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维栻（1917年—2010年12月22日），安徽省金寨人，1932年参加红军，1933年入党，任红25军第74师220团政治处宣传员；抗战时任第115师教导队组织干事、第343旅685团营组织干事、大队教导员、政治处副主任、 新四军第3师7旅20团政治处主任、第20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任团政治委员兼团长、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128师政治委员；解放后任127师政治委员、第43军副政治委员、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铁道兵政委、福州军区政委、顾问等职务；是中共八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宋维栻（1917～2010），安徽省金寨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宣传员、通讯员、班长、特务员、干事等职，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潘家河、七里坪、直罗镇等战役战斗。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大队政治指导员、干事、营政治教导员、股长、政治处副主任兼特派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等职，先后参加了平型关、盐城、曹甸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团政委兼团长、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等职，先后参加了保卫四平、三下江南、辽沈、平津、渡江、广州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师政委、军副政委、广东省军区政委、海南军区第二政委、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铁道兵政委、福州军区副政委等职，先后参加了解放海南岛、广西剿匪等战役战斗，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2010年12月22日，宋维栻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享年95岁。
宋维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宋维栻（1917-2010），金寨县人。1932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参加红军，历任宣传员、通讯员、班长、特务员、干事等职，在反敌划区“清剿”斗争中，参加了郭家河歼灭战、九龙长岭战斗、潘家河战斗、七里坪战斗、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长岭岗大捷等战斗。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此时，程子华由中央苏区辗转来鄂豫皖边区，传达中央军委关于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苏区的指示，并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原军长徐海东特别指派宋维栻任程子华军长的特务员，跟随军长开始艰苦的长征。11月26日红二十五军到达河南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时，因雨雪交加，能见度低，没有及时发现敌情，突遭装备精良、弹药充足的国民党四十军庞炳勋部堵截。红军战士们的手指被冻僵，一下拉不开枪栓，抵抗不及，被迫后撤。敌人乘机猛烈冲击，并从两翼实施包围。危急关头，军首长带头冲锋，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肉搏，后续部队投入战斗，打退敌人的进攻。当天守住现有阵地后，红二十五军以不足三千人的兵力多次击退数倍堵击之敌的进攻。当晚，全军指战员不顾极度的饥饿劳累，许多伤病员忍着伤痛，乘着天黑夜暗、雨雪纷飞，穿过敌人的空隙突围而出，次日进入伏牛山区，再一次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长征途中的阴谋。宋维栻在此次战斗中表现英勇，始终守护在军长程子华的身边，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奋不顾身地冲在前面与敌人搏斗。12月10日，军领导正在陕南洛南县的庾家河（今属丹凤）开会，讨论创建陕南根据地方案，敌第六十师和两个骑兵团向庾家河围攻过来。军首长迅速赶到前线，指挥部队猛烈反击，强攻敌占山头阵地，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到黄昏时终于打退凶恶的敌人。战斗中，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和多名团营干部受伤。当程子华的手腕被一颗子弹打穿时，顿时血流直淋，宋维栻赶紧用纱布和双手紧握住程子华的伤口，直到把他护送到担架上转移到安全地带。
红二十五军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省罗山县出发开始长征，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县永平镇结束，历时10个月，行程近万里，历经战斗数十次，总兵力从2900多人增加到3400多人，并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作为军首长的特务员，宋维栻在战斗中不顾个人安危，在多次激烈的战斗中用身体保护了军首长，为部队胜利到达陕北做出了贡献。
