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胸怀像大海一样宽阔，人品像青山一样崇高”，他传奇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作为党员干部，通过品读《难忘的二十年》一书，追思习仲勋同志“一生光辉、历经坎坷”的奋斗历程，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忠诚二字的责任和分量。
再次满怀敬仰地打开了《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一书，我伏案细读，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本书作者张志功同志在“文革”前和改革开放后先后两次担任习仲勋同志的秘书，前后加起来正好20年，是习仲勋同志光辉历史的目击者和见证人。在书中，作者回顾了同习仲勋同志一起工作和生活的日日夜夜。全书篇幅不长，文风朴实，亦如习仲勋同志的为人——纯朴、简单、真实。翻开书页，同作者一道感受习仲勋同志的喜怒哀乐、嬉笑怒骂，感受他起起伏伏、波澜壮阔的一生，令人不禁动容感慨。
惟其忠诚方能信仰笃定，信念如山
信仰必经万般委屈而不悔，忠诚必经严峻考验而不改。没有坚定的信仰信念，忠诚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品读这本书，就能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信仰信念，什么是忠诚坚贞。该书开篇就讲了习仲勋同志蒙冤受屈的那段艰难岁月。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问题”遭诬陷，被扣上“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等莫须有罪名，受批判、审查长达16年之久，其间竟有7年没有见过家人。但在这样一种痛苦无处诉的情况下，他仍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学习理论，坚持锻炼身体，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公正解决。艰苦生活的磨练、身陷囹圄的磨难和种种不公正待遇，没有改变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没有改变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彰显了一个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品质和崇高气节。1978年4月，在还没有得到公开平反的情况下，他服从组织决定，毅然南下广东省委主持工作，毫不计较个人的委屈和得失，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承诺——“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书中还记录了一段他和好友班禅的对话，习仲勋和班禅的冤案在平反后，老友重逢，感慨万千。班禅很不安地说：“因为我的《七万言书》，把你给连累了，真对不起。”习仲勋同志却对他说：“这不是谁连累谁的问题，我们都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增长了见识，党对你是了解的。”朴实的话语，透着对党的无限忠诚，表达着对组织的无比热爱，令人肃然起敬。人生能有几个16年啊？习仲勋同志完全有理由为自己所遭受的不白之冤表达自己的委屈，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16年冤屈”当作“锻炼和考验”，始终对党保持忠诚之心。支撑他至死不渝对党忠诚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是信仰。是信仰决定了他没有把职位用于谋求个人利益，而是用来为党工作、造福人民；是信仰决定了他把个人荣辱寓于党的事业，始终把组织需要和组织安排置于个人意愿之上。
惟其忠诚方能秉持真理，矢志不移
习仲勋同志是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群众领袖，最懂得实践的重要性，最讲实事求是，不论什么时候都讲实话、讲品德、讲良心，更讲党性，从不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为既然是错误的东西，不管来自谁的决定，不管有多大压力，都要彻底纠正。他在广东平反冤假错案时，以革命家的勇气，以雷厉风行、一抓到底的作风，顶住层层压力，坚持实事求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在处理广东“地方主义”问题时，有人问他“有人说你为‘地方主义’翻案，你知道不知道？”他掷地有声地回答：“知道，我做这件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是把平反‘地方主义’搞成。”他在广东主政3年期间，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使多达20万干部群众得以平反昭雪，而当时他自己的冤案还没有得到公开平反。他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坚持真理的革命情怀，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感染了他的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他的秘书张志功也遭到秘密逮捕，被隔离审查了近两年时间，历经苦难折磨，但他牢记习仲勋同志的教诲，始终不为自己过关而歪曲事实、无中生有。这就是党性，就是忠诚，就是共产党人的坚贞和伟大。此情此景，今天读来仍让人不禁潸然泪下。
惟其忠诚方能大公至正，胸怀天下
