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4年10月10日晚，蜿蜒的山路上，一条见首不见尾的火龙缓缓向西游动。这是由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直属单位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共8.6万人，正被迫踏上悲壮的战略大转移征程。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出发时称之为“西征”。
队伍之中，只见挑着各种物资的担架队、驮着辎重的骡马队、由数人抬着的笨重机器、骑在马上的年长者、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几十名妇女组成的特殊连队首尾相衔，冗赘不堪。披挂齐整的红军战士，夹护在带着“坛坛罐罐”的队伍两翼，形成甬道，亦拉不开前进的步幅。
红军总司令朱德身着一套褪了色的灰军装，脚踏草鞋，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出发前，组织上给少数中央领导人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虽然已48岁了，但为节省出几名强壮士兵去充实作战部队，他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挑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供骑乘用，一匹驮行李、文件。
红军主力10月18日由于都南渡赣水后，按照朱德发布的突围作战命令，于21日晚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再过信丰河，向湖南、广东边境转进。部队在五岭山区的坎坷山路上缓缓西进，到11月8日全部通过敌军在汝城至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域。
第三道封锁线被红军突破后，蒋介石看清了中央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全力加强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他任命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北路军的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的兵力加紧“追剿”；同时，命令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各率主力部队扼要堵截。国民党各路重兵云集湘江沿岸，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局势异常严峻。
在一个农家小屋所设的临时指挥部中，昏暗的灯光下闪现着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人一张张思索而不无忧虑的脸。朱德讲话时，伍修权在一旁小声地为李德做着翻译。房东大娘和她的儿媳为在座的每人送来一碗热腾腾的姜汤和一个烤红薯：“趁热吃吧，幸好藏在地窖里，才没被那帮白匪抢走。”朱德手里拿着红薯，沉默不语，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酸楚。
小屋外，伫立路上的红军战士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原地待命。一个拉着马尾巴的红小鬼竟然站着打起了呼噜……
“我看，只有甩掉坛坛罐罐，快速赶赴渡河点，强渡湘江。”朱德说。周恩来接着说：“我同朱老总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们不能再坐失良机啦！”架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博古却反对朱德的意见：“不行，不能更改中央的决定！那些兵工、印刷、造币、医疗设备物资是我们付出极大代价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万不可因为暂时的困难，扔掉革命的本钱！”
朱德一听来了气：“革命的本钱是人，不是物！”博古还想反驳，被朱德用平和的语气打断：“同志哥，为了这些劳什子，我们会断送多少将士的生命，你想过没有？”
李德又端起他那居高临下、唯我独尊的架子，一开口便训人：“革命哪能没有牺牲？列宁说‘布尔什维克的每一个胜利都是用鲜血浇铸而成’，为了战略转移取得成功，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朱德对他那不着边际的空论嗤之以鼻。这时，无线电话务员报告：“朱总司令，先头部队已将堵截的敌人击溃。”朱德下令：“部队继续前进！”
众人离开小屋时，朱德走进房东灶屋，只见老大娘一家5口挤坐在柴禾上，默默无语。他转身回来，从警卫员身上取下一个米袋，悄悄地放在室中桌上。
11月27日晚，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后续部队却不能及时跟进过江。整个红军队伍前后相距约100公里，特别是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共1.4万多人，有1000多副担子，被各战斗部队夹护在约50公里长的狭窄甬道里，缓缓地向湘江前进，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由于红军先头部队已突破湘江，湘、桂两省国民党军队纷纷向红军渡江地段扑来，在飞机配合下发动猛烈攻击，企图夺回渡河点，把红军围歼在湘江两岸。
在大崖洞临时指挥部，朱德指着铺在地上的军事地图，向周恩来、王稼祥、博古、李德做着敌情分析和战斗部署。在这种险恶的处境下，原来高傲自信的李德一筹莫展，而朱德则临危不乱，同周恩来等一起，指挥各战斗部队顽强抗击敌军，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江。
周恩来说：“正如朱老总所分析，情势万分危急，我们已没有犹豫和选择的余地，必须甩掉坛坛罐罐，争取分分秒秒，保证中央红军和红军主力尽快渡过湘江！”胳臂上受伤，缠着绷带的王稼祥以十分诚恳、坚决的语气对朱德说：“过去的一切争论都该结束了，因为血的教训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在这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朱老总，你就果断地布置和指挥吧，我支持你，如果错了，算我王稼祥一份！”朱德用眼神征询博古、李德的意见。李德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博古心情沉重地说：“我同意稼祥同志的意见。”
