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生忠（1910-1994），陕西省吴堡县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北红军团政治委员，红二十五纵队政治委员，陕北红军第二作战分区司令员，山陕特委军事部参谋长，晋绥军区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第一野战军民运部部长、政治部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进藏部队政治委员，中共西藏工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兰州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西藏工委工交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人物生平
投身革命，进军西藏
1910年，慕生忠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寇家塬镇慕家塬村。1930年，上中学时，他受陕北革命领导人刘志丹的影响投身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任陕北红军五支队政治委员，红五团政治委员兼中共吴堡县委军事部部长，红二十五纵队政治委员，陕甘晋省委委员，中共陕北省委委员兼白区工作部部长，中共吴堡县委书记,陕北红军第二作战分区司令员，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此，反动派杀了他一家包括父母在内的4口人。慕生忠发誓报仇，化名艾拯民亲手砍掉过不少反动恶霸的脑袋。刘志丹同志夸他大胆，因而不少人叫他“艾大胆”。后来他曾率领部队东渡黄河，活动于晋西吕梁地区等20多个县，阎锡山曾贴出布告，悬赏10万大洋买他的人头。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慕生忠率领自己的队伍去吴起镇迎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以后他曾任陕北红军第二作战分区司令员、山陕特委军事部长、晋绥军区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晋绥九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政治部秘书长等职。在战争年代，慕生忠浴血奋战，九死一生，身上留下22处伤口。
新中国成立后，为完成统一祖国的伟业，毛泽东主席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并作出了从四川、青海、云南、新疆四路向西藏进军的部署。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订，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按照“十七条协议”规定，各路人民解放军开始进驻西藏。以范明为司令员、慕生忠为政治委员的第十八军独立支队官兵、班禅行辕人员1300人，赶着两万多头背驮物资的牲畜，从青海的香日德于8月22日出发踏上了进藏征程。范明、慕生忠在进藏前，就安排成立了政策研究室，组织力量调查研究西藏社情民情，整理各种资料，组织干部战士学习党的民族、宗教和统战政策，勘察制定行军路线，做了各种进藏准备工作。同时，在甘肃、青海吸收了一批藏族干部，这些干部在进藏途中和以后的西藏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范明、慕生忠率领的十八军独立支队出发后，沿着青藏线，经过艰难跋涉，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等多座终年积雪的大山，穿过荒无人烟的沼泽，涉越通天河、沱沱河等冰河，历经严重缺氧、严寒地震，付出了近20余人和500余头牲畜伤亡的代价。进军途中，慕生忠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带领战士们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遵守进军西藏纪律，宣传“十七条协议”精神，积极开展为群众服务活动，赢得了沿途群众的赞扬和支持，为解放军在藏北地区站稳脚跟奠定了群众基础。1951年12月1日，经过海拔4000多米1600多公里的艰苦跋涉，十八军独立支队抵达拉萨。次年7月，人民解放军各部进驻西藏边防要地，完成了统一祖国大陆、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巩固祖国边防的历史任务。