对党忠诚必然涉及“公”与“私”的问题。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习仲勋同志从入党的一刻起就将一生献给党和人民，从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有时甚至因公废私、公而忘私。1944年，他在新婚燕尔之际就对妻子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陷在小圈子里，今后我可能在很多方面照顾不了你。”解放战争时期，夫妻相隔几百里，长时间不能团聚，他常常只能写信给妻子，一面传递思念之情，一面鼓励她安心在基层工作。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时有一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的地位和影响经商，有的违法乱纪，在社会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他对此十分忧虑，认为纠正党风，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家属做起，因此治家很严，甚至有些不近人情。1983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光英筹建“光大公司”，想调习仲勋同志的女儿乾平去工作，他谢绝了，说：“你这个‘光大’公司名气太大，众目睽睽，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还是不要调她去为好。”他还严肃而委婉地开导女儿：“人只要有本事，在哪里都可以发挥作用，就怕你没有本事。因为我的身份，你去‘光大’难免会有议论。你是我的女儿，就要学会低调做人。”作为一名丈夫、父亲，对妻子、儿女的爱是真挚而纯粹的，特别是多年的革命生涯、起起落落，愧欠家人太多太多，如何弥补都不为过，但作为一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党和国家的利益面前，个人情感抛之一边，即便调动工作这等小事都不讲情面。看似绝情实则大义，他是真正用坚强党性和不二忠诚支撑自我的大写的共产党人。
惟其忠诚方能不忘初心，心系苍生
共产党员对党忠诚，就是对人民忠诚，就是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干实事，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在习仲勋同志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农民那种勤劳、勤俭和朴实无华的作风。他几十年如一日，过着简朴、平常的生活，却时时牵挂着基层劳动群众的疾苦，始终“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认为人民群众的事情，不论大小，都是国家大事的体现，都要认真对待，马虎不得。1960年3月，革命老区陕西省耀县黑田峡大队派人到河南洛阳购买胶轮马车，途经渑池县时，被疑为投机倒把，人被扣留，款被没收。他得知后，详细询问了事情的经过，亲自调解渑池县退还了被扣的马车款。他视人民群众如父母，始终以炽热之心为人民群众服务，甚至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依然初心不改。1967年，在被批斗期间，他还两次上书毛主席，反对“文攻武斗”，建议恢复春耕生产。这样一位被红卫兵看管、失去人身自由并遭到轮番批斗、身心极度疲惫的“反党分子”，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冤情，而是制止武斗和恢复春耕生产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逃港潮”泛滥，他经过深入调研后认为，不只是沿海人觉悟出了问题，主要还是经济上出了问题。因而，他一方面坚决反对把偷渡外逃的群众视为犯罪分子，另一方面加快改革步伐，推动特区建设，用发展这把钥匙破解群众温饱问题。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体察民间疾苦的精神，直到今天依然让人钦佩。他还十分注意同群众沟通的方式方法，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善于倾听群众的声音，用一点一滴的“小事”，诠释了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对群众极端热忱、对人民极端负责的品格和情怀。
惟其忠诚方能务实担当，不计得失
唯有担当，方显忠诚。担当精神是共产党人的魂，是精神脊梁，是对党忠诚的根本体现。党员干部对于应该做的事，顶着压力也要干好；对于应肩负的责任，迎着风险也要履行。习仲勋同志在工作上从不揽功诿过，敢于承担责任，总是为他人遮风挡雨。比如，在蒙冤受屈的日子里，他对所谓“反党”问题抱着尽量少牵扯别人的态度看，能揽过来就揽过来，宁可自己一个人承担责任，也尽可能不连累别人，他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到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即使对那些做过错事，甚至伤害过他的人，也从来不计较，更不打击报复。“文革”期间，他被西安造反派从洛阳揪到西安批斗，拼刺刀会，拳脚交加、推搡凌辱，百般侮辱，但他对这群红卫兵并无怨恨，多年以后还为他们开脱说：“他们年轻幼稚，不懂得革命道理，单凭一股热情，容易受蒙蔽上当，不能怪罪他们。”胸襟之博大、气度之恢弘令人崇敬。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主政广东期间，面对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现实，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团结和带领省委一班人，率先向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形势，赋予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特区，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这一建议被中央采纳，经济特区由此而生，“杀出了一条血路来”。在这段惊心动魄而又荡气回肠的历史进程中，他说过：特区之特，关键在敢于改革，敢于试验，敢于牺牲。这个特，不是指在生活上特，不是要脱离群众。敢试，有时候可能会试错，这没有关系，顶多不就是一个乌纱帽嘛。敢想、敢干、敢于担当。这种果敢与实干，源于他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源于他对民生福祉的关切。
“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是共产党员入党时的庄严承诺。是否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是每个共产党人都要自省自问的问题。习远平同志在回忆父亲习仲勋的文章中写到：“父亲为什么能够天天如一地无畏面对，是因为在他心里，人民至上，党至上，为党和人民而战斗、奋斗，是他心里的无上快乐。‘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16个字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顺境如此，逆境亦如此。”品读这本书，我们看到了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既铁骨铮铮、光辉伟岸又平易近人、举重若轻的形象，他有志存高远的追求，有百折不挠的意志，有摆脱名利束缚的定力，任何时候都不移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任何情况都不改对组织的信任。斯人已逝，精神长留。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来源：《学习时报》2017年4月12日）