朱德转身走向无线电报话务员：“现在，我命令——”
在脚山铺红一军团指挥所内，政委聂荣臻接到了朱德发来的电令:一军团必须坚决抵抗沿桂黄公路向西南前进之敌；军委及湘江以东各部队将星夜兼程过河。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对话务员下令：命令各师团坚守阵地，寸土必争，就是用我们的尸体也要为红星纵队铺设一条前进的道路！
经过4天4夜血战，红军终于渡过湘江，但整个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两岸，硝烟未尽，滔滔江水泛起殷红的血光，累累的英烈尸骨横列岸边。面对这悲壮惨烈的情景，朱德脱下军帽，沉重发誓：“苍天在上，湘江为证，我朱德将永志民众英魂，不负万千先烈，毕其一生为人民利益奋斗不止，忘记了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二
12月10日，红军再入湖南境内，攻占通道县城。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主力将由这里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这时国民党军队已了解红军的意图，预先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下相当于红军兵力五六倍的重兵，张开口袋等候红军钻入。在这个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绝不能往这个口袋里钻，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扭转红军突围以来的被动局面。于是，中央几个负责人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会后，朱德命令各军团、纵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
红军突然折入贵州，是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红军由此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赢得了主动。15日攻占黎平后，部队得到了两个月连续行军作战中的第一次休整机会。但是，转变战略方向问题虽在通道会议上提了出来，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博古、李德不顾国民党重兵仍在湘西的实际情况，依然主张从黎平再北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18日在黎平开会，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
这次会议显然比通道会议开得从容，因此大家都有机会坐下来各抒己见。毛泽东这次不仅讲了红军进军路线，同时还提出在川黔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建议。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朱德非常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和周恩来、洛甫（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站在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最后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这以后，中央红军向黔北重镇遵义直进，于12月底到达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一带。野战军司令部开始部署强渡乌江的战斗。这时，博古和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意见，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于是，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决定强渡乌江，并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1月2日至6日，朱德指挥中央红军分3路分别从回龙场、江河界、茶山关等地渡过乌江天险。7日，林彪和聂荣臻指挥先头部队智取遵义。8日，朱德命令：“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
遵义，北倚娄山，南濒乌江，西南环青山，东北枕湘水，地形险要雄伟，为黔北第一重镇、贵州第二大城。红军进驻遵义，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进城后，朱德和周恩来率红军总部住在遵义老城枇杷桥原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楼上，毛泽东和洛甫、王稼祥住在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烟旅长易少荃的宅邸。1月12日下午，红军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朱德首先讲话，阐明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宣传红军的主张，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接着，毛泽东、李富春和遵义群众代表也讲了话。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1月13日深夜，周恩来和朱德等正在作战办公室听参谋人员汇报军情，博古突然来了，他向周恩来问道：“恩来同志，你的军事报告准备得怎样？”周恩来严肃地说：“勉强可以了，不知会上能否通过。我是做好准备检讨。你的报告呢？”博古说：“差不多了。我看会可以开了，会场准备好了吗？明天，你可以通知开会的人啦。”