抵达拉萨后，中央决定成立统一领导的西藏工委，慕生忠任工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与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一起领导着西藏和平解放后的党政工作，同时在各族各界积极开展统战和群众工作。此时，在外国反动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西藏上层少数反动分子，对进藏部队实行经济封锁，扬言要把解放军饿绝困死。中央对进藏部队也有明确的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其意在于不增加农奴制下饥寒交迫的西藏人民的负担。进藏部队共约3万人，每天仅粮食就要消耗四、五万公斤。极度紧张的供应状况很快出现，最困难时，每人每天4两面都难以保证，而市场上1个银元只能买作为燃料的八斤牛粪，1斤银子只能买到一斤面。粮食、补给问题成了人民解放军能否在西藏站稳脚跟的关键问题。为了解决这一困难，中央决定采取当地适当购买、打通内外贸易、从内地运输补给等措施，来缓解驻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的困难。1953年中央政府命西北局组建了西藏运输总队，征购全国各地的骆驼，向西藏赶运粮食，慕生忠兼任运输总队政治委员负责具体运输事宜。运输总队从宁夏、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先后买了两万多峰骆驼，长途跋涉从青海向西藏运粮。由于高寒缺氧和路途艰险，运粮途中，人畜死亡成为常态，一路下来两万多峰骆驼死得就剩下几千头。虽然损失惨重，但从青海、四川两路长途运输的粮食极大缓解了缺粮的困难。毛泽东主席指示进藏部队，要在西藏站稳脚跟，就要自力更生，开荒生产，这也是驻藏部队和工作人员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全区上下掀开了开荒大生产运动。慕生忠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发扬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带领指战员们到哲蚌寺下的荒滩上安营扎寨，掀起了一场生产自救的热潮。数九寒天，大地尚未解冻，辽阔的荒滩上，遍地是荆棘、石头和树根，一镐挖下去，震得虎口发麻，地上却只溅起一个白点点，冻土下面的石头丝毫不动。慕生忠身先士卒，带领大家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征服这千年沉睡的荒滩，开辟出大面积的良田，建起了著名的“七一”农场。至今，在“七一”农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自治区农科所已经成为西藏农业产品的科研基地，仍在向拉萨市场供应着各种蔬菜瓜果，成为西藏各族人民的“菜篮子”。全区各地开展的开荒生产运动，解决了粮食困难，同时挫败了上层反动分子困死、饿死解放军的企图。从进藏途中，到进驻西藏后，慕生忠与老一辈进藏部队干部战士、工作人员共同铸造了至今仍然在发挥巨大作用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西藏各族群众也从进藏部队的模范行动中认识了解放军，认识了共产党，他们亲切地称呼解放军是“新汉人”，是毛主席派来的“菩萨兵”。
站稳脚跟，全力筑路
要彻底解决西藏物资供应、西藏发展建设和巩固西南国防的根本问题，只有修路。在决策解放西藏之初，毛泽东主席就提出了“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方针。修筑川藏、青藏公路的重任落在了十八军及其独立支队的肩上。运粮进藏的艰难经历让慕生忠明白，靠原始的运输方式来保障西藏的供给，决非长久之计，必须在“世界屋脊”上修筑一条现代公路。就在驼队向西藏运粮的同时，他派运输总队副政委任启明带了3个人，赶着一辆胶轮马车向藏北重镇那曲探路，为公路修筑提供了决策依据。得到老领导、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的支持，经中央批准，慕生忠担任了青藏公路筑路总指挥，青藏公路修筑揭开帷幕。青藏公路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河网密布，沼泽绵延不绝，年平均气温只有零下5摄氏度，永冻土层深达120米，空气中的含氧量也不足海平面的一半。在这种恶劣的气候、环境中，在极度缺乏人力、物资的条件下修筑公路，不能不说是一场极其艰苦的征战。当时修筑青藏公路，没有一个正规测量队、工程队，只有一个工程师。慕生忠给大家做工作，他说：“当前，我们迫切需要修出一条路来，否则我们在西藏的同志就会吃不上饭，穿不上衣。这是关系到西藏前途和国家安危的头等大事。试问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我们这次修路是不合常规，不合基建程序。但并非我们执意要那样做，而是形势所迫，时间不许可啊!