再次满怀敬仰地打开了《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一书，我伏案细读，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本书作者张志功同志在“文革”前和改革开放后先后两次担任习仲勋同志的秘书，前后加起来正好20年，是习仲勋同志光辉历史的目击者和见证人。在书中，作者回顾了同习仲勋同志一起工作和生活的日日夜夜。全书篇幅不长，文风朴实，亦如习仲勋同志的为人——纯朴、简单、真实。翻开书页，同作者一道感受习仲勋同志的喜怒哀乐、嬉笑怒骂，感受他起起伏伏、波澜壮阔的一生，令人不禁动容感慨。
惟其忠诚方能信仰笃定，信念如山
信仰必经万般委屈而不悔，忠诚必经严峻考验而不改。没有坚定的信仰信念，忠诚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品读这本书，就能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信仰信念，什么是忠诚坚贞。该书开篇就讲了习仲勋同志蒙冤受屈的那段艰难岁月。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问题”遭诬陷，被扣上“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等莫须有罪名，受批判、审查长达16年之久，其间竟有7年没有见过家人。但在这样一种痛苦无处诉的情况下，他仍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学习理论，坚持锻炼身体，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公正解决。艰苦生活的磨练、身陷囹圄的磨难和种种不公正待遇，没有改变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没有改变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彰显了一个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品质和崇高气节。1978年4月，在还没有得到公开平反的情况下，他服从组织决定，毅然南下广东省委主持工作，毫不计较个人的委屈和得失，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承诺——“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书中还记录了一段他和好友班禅的对话，习仲勋和班禅的冤案在平反后，老友重逢，感慨万千。班禅很不安地说：“因为我的《七万言书》，把你给连累了，真对不起。”习仲勋同志却对他说：“这不是谁连累谁的问题，我们都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增长了见识，党对你是了解的。”朴实的话语，透着对党的无限忠诚，表达着对组织的无比热爱，令人肃然起敬。人生能有几个16年啊？习仲勋同志完全有理由为自己所遭受的不白之冤表达自己的委屈，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16年冤屈”当作“锻炼和考验”，始终对党保持忠诚之心。支撑他至死不渝对党忠诚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是信仰。是信仰决定了他没有把职位用于谋求个人利益，而是用来为党工作、造福人民；是信仰决定了他把个人荣辱寓于党的事业，始终把组织需要和组织安排置于个人意愿之上。
惟其忠诚方能秉持真理，矢志不移
习仲勋同志是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群众领袖，最懂得实践的重要性，最讲实事求是，不论什么时候都讲实话、讲品德、讲良心，更讲党性，从不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为既然是错误的东西，不管来自谁的决定，不管有多大压力，都要彻底纠正。他在广东平反冤假错案时，以革命家的勇气，以雷厉风行、一抓到底的作风，顶住层层压力，坚持实事求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在处理广东“地方主义”问题时，有人问他“有人说你为‘地方主义’翻案，你知道不知道？”他掷地有声地回答：“知道，我做这件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是把平反‘地方主义’搞成。”他在广东主政3年期间，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使多达20万干部群众得以平反昭雪，而当时他自己的冤案还没有得到公开平反。他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坚持真理的革命情怀，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感染了他的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他的秘书张志功也遭到秘密逮捕，被隔离审查了近两年时间，历经苦难折磨，但他牢记习仲勋同志的教诲，始终不为自己过关而歪曲事实、无中生有。这就是党性，就是忠诚，就是共产党人的坚贞和伟大。此情此景，今天读来仍让人不禁潸然泪下。
惟其忠诚方能大公至正，胸怀天下
对党忠诚必然涉及“公”与“私”的问题。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习仲勋同志从入党的一刻起就将一生献给党和人民，从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有时甚至因公废私、公而忘私。1944年，他在新婚燕尔之际就对妻子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陷在小圈子里，今后我可能在很多方面照顾不了你。”解放战争时期，夫妻相隔几百里，长时间不能团聚，他常常只能写信给妻子，一面传递思念之情，一面鼓励她安心在基层工作。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时有一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的地位和影响经商，有的违法乱纪，在社会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他对此十分忧虑，认为纠正党风，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家属做起，因此治家很严，甚至有些不近人情。1983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光英筹建“光大公司”，想调习仲勋同志的女儿乾平去工作，他谢绝了，说：“你这个‘光大’公司名气太大，众目睽睽，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还是不要调她去为好。”他还严肃而委婉地开导女儿：“人只要有本事，在哪里都可以发挥作用，就怕你没有本事。因为我的身份，你去‘光大’难免会有议论。你是我的女儿，就要学会低调做人。”作为一名丈夫、父亲，对妻子、儿女的爱是真挚而纯粹的，特别是多年的革命生涯、起起落落，愧欠家人太多太多，如何弥补都不为过，但作为一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党和国家的利益面前，个人情感抛之一边，即便调动工作这等小事都不讲情面。看似绝情实则大义，他是真正用坚强党性和不二忠诚支撑自我的大写的共产党人。