周恩来接着问：“原定召开政治局会议，是否干脆开一个扩大会，请几个军团负责人也在会上讲讲，他们不是也很有意见吗？”博古想了想，说：“照你的意见办，不过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和中央代表刘少奇不在遵义，可能一时赶不到，你得立马通知。”他转而问朱德：“一军团的林彪和聂荣臻，听说都在遵义，是吗？”朱德答：“是的，不过聂荣臻的脚过湘江后化脓，前两天在卫生部疗养，林彪与他大概住在一起。”
博古道：“那很好，其他领导人都在遵义，通知即到。”周恩来说：“会场就在楼上，稍加布置就可开会，我立刻给卓然、少奇同志发电报，通知他们明天赶到。”这时，朱德说：“恩来同志，你该休息啦，搞不好，后天的会，你要唱主角哟。”周恩来眨眨眼，意味深长地苦笑了一下。
三
1月15日，具有划时代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公馆”楼上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洛甫、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金）；红军总部及各军团领导人有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三军团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洋顾问李德列席会议，翻译依旧是伍修权。总共不过20人。
会议的中心议题一是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由于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其他重要事务，接连几天的会议多是在晚饭后开始，每次都开到深夜。
会议由博古主持。会场静下来后，他从一只黑牛皮挎包里取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用手扶了扶眼镜，带着一口浓重的江苏口音向大家讲开了。在《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中，博古虽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各种客观原因，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强大。
随着博古不紧不慢的报告，李德不停地点头，很长时间以来不见的笑容又出现在他的脸上，与会者也都认真地听着，但多数人的脸上逐渐流露出不满的情绪：这哪里是报告，完全是“左”倾路线的辩护词。
好不容易等到博古讲完，周恩来紧接着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说明了中央的战略战术，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离开中央根据地的原因，重点指出主观方面的错误，对李德和博古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对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欢迎大家批评。”
两个报告听完后，会议转入大会发言。洛甫首先站起来，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评。”
与会者的目光投到了洛甫的身上，他的声音铿锵有力：“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总结根本没有说到实处！第五次反‘围剿’是因为国民党太强大？是因为苏区条件太差？是因为帝国主义支持？……那么，我要问一句了——前四次反‘围剿’与第五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我们必须面对事实、承认事实！这一年来，党内根本没有民主。博古同志把李德同志捧成太上皇，言听计从，别人的意见一点听不进去！李德同志更是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其实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完全按照洋框框，凭想当然指挥作战……”
博古感到震惊，想不到洛甫居然在会上批评他。作为高级领导人，过去很多时候他们常在一起合作共事，虽然免不了有一些嫌隙，但他想不到洛甫竟会这样公开反对他的意见。他们之间的距离，今天好像又拉大了，这是他无法理解的。李德听了洛甫的“反报告”很是不安，想发作但又无可奈何。
这时，毛泽东把手中的烟头掐灭，站起来说：“洛甫的发言，就是我要说的。我再补充几句。”随后，毛泽东针对博古的总结报告作了长篇发言，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着重剖析了“左”倾军事路线实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错误及其表现，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一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由此而产生的战略战术问题。朱德边听边点头。
毛泽东的发言使会场顿时肃静下来。李德听完伍修权的翻译，脸涨得通红；博古预感到了什么，神色有些苍白；其他与会者觉得毛泽东的话说到了他们心里，都鼓起掌来。
这时，周恩来插言道：“作为‘三人团’的成员，我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要负责任。我同意毛泽东同志所说，确实是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我们要敢于承认事实，共产党人死都不怕，还怕承认错误么？几万红军战士因为我们的错误，牺牲了，血染湘江、血染湘江啊……”周恩来声音哽咽起来，众人受到感染，无不心情沉重。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必须对革命事业负责，我们必须对得起死去的战友。我提议，让毛泽东同志重新进入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同时，我请求——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都在帮助我，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严肃批评，多加指导，我愿意做党分配给我的任何工作。”大家屏息静听，朱德拍了拍邻座的周恩来的手背……