如果我们按常规办，先踏勘后测设，然后经过审批再施工，这样一来，起码二、三年过去了，将产生什么后果呢?我们不是想蛮干，也不是不相信科学。当按常规办事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只好打破常规，去创造新的科学。”开工前，慕生忠召集全体筑路人员开了动员大会。他在大会上说：“不平常的事业，就是我们平常人干出来的。我们要修一条青藏公路，这是历史上没人干过的一项伟大事业。青藏高原，咱拉骆驼走过，骆驼死了，可人都好好回来了，这里可以生活，可以劳动，我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咱把路修成，也算为祖国干了一件好事。”1954年5月11日，青藏公路在青海格尔木破土动工。在国家投资、技术力量缺乏以及供应条件极差的特殊条件下，慕生忠带着1200名筑路军民，人手一镐一锹，向世界屋脊发起冲击。慕生忠后来回忆说：“那时修路，不分军民，不分职务，都得干活。18磅的铁锤，每人一次抡80下，我也不例外。修桥时，干部和民工一起跳进水里打桥桩。见面握手，谁的手上没有老茧和血泡就不是好干部。”
在修路过程中，慕生忠认为，在困难的情况下要想打开局面，还需要有不怕死的精神，要“置之死地而后生”。慕生忠说：“人生都免不了一死，但人生的死大致有三种，无非是老死、病死、战死。我不愿意躺在床上慢慢老死、病死，而愿意死在战斗的岗位上。”为此，慕生忠在一把铁镐上烙上了“慕生忠之墓”五个字。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了，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头冲着拉萨的方向。他还向大家说，修路要哪里好走走哪里，先通车、后测量、再重建。同时向干部、民工说明，我们是深入无人烟地区施工，人人要有“拼命三郎”的气势，在任何困难下不能低头。1954年7月30日，公路修到了可可西里。仅用了79天，筑路大军就修通了300公里公路。1954年8月中旬，筑路大军翻越了风火山，向沱沱河挺进。有一次，沱沱河里修的过水路面被洪水冲毁了。慕生忠第一个跳到河中搬石砌路。河水冰冷刺骨，在水里站一会儿，两腿就麻木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慕生忠始终站在河水最深最急的地方，整整在水中干了10个小时。路修好了，慕生忠的双脚却肿得穿不进鞋了。大家都说：“政委今天可受苦了！” 慕生忠笑着说：“我受点苦，可是价值大。” 同年10月，筑路队伍开上了唐古拉山。唐古拉山上空气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不要说是抡大锤修路，就是站着说话都非常吃力。这时也是最艰苦的时期，粮食的供应基本断绝，喂骆驼的黑豆都被人吃光，每人一天只能喝两碗稀汤。但慕生忠带领大家以无比的坚强和英勇的精神，在唐古拉山上整整鏖战了40天，这段路终于被打通了。慕生忠和他的勇士们穿越了唐古拉山，在海拔5300米的冰峰雪岭修筑公路30公里，汽车轰鸣着翻过唐古拉山口。慕生忠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即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中央:我们已战胜唐古拉，在海拔5700米以上修路30公里，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一段公路。现正乘胜前进，争取早日到达拉萨。”每通一段险路、险桥时，慕生忠经常是带头坐上第一辆汽车通过。慕生忠对筑路队中的唯一工程师邓郁清说:“像我这种土八路出身的政委，今日死了，今日就有人来接替；明日死了，明天就有人来接替。你是咱们唯一的工程师，万一有个闪失，再没有第二个了……”。在整个修路过程中，慕生忠与大家同吃同住，甚至还在医疗条件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共同用缝衣针缝合脚后跟上的裂口。青藏公路开通后的庆祝仪式上，刚刚从工地上下来的慕生忠没有来得及穿军装，而是穿着一件和驮工们一样的旧棉袄，那幕场景令许多人潸然泪下。在青藏公路经过的很多地方，当年都是没有名字的，给这些地方起名字便成了慕生忠等进藏修路同志的“业余爱好”，望柳庄、雪水河、西大滩、不冻泉、五道梁、风火山、开心岭、沱沱河、万丈盐桥……这一个个如今在青藏线上已经耳熟能详的地名永远留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上，留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也留在了青藏两省区各族人民的心里，这些地名更是一块块丰碑，镌刻着将军的不朽功勋。
