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8日是叶剑英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叶剑英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殚精竭虑、不懈奋斗，建立了丰功伟绩。
一、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
叶剑英同志1897年出生于广东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一个小商家庭。此时的中国正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内忧外患、灾难深重。叶剑英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救国救民。1917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学习，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投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参与创办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他率部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和北伐，成为国民革命军名将。他从斗争实践中深切感受到“共产党朝气蓬勃，必然要胜利”，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27年，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的严峻时刻，叶剑英同志毅然通电反蒋，加入中国共产党，由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此为实现共产主义执着奋斗了一生。
叶剑英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正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职务。经周恩来同志同意，他的中共党员身份暂不公开，继续留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南昌起义前夕，他获悉汪精卫等企图解除准备参加起义的叶挺、贺龙部队武装，立即冒险把消息通报叶挺同志，坚定机敏地策应了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在南昌起义部队向广东转移途中，他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促使张发奎部“直开广东，不追贺叶”，暗中保护起义部队打开了南下的通道。叶剑英同志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根据党的指示，他秘密准备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两支革命武装，使之成为广州起义的主要力量。12月11日凌晨起义爆发，叶剑英同志任副总指挥，与张太雷、叶挺等同志一起率领起义武装浴血奋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这两次起义和秋收起义一起，成为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1928年，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同志赴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军事。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任中革军委委员、总参谋部部长等职。1932年10月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坚持以古田会议精神培训干部、“创造铁的红军”。他参与中央苏区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指挥，为红军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途中，叶剑英同志机智勇敢地同张国焘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的阴谋作斗争，为党中央和红军胜利北上立了大功。毛泽东同志后来多次称赞叶剑英同志在这一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叶剑英同志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职，协助毛泽东、彭德怀同志指挥直罗镇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巩固了陕甘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二、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倡导和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7月起，在毛泽东同志提议下，叶剑英同志参与领导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正确贯彻中央部署，与张学良秘密进行商谈，在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推动延安地区的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停止敌对行动。西安事变发生后，根据党中央的方针，他协助周恩来同志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剑英同志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八路军参谋长，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等职，在南京、武汉、长沙和重庆等地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他协助周恩来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战工作，营救出数百位被国民党监禁的革命同志，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领导骨干。他参加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争取扩充人民抗日武装编制员额，为八路军、新四军争取军需和装备。他广交朋友，努力做国民党上层和民主人士的工作。他参与创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讲授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发表文章、演说和题词，阐述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反共磨擦的倒行逆施，叶剑英同志针锋相对，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1940年3月，他在重庆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时，集中讲了关于作战和磨擦两个问题，用大量事实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种种诬蔑，被誉为“舌战群儒”。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叶剑英同志召集有关人员连夜赶写和印发《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传单，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一起，对国民党的行径进行严正抗议。这年2月，叶剑英同志回到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对日作战。1944年，叶剑英同志受党中央委托，接待来延安的第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组织他们参观访问，走访抗日前线，详尽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取得的战绩，介绍国共两党军队抗击敌军的战况，使全国和全世界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真相。他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并在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剑英同志协助周恩来同志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停止内战的协议。随后，他担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到北平同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方面的代表商谈停战事宜。在军调部工作的400多天里，他同其他中共代表一起，全面阐述中共政策和主张，揭露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支持下破坏停战、发动内战的真实面目，同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进行了艰巨复杂的谈判斗争，有力配合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捍卫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还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为解放区筹集经费，安排撤离伤员，广泛接触和团结爱国民主人士，争取一部分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工作。
全面内战爆发后，叶剑英同志参与领导全国解放战争。1947年春，他到晋西北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与杨尚昆等同志一起，紧张高效地开展工作。他领导军委总参谋部做好情报工作，使在陕北山沟沟里转战的党中央“耳聪目明”，进退有据。在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同任弼时同志一起主持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正确贯彻了中央的土改政策。叶剑英同志领导中央后委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保证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胜利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1948年春，党中央领导机关移至晋察冀解放区。5月，叶剑英同志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华北中央局委员等职。他主持制定为党中央战略大局服务的教育方针，培养建立教员队伍，组织编写教材，发扬教学民主，按照实战需要训练干部，为部队和地方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这年年底，叶剑英同志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与彭真等同志一起，促成北平和平解放，领导对旧军队的改编和对旧北平市政府、学校、厂矿等各方面的接管工作，着力维护社会安定，建立人民政权，恢复发展生产，改善文化教育，为后来首都北京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49年8月，叶剑英同志南下，指挥解放广东和海南岛的战役，夺取华南战场的最后胜利。叶剑英同志戎马一生、英勇善战，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卓著功勋。