王稼祥激动地从躺椅上站起来：“我说两句！”朱德知道他腹部有伤，关切地说：“稼祥同志身体不好，坐着说吧。”王稼祥向朱德笑笑致意，坐下来，伸出3个手指：“我就说3句话。第一，完全赞同洛甫、老毛的发言。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同志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取消李德、博古同志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这番话一说完，博古、李德不由一震，而大家又一次鼓起掌来。
不知不觉墙上的挂钟时针已指向凌晨0：30时了，正想找台阶下的博古说：“今天会议就进行到这里吧，明天继续。”
会议散了，但大家都没有休息，在会下展开游说，争取与会者同意自己的观点。
第二天，凯丰第一个发言。他冷笑道：“昨天的有关发言我反对。老毛懂个啥？他懂马列主义吗？他上过伏龙芝军事学院吗？他不过会翻翻《孙子兵法》，看看《水浒》《三国》，就靠这点东西，能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简直笑话！……”接着，凯丰旁征博引马、恩、列、斯的著作，为博古、李德辩护起来。毛泽东大口吞吐烟雾，表情平静。博古感恩地望着凯丰，李德则傲然地扫视着眼中的“土包子”毛泽东。
听着听着，一向慈祥谦和的朱德再也听不下去了，一拳砸在桌子上，猛地站起来，目光冷烈如电：“我说几句。是，我们大多数将领没有喝过洋墨水。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谁对谁错，历史是最终的证人！李德同志总揽战局以来，红军节节失利、全局溃败。湘江一战，数万战友血染江涛！……”朱德说到这里不禁失声流泪，会场一片沉静。
朱德用双手使劲搓了一下脸，目光平视众人：“我不反对学习国外的理论与经验，但是，一定要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靠背教条指挥战争，没有不失败的！毛泽东同志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和运用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前4次反‘围剿’的胜利。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具备指挥革命战争的杰出才能！所以，我也提议，让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领导中来！大家就此，请发表各自的意见。我的话，讲完了。”彭德怀等热烈鼓掌，大呼赞同。
凯丰这下可急了，高声喊道：“博古、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指定的中央领导人，你们竟然反对共产国际——这是反党行为！”朱德冷笑道：“我本来讲，要对事不对人。这次会议也是为解决路线、方针问题。现在看来，你们还要坚持错误的领导——好，我就重新声明立场：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说着，朱德将手指指着李德，声色俱厉地说：“你们瞎指挥，弄得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我们还能再跟着你们的错误领导走下去吗？”朱德的话如黄钟大吕，在会场上引起极大反响。
接下来的会议发言更加热烈，没有长篇大论，全是充满火药味的短兵相接。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杨尚昆、李卓然等一线指挥员都以自己的亲身感受，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恶果，反映了广大指战员要求改变领导的强烈愿望。陈云、刘少奇在发言中，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拥护批判李德、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奋笔疾书，真实地记录了会议的发言。
四
1月的遵义，冷风冷雨，天气很恶劣。深夜，康克清尽管很累，还是生起了一盆炭火，静静等待朱德回来。
不知到了什么时候，一个熟悉的脚步声朝卧室走来。散会了，他回来了！康克清一阵高兴，急忙去开门。
打开房门，走进来的果然是朱德。他虽然面带倦容，但脸上却透出了笑意，可见他是高兴的。他进门就说：“你怎么还没休息呀？”康克清见朱德一脸喜色，便问了句：“看你好高兴的，会开完了？”
“是的，开完了，很成功！”说着，朱德手拉着康克清坐在炭火旁，捡起一块木炭放进火盆里。随着一阵轻微的劈啪声，火焰开始变大变旺。
朱德伸出双手烘烤一下，两眼盯住燃烧的火焰，含笑的眼睛出了神。他在想些什么呢？是过去的经验教训，是红军面临的处境，还是会议的本身？不得而知。26年后，朱德在回顾遵义会议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写下了诗句：“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这发自心头的诗句可能就是在这个夜晚开始构思的吧。
朱德拿起火钳，拨了拨盆中的木炭，火光更亮了。他放下火钳，轻轻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说：“毛泽东同志最终复出了，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又可以参与指挥军队了。”
“太好了！”康克清的声音提高了，随之又压低问，“那李德和博古呢？”朱德说：“会议取消了‘三人团’，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事实早就证明，他们两个指挥不了——要不是他们用死打硬拼的打法，第五次反‘围剿’还不会损失那么大呢！”
“当初为什么让毛泽东同志离开部队呢？”康克清一直对此不理解，于是向朱德发问。朱德沉思一会儿，说：“这件事情很复杂，我也说不清，更不能给你说。”康克清见朱德不愿说，也就不勉强，转而说：“今后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吧？”
“也难说。”朱德说，“现在仍然很困难，后有追兵，前有堵截，我们还得准备吃苦呀！”康克清点点头，若有所思。
火盆中的木炭在燃烧，红彤彤的光焰照射着这对革命夫妻，把他们促膝交谈的形象剪影在墙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