惟其忠诚方能不忘初心，心系苍生
共产党员对党忠诚，就是对人民忠诚，就是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干实事，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在习仲勋同志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农民那种勤劳、勤俭和朴实无华的作风。他几十年如一日，过着简朴、平常的生活，却时时牵挂着基层劳动群众的疾苦，始终“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认为人民群众的事情，不论大小，都是国家大事的体现，都要认真对待，马虎不得。1960年3月，革命老区陕西省耀县黑田峡大队派人到河南洛阳购买胶轮马车，途经渑池县时，被疑为投机倒把，人被扣留，款被没收。他得知后，详细询问了事情的经过，亲自调解渑池县退还了被扣的马车款。他视人民群众如父母，始终以炽热之心为人民群众服务，甚至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依然初心不改。1967年，在被批斗期间，他还两次上书毛主席，反对“文攻武斗”，建议恢复春耕生产。这样一位被红卫兵看管、失去人身自由并遭到轮番批斗、身心极度疲惫的“反党分子”，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冤情，而是制止武斗和恢复春耕生产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逃港潮”泛滥，他经过深入调研后认为，不只是沿海人觉悟出了问题，主要还是经济上出了问题。因而，他一方面坚决反对把偷渡外逃的群众视为犯罪分子，另一方面加快改革步伐，推动特区建设，用发展这把钥匙破解群众温饱问题。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体察民间疾苦的精神，直到今天依然让人钦佩。他还十分注意同群众沟通的方式方法，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善于倾听群众的声音，用一点一滴的“小事”，诠释了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对群众极端热忱、对人民极端负责的品格和情怀。
惟其忠诚方能务实担当，不计得失
唯有担当，方显忠诚。担当精神是共产党人的魂，是精神脊梁，是对党忠诚的根本体现。党员干部对于应该做的事，顶着压力也要干好；对于应肩负的责任，迎着风险也要履行。习仲勋同志在工作上从不揽功诿过，敢于承担责任，总是为他人遮风挡雨。比如，在蒙冤受屈的日子里，他对所谓“反党”问题抱着尽量少牵扯别人的态度看，能揽过来就揽过来，宁可自己一个人承担责任，也尽可能不连累别人，他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到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即使对那些做过错事，甚至伤害过他的人，也从来不计较，更不打击报复。“文革”期间，他被西安造反派从洛阳揪到西安批斗，拼刺刀会，拳脚交加、推搡凌辱，百般侮辱，但他对这群红卫兵并无怨恨，多年以后还为他们开脱说：“他们年轻幼稚，不懂得革命道理，单凭一股热情，容易受蒙蔽上当，不能怪罪他们。”胸襟之博大、气度之恢弘令人崇敬。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主政广东期间，面对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现实，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团结和带领省委一班人，率先向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形势，赋予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特区，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这一建议被中央采纳，经济特区由此而生，“杀出了一条血路来”。在这段惊心动魄而又荡气回肠的历史进程中，他说过：特区之特，关键在敢于改革，敢于试验，敢于牺牲。这个特，不是指在生活上特，不是要脱离群众。敢试，有时候可能会试错，这没有关系，顶多不就是一个乌纱帽嘛。敢想、敢干、敢于担当。这种果敢与实干，源于他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源于他对民生福祉的关切。
“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是共产党员入党时的庄严承诺。是否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是每个共产党人都要自省自问的问题。习远平同志在回忆父亲习仲勋的文章中写到：“父亲为什么能够天天如一地无畏面对，是因为在他心里，人民至上，党至上，为党和人民而战斗、奋斗，是他心里的无上快乐。‘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16个字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顺境如此，逆境亦如此。”品读这本书，我们看到了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既铁骨铮铮、光辉伟岸又平易近人、举重若轻的形象，他有志存高远的追求，有百折不挠的意志，有摆脱名利束缚的定力，任何时候都不移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任何情况都不改对组织的信任。斯人已逝，精神长留。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来源：《学习时报》2017年4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