三、新中国人民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开拓者
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东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等职，主持华南、中南地区工作，胜利完成剿匪、肃特、土改、建立人民政权和恢复发展生产等各项任务。1954年起，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副主席等职，长期主管全军军事训练、院校教育和军事科学研究等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几次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他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呕心沥血、勤勉工作，为巩固新中国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倾注大量心血。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叶剑英同志具有丰富的军事思想和杰出的指挥才能。他强调，“我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制定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号召全军研究和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理论，根据现代战争需要从难从严训练干部和部队。他主持1955年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创造性地探索总结了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的经验。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夕，他向中央军委提出加强军队建设的意见，建议正确认识和处理八个关系，对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发挥了积极作用。1963年，他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形成大练兵热潮，取得显著效果。
叶剑英同志是卓越的军事教育家和军事科学研究的开拓者。1956年12月起，他受命筹办军事科学院，并长期担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为我军现代军事科学研究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和具有开创意义的贡献。他提出要“抬头看世界，埋头钻学术”，领导建立全军的科研机构和队伍，开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历代军事遗产、战役学、外国军事等方面研究，科学总结我军建军和作战经验，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作战指导规律。在叶剑英同志领导下，20世纪60年代编制出一批适应部队作战、训练、管理需要的条令条例，编写出一批优秀军事理论著作，推动了军事科学的繁荣发展。叶剑英同志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理论体系奉献了卓越才干，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叶剑英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以高度的党性原则和非凡的智慧胆略，为稳定军队、保护老干部，在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1967年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稳定军队的发言。2月，他和谭震林、陈毅等几位老一辈革命家一道，奋不顾身、直言抗争，强烈谴责康生、陈伯达等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被诬为“二月逆流”。之后，叶剑英同志遭受打击迫害，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中央和军队的领导职务。1971年林彪事件后，叶剑英同志重新以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1974年1月，他同邓小平等同志一起指挥西沙自卫反击作战，收复“三岛”。1975年，他和邓小平同志一起主持召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随后主持对全军20多个大单位领导班子进行调整配备，为稳定军队和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
四、伟大历史转折与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动者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叶剑英同华国锋、李先念等同志一道，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这场严峻复杂的斗争中，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个凡是”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叶剑英同志高瞻远瞩、排除阻力，力主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工作，尽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经过叶剑英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不懈努力，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与此同时，一大批老同志、老干部也陆续恢复工作，大量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准备了骨干力量，奠定了组织基础。
1977年10月，叶剑英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强调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定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定要提倡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叶剑英同志坚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为全党同志冲破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叶剑英同志和邓小平等同志一起，为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
叶剑英同志具有宽广博大的为民情怀和治国安邦的卓越才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已经80多岁高龄的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他以“团结同志齐建国，欢呼大地又回春”的豪迈激情和卓越的政治远见，在推动新时期改革开放、民主法制建设、祖国统一、国防和军队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立了新的历史功勋。
1979年9月，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此后，他协助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支持引进先进技术和经济特区建设，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发展。
叶剑英同志认为，只有大力抓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才能保证国家各项事业健康发展。他主持修改颁布1982年宪法，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入新阶段。在他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66部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1979年初，叶剑英同志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1981年9月，他发表谈话，进一步提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此后，这一构想日臻完善，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叶剑英同志为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叶剑英同志以身作则地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与合作。由于年龄和健康的原因，1985年，他辞去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务。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叶剑英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他党性坚强、信念坚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无比忠诚。他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坚持真理，始终随历史潮流不断前进。“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重大和紧要的历史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化险扶危。他的诗句“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正是他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今天我们纪念叶剑英同志，就是要学习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和品德风范，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4月28日）