1954年12月15日，慕生忠率领2000多名筑路英雄，100台大卡车，跨越当雄草原，穿过羊八井石峡，直抵青藏公路的终点——拉萨市。慕生忠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批坐着汽车进拉萨的人。1954年12月25日，在拉萨，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同时举行了通车典礼。这两条公路的通车，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基本上解决了西藏物质供应问题。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像青藏高原上的两条金色飘带，被藏族同胞称为“地上的长虹，幸福的金桥”，给西藏人民带来了现代文明，为西藏的发展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服从大局，投身建设
进藏以后，慕生忠兼任西藏运输总队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西藏工委工交部长。1955年，青藏公路管理局在格尔木成立，慕生忠被任命为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青藏公路运输指挥部总指挥，在西藏的交通建设以及进藏人员的后勤保障等方面，付出了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1954年春天以前，格尔木还被写着“噶尔穆”，当时只不过是地图上一个名称而已，并无居民点存在于昆仑山北麓的这片荒滩上。1991年3月，慕生忠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格尔木空旷的原野上没有一顶帐篷，一棵乔木。有的只是枯草和大漠戈壁。向南望去，昆仑山巅白雪皑皑；向北看，沙丘一座连一座，恰似一片破败的墓葬群。有的同志问我，格尔木到底在哪里？我回答说，格尔木就在你的脚下。我们的帐篷搭在哪里，哪儿就是格尔木。”慕生忠带人在荒滩上搭起六顶帐篷，这就成了格尔木市的开端。1956年，他带领部下打土坯、烧青砖，在格尔木建起了一座小二层楼房，作为青藏公路管理局的办公用房。可以说，这是格尔木最早的一座楼房，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将军楼”。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在如今的格尔木，人们对很多关于慕生忠的故事仍然津津乐道。当年慕生忠从北京筹到30万元的修路款和物资后，准备带领运输队的驮工大干一场。可是在驮工中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青藏高原上根本不能劳动，一干重活就会死人。”于是，民工队伍中有的人开始闹逃跑，人心惶惶，慕生忠将这些人召集到一起，说：“青藏高原的确太苦，你们一定要回家，我也不强留。我带着大家来运粮，粮运不过去，你们能走我却不能走。这样吧，大家临走之前，帮我开一天荒，往地里种点儿萝卜籽，我好留下来待命，自己养活自己，行不行啊？”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将近100名驮工来到荒滩上，挥起铁锹开荒。一天下来，所有的驮工都安然无恙。慕生忠又把这些人集合起来说：“谁说青藏高原上不能干重活？大家开了一天荒，这活也不轻嘛。修路就跟开荒差不多，有什么可怕的？”听了这话，再也没人说回家了。这天开出来整整27亩荒地，后来被称为“27亩园”。格尔木作为西藏门户和后勤基地，为西藏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慕生忠担任委员，为加强民族团结，推进西藏各项建设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在担任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期间，慕生忠带领全局职工白手起家，克服了种种困难，在拔海4000多米的雪山草地间，大力修盖房屋、建设城市；兴办厂矿、农牧场、加工厂等各种企业59个，开垦了4万亩荒地，初步改变了青藏公路沿线的荒凉面貌。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悍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为了保障平叛战斗中物质供应，慕生忠和青藏公路管理局干部职工，全面研究了在原有条件下提高运输效率的问题，提出了许多相应的措施，超额完成了繁重的运输任务，为平叛作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慕生忠深知，要从根本上克服进藏交通的困难，还要靠铁路。早在1955年10月，他就带领铁道部西北设计分院的4名工程师，开车沿青藏公路进藏，历时3个月，就修建青藏铁路的可行性进行实地调查。1956年，铁道部正式承担修建进藏铁路的前期规划，开始进行青藏铁路勘测设计工作。格尔木到拉萨段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1957年底通过选线方案，1958年开始初测，为此，国务院特意批准组建了青藏铁路工程局，慕生忠任局长。1960年6月，由于国民经济困难，青藏铁路工程局被撤销，青藏铁路的建设被搁置。
