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21日，周恩来举行酒会欢迎来中国进行友 好访问的日本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和他的随行人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从民间外交开始，致力于中日邦交关系正常化，进行了种种艰苦的巨大努力。对于日本的右翼势力影响日本的内政外交、推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动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周恩来在外事活动中多次谈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其中两次曾明确警告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并就中国政府对待日本侵华的历史、日本政府的态度、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前途作了系统的表述。
“不让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和重新对外侵略，以免日本重新蒙受比过去和现在更加深重的灾难。”
新中国的建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尤其是远东地区的政治、军事格局。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不断扩大，亚洲成了冷战的主战场。作为战后非军国主义化的结果，日本本该不应有什么军备，然而，美国出于争霸世界的目的，对日本右翼势力采取了扶持纵容的政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被捆在美国战车上的日本一夜之间就成为美国侵朝的帮凶，积极发挥前进基地的作用以换取美国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技术援助，走向经济大国，美国也大力扶植日本恢复军事工业，使日本在朝鲜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951年9月8日，美国纠集部分国家（主要是非对日作战国家）召开旧金山会议，将当时代表大陆的中国政府和代表台湾的“国民政府”均排斥在签约国之外，操纵会议通过并签署了《对日和平条约》。在最大战争受害国未参加的情况下，签订了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国际合约。同时，美国处心积虑地培养日本右翼势力来实施“围堵中国”的亚洲策略，企图用日本来替代中国作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基石，在和约签订的当天，美国与日本还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
由于美国片面制造对日和约，战后蛰伏的日本右翼势力认为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有利于他们的变化，再次公开打出“天皇中心”“民族至上”的旗号，鼓吹“忠君、反共、修宪、强兵”，加速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美国侵略者破坏朝鲜停战谈判和在亚洲区域建立军事基地，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和安全遭到严重的威胁。为此，中国著名和平人士宋庆龄、郭沫若、彭真、刘宁一等11人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并根据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国际和平保卫者的热忱建议，于1952年3月联名邀请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人士共同发起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0月2日至12日亚太和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苏、朝、蒙古、印、日、澳、智利和墨西哥等及美洲太平洋沿岸的37个国家的代表。会议一致通过“告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关于文化交流问题的决议”“关于建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决议”等决议。
1953年9月28日，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在出席哥本哈根世界和平理事会后经苏联来到中国。周恩来在会见中首次就中日关系发表谈话。他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对外侵略罪行，不仅使中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同时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灾难。我相信，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会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不让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和重新对外侵略，以免日本重新蒙受比过去和现在更加深重的灾难。”“我们是主张恢复与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正常关系的。但是，如果日本政府仍然继续做美国侵略中国和东方各国的工具，仍然继续执行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政策，并仍然继续保持与蒋介石残余匪帮的所谓外交关系，那么，日本就将日益成为太平洋上不安的因素，从而阻碍着日本与新中国缔结和约和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可能。”他还指出：“但是，不幸的很，日本现在是被美国军队所占领，受美国控制，并按照美国侵略者的意图，在进行着重整军备，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我们应该说，强大的新中国今天已有力量保卫自己的国家，并且日益成为保卫东方和平的重要支柱。”最后他强调说：“今天摆在日本人民面前的，是两个不同的前途：一个是处于美国附庸国地位的军国主义的日本，这是日本反动势力所要求的；另一个是独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日本，这是日本人民的奋斗目标。……中国人民希望日本人民能够得到他们祖国的新生和独立，希望中日两国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真正能够共存共荣。”
周恩来与大山的会见通过新华社的报道很快传到日本，引起了日本各界的极大关注，推动了日本国内对华友好运动的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