一、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
叶剑英同志1897年出生于广东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一个小商家庭。此时的中国正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内忧外患、灾难深重。叶剑英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救国救民。1917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学习，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投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参与创办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他率部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和北伐，成为国民革命军名将。他从斗争实践中深切感受到“共产党朝气蓬勃，必然要胜利”，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27年，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的严峻时刻，叶剑英同志毅然通电反蒋，加入中国共产党，由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此为实现共产主义执着奋斗了一生。
叶剑英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正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职务。经周恩来同志同意，他的中共党员身份暂不公开，继续留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南昌起义前夕，他获悉汪精卫等企图解除准备参加起义的叶挺、贺龙部队武装，立即冒险把消息通报叶挺同志，坚定机敏地策应了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在南昌起义部队向广东转移途中，他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促使张发奎部“直开广东，不追贺叶”，暗中保护起义部队打开了南下的通道。叶剑英同志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根据党的指示，他秘密准备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两支革命武装，使之成为广州起义的主要力量。12月11日凌晨起义爆发，叶剑英同志任副总指挥，与张太雷、叶挺等同志一起率领起义武装浴血奋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这两次起义和秋收起义一起，成为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1928年，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同志赴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军事。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任中革军委委员、总参谋部部长等职。1932年10月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坚持以古田会议精神培训干部、“创造铁的红军”。他参与中央苏区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指挥，为红军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途中，叶剑英同志机智勇敢地同张国焘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的阴谋作斗争，为党中央和红军胜利北上立了大功。毛泽东同志后来多次称赞叶剑英同志在这一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叶剑英同志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职，协助毛泽东、彭德怀同志指挥直罗镇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巩固了陕甘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二、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倡导和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7月起，在毛泽东同志提议下，叶剑英同志参与领导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正确贯彻中央部署，与张学良秘密进行商谈，在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推动延安地区的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停止敌对行动。西安事变发生后，根据党中央的方针，他协助周恩来同志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剑英同志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八路军参谋长，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等职，在南京、武汉、长沙和重庆等地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他协助周恩来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战工作，营救出数百位被国民党监禁的革命同志，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领导骨干。他参加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争取扩充人民抗日武装编制员额，为八路军、新四军争取军需和装备。他广交朋友，努力做国民党上层和民主人士的工作。他参与创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讲授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发表文章、演说和题词，阐述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反共磨擦的倒行逆施，叶剑英同志针锋相对，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1940年3月，他在重庆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时，集中讲了关于作战和磨擦两个问题，用大量事实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种种诬蔑，被誉为“舌战群儒”。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叶剑英同志召集有关人员连夜赶写和印发《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传单，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一起，对国民党的行径进行严正抗议。这年2月，叶剑英同志回到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对日作战。1944年，叶剑英同志受党中央委托，接待来延安的第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组织他们参观访问，走访抗日前线，详尽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取得的战绩，介绍国共两党军队抗击敌军的战况，使全国和全世界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真相。他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并在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剑英同志协助周恩来同志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停止内战的协议。随后，他担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到北平同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方面的代表商谈停战事宜。在军调部工作的400多天里，他同其他中共代表一起，全面阐述中共政策和主张，揭露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支持下破坏停战、发动内战的真实面目，同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进行了艰巨复杂的谈判斗争，有力配合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捍卫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还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为解放区筹集经费，安排撤离伤员，广泛接触和团结爱国民主人士，争取一部分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工作。
全面内战爆发后，叶剑英同志参与领导全国解放战争。1947年春，他到晋西北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与杨尚昆等同志一起，紧张高效地开展工作。他领导军委总参谋部做好情报工作，使在陕北山沟沟里转战的党中央“耳聪目明”，进退有据。在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同任弼时同志一起主持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正确贯彻了中央的土改政策。叶剑英同志领导中央后委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保证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胜利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1948年春，党中央领导机关移至晋察冀解放区。5月，叶剑英同志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华北中央局委员等职。他主持制定为党中央战略大局服务的教育方针，培养建立教员队伍，组织编写教材，发扬教学民主，按照实战需要训练干部，为部队和地方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这年年底，叶剑英同志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与彭真等同志一起，促成北平和平解放，领导对旧军队的改编和对旧北平市政府、学校、厂矿等各方面的接管工作，着力维护社会安定，建立人民政权，恢复发展生产，改善文化教育，为后来首都北京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49年8月，叶剑英同志南下，指挥解放广东和海南岛的战役，夺取华南战场的最后胜利。叶剑英同志戎马一生、英勇善战，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卓著功勋。