在藏工作期间，慕生忠将军任劳任怨，尽职尽责，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用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书写了辉煌的人生。
身处逆境，不忘圆梦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冠以“反党”的“罪名”，罢官闲居。作为彭德怀的老部下，慕生忠也在劫难逃，被打为“彭德怀的黑干将”、“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撤销领导职务，送兰州军区处理，从此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他后来曾对人谈及自己处于逆境中的岁月：“在此期间，我曾打算不计较地位而做点事情，但都因客观方面的原因而一事无成。10年动乱时期，我不敢‘乱说乱动’。每天只做两件事，一是面对墙壁凝神注视一张大地图，在这张图上青藏公路被我用红笔勾画得很粗很粗。”1971年，慕生忠患病住院，西藏自治区党委派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热地专程到兰州探望这位对西藏建设有功的老人。1979年，西藏自治区党委报告中央，建议撤销1959年对慕生忠的处理决定，慕生忠得到平反。平反后，慕生忠先后担任兰州军区后勤部政委、甘肃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恢复工作后，慕生忠最大的一个心望，就是去青藏公路看看，仍然盼望着修青藏铁路。1982年、1989年、1993年，他不顾年事已高，三次走上青藏线。他对西藏一往情深，在长期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与藏族同胞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热爱西藏人民，热爱西藏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说：“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是在青藏高原上的荒漠冰川冻土间度过，我思念这里的山山水水。”1994年10月19日，慕生忠将军在兰州逝世。临终前，他留下遗言，将他的骨灰撒在昆仑山上、沱沱河畔。一个星期后，格尔木的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在将军楼前为慕生忠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慕生忠将军埋骨青藏高原，长眠在这片他挥洒过热血和汗水的热土。 [3] [5]
人物事迹
科学不是静止的，科学是在不断前进的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央派遣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那时，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十分紧张，从数千里外驮运物资进藏，1斤面粉的代价相当于1斤银子，粮食、补给问题成了解放军能否在西藏站住脚的关键问题。时任西藏工委组织部部长兼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的慕生忠先后两次率部运送物资进藏。由于沿途气候恶劣，平均每行进1公里，就要消耗掉12只骆驼。面对艰难的行路状况，慕生忠萌生了修一条从青海进藏公路的想法。
1953年，在他进京申请修路时，国家正在修建康藏公路（今川藏公路），根本没有修建青藏公路的计划。慕生忠不仅熟悉青海入藏的环境，还特意实地考察过康藏公路。他认为，康藏公路沿线山大谷深，地质条件差，容易遭受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侵袭。冬天大雪封山期间无法通行，即使修成了，公路保养也很困难。相比之下，在青藏线修路，表面上看是位于高寒、高海拔的生命禁区，但是地势平缓，终年干燥少雨，公路的修筑和养护都比康藏线有利得多。
慕生忠从实地调查中得出的结论，赢得了老领导彭德怀的支持，他指示慕生忠，修一条自甘肃北部经过柴达木盆地和西藏拉萨直抵印度边境的公路，并指出“要以战略眼光完成任务”。
为完成彭德怀的嘱托，在自己带队修建青藏公路的同时，慕生忠让部下齐天然带人修筑从敦煌到格尔木的公路。
齐天然他们从敦煌出发，把路修到了中国最大的盐湖察尔汗盐湖边上。当地牧民们告诉他们，自古以来就没听说有人能从盐湖上走过去。但齐天然为了完成在慕生忠面前立下的军令状，竭尽全力往前修路。他带领筑路队伍一边在厚厚的盐盖上修整道路，一边把挖出来的盐水浇到平整好的路面上，等盐水干了就试着把车开过去。就这样，他们在盐湖上开出了一条平整坚硬、长30多公里的路面，人称“万丈盐桥”。
