步伐。
由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如果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攻关时还有一点点资料可供参考的话，氢弹攻关则必须从零开始。但也有有利条件：在中央专委的关心支持下，热核材料生产线即将建成投产，计算工具有所改善，全国大协作的局面已形成，科研队伍在第一颗原子弹攻关经受了锻炼，积累了经验。核武器研究院很快提出了一个从理论探索入手，做三次核试验，分三步走的氢弹攻关的《两年规划》，争取１９６８年爆炸第一颗氢弹。周恩来主持专委会予以批准，并责成有关部门大力协同。
科学家和广大科技人员共同努力，使理论探索很快有了突破。紧接着按计划进行三次热试验进行考核验证。第一次是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型原子弹试验；第二次是氢弹原理试验；第三次是全当量氢弹试验。这三次试验也都是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从理论方案制定到试验现场组织，从试验方式的改变到攻关路线的变更，他都一一审定，作出决定。
在周恩来的直接组织指挥下，１９６６年５月９日，加强型原子弹作空投核爆试验获得成功，实测威力１２万吨TＮＴ当量，获得了宝贵的热核反应的实测数据，达到了预期效果。１９６６年１２月28日，利用塔爆方式进行的氢弹原理试验再获成功。试验结果表明，这种新方案，先进捷便，可以直接作为导弹的核弹头。据此，周恩来主持专委会，停止另一方案的攻关。
按照新方案，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部内外厂、院、所的大力支援下，克服技术和“文革”动乱的双重困难，保质保量的完成了产品研制任务，按期运到了试验现场待命。这次试验以空投方式进行，比前５次试验当量大的多，安全问题尤为重要。周恩来要求切实作好飞机改装、飞行员安全、试验场区及周围地区群众的安全防护、烟云走向及剂量监测工作，确保试验万无一失。５月９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１８次专委会，全面审查了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决定：试验准备的期限提前到６月２０日。６月１２日，周恩来等再次听取关于试验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他反复强调试验安全问题，委派聂荣臻赴现场指挥，场外工作由周恩来、李富春等直接领导。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国防科委、兰州军区、卫生部、铁道部等，按照分工各自做好了以备不测的准备。周恩来又逐项检查上述安全措施落实情况。总后勤部组织的医疗队从北京出发时，他亲自去车站送行。
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了，实测ＴＮＴ当量３６０万吨，提前实现了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６月提出的“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１０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中国人民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再一次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在国际上又引起巨大反响。国际舆论认为“这是中国核武器发展中的一个质的飞跃”，中国“氢弹制造一开始就选准独特的技术路线”，公认中国已进入核先进国家行列。
早在第一颗原子弹攻关后期，周恩来就考虑核武器的下步发展。在他主持下，制订了核武器系列的发展规划。关于核武器的运载工具，他指出，“以导弹为主，空投为辅”。１９６５年２月，中央专委决定把导弹也纳入管理范围，从而加快了导弹核武器统筹协调发展的步伐。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也是在他的组织指挥之下，原子弹的武器化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采用的内爆法，技术水平起点比较高。在此基础上作了改进，同时作了一些必要的环境条件试验和配重弹试验后，１９６５年５月１４日空投核爆试验获得成功。同时，原子弹头与导弹结合的产品也在加紧研制。
导弹核弹头与航弹相比环境条件苛刻的多。为此，在技术和结构上作了一系列改进，以确保在飞行状态下的环境适应性和安全可靠性。这次试验原计划在地下进行，后经研究论证，这种试验方式以及各种模拟试验均不能综合检查原子弹在飞行状态下的真实情况，向中央专委建议直接进行两弹结合飞行热试验。周恩来主持专委会予以批准。
在自己的国土上以两弹结合方式进行核试验，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要冒极大的风险。因此，周恩来极为关心，反复强调安全问题，要求七机部做到，导弹在飞行中不能掉下来；要求二机部做到，导弹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还就若干技术细节，一一询问专家的看法，并就这次试验作出全面部署。待二机部、七机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周恩来提出的要求后，他才批准了试验方案和时间。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７日，核导弹点火升空，准确地飞向靶区，实现了核爆炸，实测威力１．５万吨ＴＮＴ当量。
核潜艇隐蔽性能好，续航能力大，有核国家都列入发展目标。中国从１９５８年开始研制起步，１９６２年决定暂援研制，１９６５年中央专委决定重新上马。周恩来是其中的主要决策人之一。从机构设置和各部门的分工，到试验堆、模式堆、艇用堆三步走方案的审定，他都煞费苦心。当他主持专委会决定在某地建立潜艇核动力装置研制基地后，投入了更多的精力。１９７０年５月，模式堆具备了启动和提升功率的条件。同年７月１５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听取运行小组关于启动提升功率准备情况的汇报。他一再叮咛要做到安全可靠，周到细致，以搞好为准，并指派专家组成提升功率学习指导小组，亲自为该小组安排飞机飞往现场。当他得知启动中出现些问题时，１８日、２０日，两次打电话指示参试人员“加强现场检查，越是试验阶段，必须全力以赴，丝毫不苟，才能符合要求，取得全部数据”。参试人员兢兢业业，认真操作，７月２５日模式堆功率达９．６％的额定值，两台发电机组并网带负荷运行，在中国首次实现核能发电。到８月３０日，堆功率达到９９．７５％的额定值，主机功率达到设计值，模式堆一次启动成功。这是中国核工业取得的又一项重大成就。与此同时，同样型号的艇用堆也在建设。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６日，艇体下水，１９７１年８月完成系泊试验。此后，他就首艇试验多次批示，给予指导，要求确保安全。１９７４年８月１日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交付部队。