三、新中国人民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开拓者
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东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等职，主持华南、中南地区工作，胜利完成剿匪、肃特、土改、建立人民政权和恢复发展生产等各项任务。1954年起，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副主席等职，长期主管全军军事训练、院校教育和军事科学研究等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几次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他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呕心沥血、勤勉工作，为巩固新中国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倾注大量心血。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叶剑英同志具有丰富的军事思想和杰出的指挥才能。他强调，“我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制定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号召全军研究和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理论，根据现代战争需要从难从严训练干部和部队。他主持1955年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创造性地探索总结了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的经验。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夕，他向中央军委提出加强军队建设的意见，建议正确认识和处理八个关系，对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发挥了积极作用。1963年，他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形成大练兵热潮，取得显著效果。
叶剑英同志是卓越的军事教育家和军事科学研究的开拓者。1956年12月起，他受命筹办军事科学院，并长期担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为我军现代军事科学研究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和具有开创意义的贡献。他提出要“抬头看世界，埋头钻学术”，领导建立全军的科研机构和队伍，开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历代军事遗产、战役学、外国军事等方面研究，科学总结我军建军和作战经验，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作战指导规律。在叶剑英同志领导下，20世纪60年代编制出一批适应部队作战、训练、管理需要的条令条例，编写出一批优秀军事理论著作，推动了军事科学的繁荣发展。叶剑英同志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理论体系奉献了卓越才干，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叶剑英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以高度的党性原则和非凡的智慧胆略，为稳定军队、保护老干部，在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1967年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稳定军队的发言。2月，他和谭震林、陈毅等几位老一辈革命家一道，奋不顾身、直言抗争，强烈谴责康生、陈伯达等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被诬为“二月逆流”。之后，叶剑英同志遭受打击迫害，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中央和军队的领导职务。1971年林彪事件后，叶剑英同志重新以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1974年1月，他同邓小平等同志一起指挥西沙自卫反击作战，收复“三岛”。1975年，他和邓小平同志一起主持召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随后主持对全军20多个大单位领导班子进行调整配备，为稳定军队和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
四、伟大历史转折与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动者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叶剑英同华国锋、李先念等同志一道，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这场严峻复杂的斗争中，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个凡是”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叶剑英同志高瞻远瞩、排除阻力，力主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工作，尽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经过叶剑英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不懈努力，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与此同时，一大批老同志、老干部也陆续恢复工作，大量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准备了骨干力量，奠定了组织基础。
1977年10月，叶剑英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强调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定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定要提倡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叶剑英同志坚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为全党同志冲破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叶剑英同志和邓小平等同志一起，为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
叶剑英同志具有宽广博大的为民情怀和治国安邦的卓越才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已经80多岁高龄的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他以“团结同志齐建国，欢呼大地又回春”的豪迈激情和卓越的政治远见，在推动新时期改革开放、民主法制建设、祖国统一、国防和军队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立了新的历史功勋。
1979年9月，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此后，他协助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支持引进先进技术和经济特区建设，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发展。
叶剑英同志认为，只有大力抓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才能保证国家各项事业健康发展。他主持修改颁布1982年宪法，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入新阶段。在他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66部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1979年初，叶剑英同志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1981年9月，他发表谈话，进一步提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此后，这一构想日臻完善，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叶剑英同志为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叶剑英同志以身作则地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与合作。由于年龄和健康的原因，1985年，他辞去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务。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叶剑英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他党性坚强、信念坚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无比忠诚。他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坚持真理，始终随历史潮流不断前进。“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重大和紧要的历史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化险扶危。他的诗句“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正是他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今天我们纪念叶剑英同志，就是要学习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和品德风范，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