后来，有技术人员质疑盐桥算不上公路，不能长久利用，理由是教科书上规定，修筑公路时土的含盐量超过7%就要考虑改线。慕生忠听后不以为然，对他们说：“你说7%不行，那17%行不行？70%行不行呢？100%行不行呢？你都没有试过，怎么就能断定说这盐桥不算路呢？量多了可以引起质变，盐不够的地方拿盐来解决。科学不是静止的，科学是在不断前进的啊。”
很多年过去了，齐天然每每忆及此事都会感慨：“听着慕将军这番‘否定之否定’的议论，我深深感到他是给我上了事实证明，慕生忠和齐天然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后来格尔木还在盐湖上修了飞机场，如今，青藏铁路上的列车也是呼啸着从察尔汗盐湖上驶过的。
数学上1+1=2，可在哲学上1+1可能等于3，等于4，甚至更多
在修路的过程中，慕生忠总是身先士卒，站在最危险、最困难的地方。他在自己铁锨的木把上刻了“慕生忠之墓”5个字。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了，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我的头一定要朝着拉萨的方向。”
在修建格尔木附近青藏公路上的天涯桥时，河水奔腾咆哮，桥面离水面仅有30米。桥建好了，工程师邓郁清跳上第一辆汽车要试通车。慕生忠一把将他拉下来，自己坐了上去：“像我这种土八路出身的政委，今日死了，今日就有人来接替。你是咱们唯一的工程师，万一有个闪失，再没有第二个了。”当满载着面粉的大卡车缓缓通过天涯桥后，工人们把锅碗瓢盆敲得震天响，慕生忠、邓郁清和司机三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热泪纵横。
在这支筑路队伍中，无论是军是民，无论职务的高低，人人都得干活，18磅的铁锤，每人一次抡80下，慕生忠也不例外。他还有一个独特的辨别干部的办法——见面握手，谁的手上没有老茧和血泡就不是好干部，谁的老茧越厚，他就越喜欢谁。
青藏公路修到沱沱河时，河里的过水路面被洪水冲毁了。慕生忠二话不说，第一个跳进冰冷的雪水河中捞石头抢修路面。大家一个劲地劝他上岸，不用亲自下水。但慕生忠始终站在河最深、水最急的地方带领工人们一起抢修。不用命令，不用动员，人们纷纷跳进水中，霎时形成了一面人墙。10个小时过去了，等路修好了，慕生忠的双脚已肿得穿不上鞋子。大家心疼地说：“今天让政委受苦了。”慕生忠笑着说：“我受点苦，可是价值大。今天200人干了500人的活。数学上1+1=2，可在哲学上1+1可能等于3，等于4，甚至更多。在最困难的时刻领导站在前头，一个人就可能顶几个人用。这就是生活中的辩证法。”
要做好一个同志的工作，必须做好他老婆的工作；要做好他老婆的工作，又必须从他的孩子做起
当年慕生忠带领人马来到格尔木时，它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举目四望，荒野茫茫，看不见一棵乔木。
慕生忠将军并不是只知道埋头修路，他的目光看得很长远。他要把格尔木建成一个花园式的城市。因为，无论是巩固好格尔木作为进藏物资转运基地的地位，还是在青藏公路修通后进一步提升公路等级、养护好公路，都需要一支稳定的干部职工队伍，而要稳定这支队伍，就要让他们在一座宜居的高原新城里生活。
从1954年4月开始，慕生忠就组织民工，把从湟源等地拉来的14万株树苗种在了格尔木。作为政委，他是善于做政治工作的，他号召人们，“我们要安下心、扎下根，准备在盆地当第一代祖先！”“要在柴达木盆地建设起一座美丽的花园！”
慕生忠郑重提出要解决职工生存的基本问题。首先是“修建宿舍，消灭帐篷，使职工居住下来”；其次，“职工家属愿意来的我们欢迎并且给予就业生产的机会”；第三，他还提出“开办职工子弟小学，让孩子们有书读。这样才会使职工安心于高原工作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最为传神的是将军对此作出的解释：“我认为，要做好一个同志的工作，必须做好他老婆的工作；要做好他老婆的工作，又必须从他的孩子做起。”
话语是幽默的，心是紧贴着职工群众的。将军不愧是政委出身，要稳定队伍，他一下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今，当我们漫步在将军楼主题公园，漫步在望柳庄，慕生忠将军他们这第一代格尔木人种下的杨树、柳树已蔚然成荫，很多树已经粗得连一个成年人都合抱不过来了。现在的格尔木已经是戈壁上一座“半城绿色半城楼”的现代化城市。
慕生忠将军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一条路，一个梦，不懈追求；一座城，一生情，魂牵梦萦；国有所需，已有所为，成就伟业。将军劳苦功高，党和人民不会忘记，西藏人民更不会忘记。慕生忠将军永远活在西藏各族人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