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应怀（1915年～2010年5月2日），湖北黄安（今红安）罗家湾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排长，副连长，红九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连长，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政治指导员。
1940年起任军委总后勤部审计处财政审查科科长，八路军政治部南下干部大队队长。1942年起任新四军第三师九旅二十六团团长，第四师警卫团政治委员，第四师兼淮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 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兼后方政治部主任。1947年任华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1948年起任华东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参加了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海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1956年起任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1975年任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1976年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2010年5月2日在北京逝世。
人物生平
罗应怀(1915一2010)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人。
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红军第四方面军任班长、排长、连长，参加过鄂豫皖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全国抗日战争初期，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40年2月任中央军委供给部财政审查科科长。
1941年3月任新四军第三师第九旅第二十六团团长，同9月随第九旅调入第四师，仍任第二十六团团长。
1942年11月，参加淮北抗日根据地反“扫荡”作战，指挥朱家岗战斗。
1943年2月参加山子头战役，得到新四军军部嘉奖。后任第四师警卫团政治委员，第四师兼淮北军区供给部政治委员。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兼后方政治部主任，华中军区直属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华东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后勒部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福建省军区政治委员，成都军区、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委员会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带伤作战
长征时，罗应怀左臂上一块弹片斜插在里面还没有取出来，伤口一直在发炎。此时，外科医生在前线战地医院，身边没人能做手术。伤痛的折磨令他难受，但更令他难以忍受的是远离部队、远离战场。他决定自己当回外科医生。他让通信员找来一把老虎钳，咬紧牙关忍住剧痛，将弹片亲手拔出。
1942年9月底，日寇发动对淮北根据地的“扫荡”，罗应怀奉命坚持内线作战，与敌周旋数十天。当年12月9日，罗应怀率二十六团进驻朱家岗，准备在10日晚配合外线主力拔除日军金锁镇据点。因兄弟部队未能赶到，罗应怀所部被三个大队的敌人包围。当时，由于长期的“反扫荡”，他的部队消耗很大，兵员已减至600余人编成6个连队。而队伍要对付的日军兵力却达1500人，而且我军在火力上也处于劣势。那时有人建议突围，但罗应怀坚决不同意，他说突围只有死路一条，眼下只能坚守抗敌。一场残酷的战斗打响了。罗应怀拿着望远镜一边观察，一边口述指令。突然，一颗敌弹飞来，打中了他的右腿，一阵剧痛，他倒下了。躺在门板上，罗应怀右腿血流如注，但只进行了简单的包扎止血，他又坚持指挥战斗。从次日拂晓战至黄昏，毙敌二三百人，终将敌人打退，不仅力保全团免遭覆灭，还策应了外线部队粉碎了敌人“扫荡”。罗应怀一撤离战斗就被抬进手术室，只见他右腿粉碎性骨折，几乎伤及大动脉。连麻醉药都等不及，手术就开始了，5个小时后，医生从他身上取出弹片和碎骨60多块。手术后半个月，罗应怀才脱离危险期。
朱家岗战斗大捷，国民党的报纸也作了转载。彭雪枫师长对罗应怀说“老罗，朱家岗这一仗打得好，长了中国人的志气，陈毅军长已发出通令嘉奖你们。”
建设家乡
对生养自己的家乡，罗应怀始终挂念在心。
20世纪80年代初，红安县委、县政府为发展全县经济，打算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以方便联系工作、采购物资。但京城的住房紧张，而要建房既无地皮又无资金，派去的同志居无定所，工作十分不便。
罗应怀将军知道后，亲自出面，多方找朋友，找到一块闲置的地皮给红安县作驻京办事处，并把军区1976年用于防震而遗留下来的简易棚让出一些，作办事处的用房。就连办事处的办公桌椅及床铺等，也是在将军的帮助下解决的。
后来，北京市要修建平安大道，办事处驻地要向北收缩一大截，红安县委、县政府按照北京市城建规划的要求，准备将办事处的平房改建为三层楼房。将军听说此事后，认为此事口说无凭，必须依法办好相关手续。于是又找有关部门签字盖章。他风趣地说：“不签字画押不行！现在是法制时代了，不能由我说了算。”就这样，将军一锤定音，那块地自此永久地划给了红安作驻京办事处。
从工作岗位退居二线后，将军曾多次回到家乡，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故乡的建设和发展，父老乡亲的衣食住行，无一不牵动着将军的心。1987年10月，将军回乡时，看到路都整修了，家家户户用上了电，告别了点油灯的历史，乡亲们的温饱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将军非常高兴，他对陪同的县领导说：“你们工作做得好，谢谢你们！”但在交谈中，乡亲们谈到的饮水问题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村里，村民们长期饮用塘堰里的水，不仅不卫生，也不方便，尤其是那些儿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吃水就很困难。将军动情地说：“家乡人民过去为缔造一个新中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如今革命胜利了，他们却连一口干净的水都喝不上，这说不过去呀！”在他的帮助下，村里建起了一座自来水塔，从此，村民们吃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解放后，将军成了共和国的少将，当上了“高官”，却不曾给罗家带来任何“福利”。他三弟罗应西曾经到福建找过将军，希望将军能帮他儿子找个工作，结果遭到将军一顿痛骂。开始，罗应西和家人都很生气，但后来就想通了，毕竟将军的权力不是罗家所有的，不能过分要求他。虽然对亲人没有什么特殊照顾，但当罗应西找将军为村里通电、通水帮忙时，将军却爽快地照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