中国核电事业的奠基人
发展核电是和平开发利用核能的主要途径，也是核工业为国民经济服务和自身发展的归缩。周恩来在“两弹”已突破，潜艇核动力装置即将启动之时，从国家全局和核工业发展出发，于１９７０年２月８日提出：二机部不光是爆炸部，而且要搞核电站③。同年７月１６日，在听取潜艇模式堆启动准备情况汇报时，他指示，模式堆一定要搞好，这也是为核电站奠定基础。他还指出，上海和华东地区从长远看，解决电力要靠核电。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５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讨论７２８工程。他提出：第一是安全，无论多好，出事故，伤人不行，安全第一。第二是实用，要有发展前途，不能搞起来将来不能用。第三是经济，如果为了安全，开始为了试验，费用多些是可以的。材料都用国内的，自力更生。具体方案可以百花齐放。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指示，二机部不能光投不用，也要变有害为有利。
这次会议，在我国核电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周恩来提出的“安全、实用、经济”、“自力更生”成为以后我国发展核电事业的基本指导方针。
１９７１年９月９日，周恩来再次主持专委会听取７２８工程汇报。他仔细询问了该工程的一些细节。如核燃料消耗、建设地点、三废处理等情况；他反复强调，这项工程是试验性工程，不要要求过急，要实事求是，稍微迟一些中央不会怪你们，重要的是要搞好。他要求有关部委在一起很好地研究一下，搞好计划和综合平衡。最后，他指示：原则上批准这个方案。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上海市和二机部联合向国务院提出建设３０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方案。１１月９日，周恩来指示上海市和二机部作一次详细汇报。次年３月３１日、４月１２日，周恩来抱病主持两次专委会听取７２８工程汇报，进行仔细审查并决定：同意采用压水堆，电功率３０万千瓦。工程建设应尽可能争取１９７９年前建成。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该工程久拖不决，直到８０年代中后期，该工程才开工建设。
周恩来虽然没有看到中国首座核电站建成，但他为首座核电站耗费了大量心血，并为中国发展核电在方针政策上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的精神永世长存
出于核工业的战略地位，周恩来对它的生存和发展关怀备至。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还是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他就一线工厂的伪装、防空以及资料和人员的转移作出指示和安排。在核工业三线建设中，他亲自审定规划方案，选定厂址，确定指导方针，排除动乱的干扰，引导三线建设稳步发展。当二机部汇报到对一线工厂采取“分、搬、缩、停”时，周恩来当即指示：“分、搬、缩、停四个字还不够，有些还要坚决完成，应加续宇，不然要走到另一偏向”，对三线建设，“积极勘察，加快建设，一三线相结合，前后衔接，自力更生”。二机部遵照周恩来指示和决定，在抢建三线的同时，军用钚生产堆和后处理厂仍抓紧在酒泉原子能联合基地配套建设，争取了时间，为核武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到１９６９年，林彪在三北会议上提出：“酒泉、包头原子能工业”要搬，据此二机部军管会提出了搬与不搬两个方案。周恩来得知后，针锋相对地指出：“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坚持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同时，为了战备必须抢建三线工厂。”防止了核工业一线工厂因搬迁造成的大破坏。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还没有定型时，林彪集团提出“边试验、边定型、边小批生产”的所谓三边政策。周恩来得知后，在一份定型委员会的报告上批示：没有定型好，不要忙于搞小批生产。并把三边政策修改为：“边试验、边定型，定型合格后再小批生产，交付部队，以利战备”，从而制止了核弹头在生产上造成重大损失。
在“十年动乱”中，周恩来对核工业的保护更是费尽心思，采取特殊措施予以保护。仅从１９６７年３月至１１月间，他和毛泽东等先后签发了22封电报，指示“不准夺权”、“不准串联”、“停止四大”、“制止武斗”、“坚持生产”；对核科学家采取保护措施。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３日，核武器研制基地两派群众组织各集结队伍，手持棍棒长矛，对峙在办公楼前，事态一触即发。军管会报告周恩来，他立即发出五条指示，两派队伍即刻解散，防止了一次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发生，维护了基地科研生产秩序。他还在百忙中，亲自接见核武器和核燃料４个厂的群众组织代表，苦口婆心地作说服教育工作，要他们消除隔阂，搞好生产。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也正是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爱护，才使得核工业在“十年动乱”中，三线建设得以继续进行并相继建成；一线工厂继续进行科研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
周恩来呕心沥血、辛勤操劳换来了核工业的累累成果。可以告慰周恩来的是：由于坚持“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我国核武器研究用四十几次核试验，达到或接近美国千余次试验才达到的水平；第一座核电站已建成投入运行，引进的大亚湾核电站也已建成投产。在邓小平、江泽民为首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关心支持下，经过第二次艰苦创业，核工业如今已形成核电、核燃料、民品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九五”期间还要建设四个核电厂共８个堆，总计６６０万千瓦；同位素的生产全面提高，在工业、农业、医疗以及国民经济其他各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中国核工业已展现出光辉前景。周恩来生前提出促进核能的和平利用，造福全人类的夙愿正在稳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