到达陕北后，宋维栻又先后参加了劳山、榆林桥、直罗镇等战役战斗。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八路军营教导员，新四军的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等职，先后参加了平型关、盐城、曹甸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团政委兼团长、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等职，先后参加了保卫四平、三下江南、辽沈、平津、渡江、广州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军区政委、海南军区第二政委、军委铁道兵政委、福州军区副政委等职。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人物轶事
长子回忆
宋维栻将军不幸离世后，他的长子回忆道： “直到年纪很大了我才发现，原来有些官家子女根本用不到父母出面，只要报上老爸的名字，就能办成很多事。可父亲没这种意识，我们身为子女也没有这种意识。”
“我们兄妹四人，没有当大官的，没有发大财的，但也没有犯法蹲监狱的。父亲留给我们的就是正派。”
将军回忆
1942年，我调任新四军3师7旅20团政委。之前，我曾在20团任政治处主任。一天，黄克诚到20团视察。
我向他汇报工作时提出，20团现在没有政治处主任，希望能派一个来。黄老微笑着对我说：“你当政委还用派政治处主任吗？但是政委和主任的职责是不同的。政委不但军政素质要求高，并且必须对党的事业、对党的政治路线无限忠诚，政治上绝对坚定。黄老还说：苏联红军曾在一个时期废除政治委员制度，实行单一首长制，红军发生严重问题。抗战开始时，八路军、新四军也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没两个月，也发生了许多严重问题。历史教训我们，我党要保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非坚持政治委员制度不可。
黄老告诫我：政治委员在思想上，行动上、工作上、战斗上、生活上，必须作全体军人的模范。政治委员必须善于领导各部门的工作，既要负责又不包办，要善于掌握原则问题，善于尊重和采纳军事指挥员的各种工作意见，要注意工作方法、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注意选拔和培养干部，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爱护干部；要注意基层党的组织工作，主力部队的连队要保持百分之三十的党员；要注意群众工作，教育部队保护和爱护群众的利益，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树立好的形象。
在讲到要爱护士兵时，他举了拿破仑的例子说：在一次战斗中，拿破仑夜间查哨，发现一名哨兵倚着树睡着了。他没有去唤醒哨兵，却拿着枪替哨兵站了半小时的岗。哨兵醒时，认出替他放哨的是司令官，十分惶恐，跪倒在拿破仑面前。拿破仑却和蔼地说：“孩子，这是你的枪，你们艰苦作战，又走了那么长的路，你打瞌睡是可以理解的。我正好不困，就替你站了一会儿，下次可要小心。”一句话拉近了士兵和统帅的距离。这个故事在法国、在欧洲被传为佳话。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军队，理应做得更好。
黄老特别强调一定要加强政治机关的建设。他说：政治工作是我党我军的生命线，许多政治工作都是靠政治机关组织实施的。只有政治机关本身建设好了，才能开展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军事建设及各项工作取得更高的成效。那次谈话以后，我先后做过各级政治委员工作，无论在哪一级岗位，黄老的叮嘱始终铭记在心。
结缘广东
根据宋维栻的老朋友、老部下，著名军旅诗人张旭初回忆，将军与广州结缘，始于1937年初。当年，20岁的宋维栻在红军大学学习几个月毕业后，被分到了红一军团。红一军团的前身，就是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叶挺独立团的前身，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所诞生的部队——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一支诞生于广州的队伍。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时任128师政委宋维栻坐在缴获的美式吉普车上入城，这座南国最大的都市以一副满目疮痍的面目映入了他的眼帘：唯一的一座海珠桥被敌人炸毁，造成2000多名老百姓死伤，全城只有一座高楼“爱群大厦”，一个百货商店“南方大厦”，还被敌人炸坏了。数天后，宋维栻匆匆告别了这座城市，继续追歼残敌。
1957年，宋维栻从南京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调任广东军区任政委。他始终重视军民关系，每次谈民兵工作时，都反复强调：“只要我们实现全民皆兵，搞好军防，美胆敢侵犯我国，一声令下，我们就能组织几百个、几千个师……”民兵工作很快收到了成效。1962年，盘踞在台湾的妄图卷土重来，先后派遣9股武装特务，或从沿海偷渡，或从山区空降。宋维栻指挥边防部队与民兵紧密配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广东军合全歼美蒋特务，受到解放军总部表扬。这一场干净漂亮的“歼灭战”在国内外亦引起极大反响，这段历史后来被编成话剧《南海长城》，不久又被拍成电影。
1987年，脱下戎装的宋维栻选择回到广州安享晚年。广州军区的老底子就是井冈山的红四军，其前身是叶挺独立团。宋维栻担任过铁道兵政委，在广东有10多万的铁道兵，对于宋维栻来说，这里遍地是战友。于是，他和家人在白云山脚下的一座安静庭院里，过着著书、种花、听鸟鸣、会朋友的日子。
宋维栻对这座城市极有感情，广州的变化让他感到欣喜，在庆祝广州解放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宋维栻说：“广州现在已经大不同了，横跨珠江的8座大桥，1个过江隧道。高楼大厦林立，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商品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回顾广州解放五十年来的变化，真正是日新月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已走在全国最前列。”
宋维栻的大儿子宋柏林说，宋维栻主动提出，百年之后要把一部分骨灰留在广州。“广东，是父亲的第二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