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先通（1911—1975），江西省兴国县人，1927年7月参加革命，192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时期，任江西兴国县模范师第十六团连指挥员，营政治委员，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总支部书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期间，任晋察冀军区第四支队十二大队政治处副主任，第十一大队政治处主任，第二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政治部副主任。1944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一旅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平原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辽北军区政治部主任。1948年任辽西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辽西军区副政治委员，辽宁省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辽宁省委常务委员，辽宁省军区党委副书记、党委常务委员，辽宁省军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生平事迹
邱先通（1911~1975.9.14）男，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高兴镇长迳村人。出生于一户贫苦农家。他在青少年时期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的熏陶。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1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兴国模范师第十六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总支书记。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战争。1934年10月随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邱先通不仅冲锋陷阵，还舍身忘死救护过不少红军战士，原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象晃就是他冒险救护送到医疗队治疗的。那是长征路上，谢象晃被敌人的枪弹打伤了，出血如注，连爬行的力气都没有，偏在此时下起了雨。刚结束一场恶仗，队伍都陆续离开了。在这茫茫荒野里，呼天不应，喊地不灵，正当谢象晃心想快完了时候，骑马巡视战场的邱先通发现了他，“老谢，你负伤了？不要动，等我来。”邱先通撕下自己的衣襟给他包扎好，用力把他托起放在自己的马背上，将谢象晃送到医疗队治疗。事后，邱先通又多次去看望谢象晃，每次总千方百计弄上点好吃的，使谢象晃得到较快恢复。体现了红军战友之深情。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第四支队十二大队政治处副主任、十一大队政治处主任，第三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一旅政治部主任。邱先通是做政治工作的，但他常到前线参加作战。他的枪法很好，虽不能说百发百中，但抬手出枪，几乎都能命中目标。初到冀西时，有些人以为他是“文官”，打不了枪，上不了阵。一天，他来到训练场，几位战士边练射击边开玩笑。他见后，命令一战士射击，恰巧这位战士是连里的好射手，连开三枪，枪枪命中九环，战士们拍手叫好，这位战士更是洋洋得意。邱先通从战士手里取过枪，立姿击发，远处梨树上三只梨子相继坠地，战士拾起一看，竟然完好无损，原来子弹均击中梨把上。邱先通转身就走，众战士羞愧不已。1939年秋末，当晋察冀军民于黄土岭击毙日本名将阿部规秀后，被激怒的日军集中二万兵力向晋察冀军区发动进攻，三分区为其扫荡重点。在反扫荡作战中，邱先通带领部队在完县的大山中和敌人打转转。他或引敌于南山，歼敌于北山，或声东击西，将计就计，弄得敌人不是扑空，就是遭到袭击。有一天，他令部队故作疲惫，诱引敌人追击，其实他早布置战士和民兵，在敌必经之路上埋下连环雷等各式地雷，这一仗，炸死炸伤许多鬼子和伪军。沉重的打击，迫使敌人龟缩在城中。后来在晋察冀军区评比时，有人问邱先通作战的经验。他说：“我是学毛主席的游击战，要会打仗，要会打圈，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用兵。”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辽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辽西军区副政治委员，辽宁省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辽宁省委常务委员，辽宁省军区党委副书记、党委常务委员，辽宁省军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邱先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文化大革命”中，他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畏强权，坚持真理，不怕打击报复。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75年9月14日在沈阳军区总医院逝世，享年66岁。
苦难的童年
邱先通幼时家4口人，有房屋两间，靠父亲租地种田为生，家境甚是贫寒。1920年，邱先通得天花病，而且病情挺重，地主怕孩子死在他家，硬是把这孤儿寡母扫地出了门。邱先通是个吃苦耐劳的孩子，小小年纪这样干两三年，除了打短工、当脚夫外，他又租了几担公堂田种。家里的日子好过一些了，他萌发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在外婆和姨娘的支持帮助下，邱先通读了三年半私塾。
立志当红军
邱先通的姨父赖香华是个地下共产党员，与东固县的游击队有秘密联系。在姨父赖香的说服下，邱先通加入了游击队。1928年1月，共产党在兴国县高兴圩发动了农民暴动，邱先通按照赖香华说的“穷人要团结起来，同地主斗”的话做，积极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时时事事争先恐后。他因此被群众先后推选为贫民团主任、雇农工会主席和村、乡苏维埃代表。1929年2月，经赖香华的介绍，邱先通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31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长征
1933年9月，国民党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在反围剿作战中，中央红军伤亡严重，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兴国等狭小地区，中央决定突围西进。这时，兴国模范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第6师，邱先通任3军团教导营地方工作队队员。1934年7月，参加了江西省石城县攻坚战，11月中旬，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离开江西，踏上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漫漫征途。
1935年11月，邱先通调陕北红军第28师3团(即352团)任总支书记。不久，党中央为了培养干部，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1936年5月，邱先通又被选调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红一军团政治部巡视团工作。1937年3月，调军团随营学校任总支书记兼特派员。
抗战建功勋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邱先通来到了华北的正太、平汉铁路线，发动群众，壮大抗日队伍，打击日本侵略军。1937年11月，八路军组建晋察冀军区，下设4个军分区，邱先通调第3分区政治部任组织科科长，不久便提为3分区政治部副主任。邱先通虽然长期做政治工作，但他军事技术过硬，尤其是枪法，不说能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弹无虚发，也称得上是一个神枪手。并且，他打仗机动灵活。对阵中，他能打到敌人，敌人却打不到他。他经常带着部队和游击队四处袭击日、伪军，破坏敌人交通，搞得敌军日夜不得安宁。在一次反扫荡的作战中，邱先通带着部队在完县的大山中和敌人打转转，弄得鬼子蒙头转向地钻进了八路军的伏击圈。因此，他身经百战，没有受过伤。1939年，在晋察冀军区各军分区党政工作竞赛评比中，3分区的工作获得了第一名。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邱先通回延安参加了党的七大。
奋战在东北
参加七大之后，邱先通继续回教导1旅工作。1945年8月22日，赵承金、邱先通根据军委命令，开始做到东北工作的准备。8月25日，赵承金、邱先通回到清泉沟旅部，立即组织去东北的部队。经研究决定，随他们一起去东北的主要干部有：参谋长李英武、后勤部部长张占一、管理科长高英、通信科长崔国英、文工团长陈其通以及苏俊禄、王玉锋和回民支队的张回钰、刘士昌、刘新义等，加上教导1旅机关、3团、回民支队等共计指战员3000多人，组成了赴东北支队。
1946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东北局决定将东北划分为东、西、南、北四个战略区。由原辽东军区机关和第3纵队机关组成南满军区。1946年6月改称辽东军区。为加强辽东军区的后勤工作，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李富春决定调邱先通到后勤部任政治部主任。
1947年夏季攻势后，东北军的形势有所好转。这时，组织上考虑到邱先通已36岁，应该解决婚姻问题了。经辽东军区后勤部部长吕麟介绍，与后勤部的干部邵竹青于当年4月在朝鲜江界结婚。
1947年12月，邱先通因病回到辑安(今吉林省集安)休养，1948年2月，调辽宁军区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同年7月，东北军区决定，将辽吉军区与辽宁军区合并，组成辽北军区，聂鹤亭任司令员，赵杰任副司令员，彭嘉庆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邱先通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
解放战争
1948年9月28日，邱先通在四平主持召开了辽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组织动员机关、部队全力以赴投入辽沈大决战。1948年12月，辽北军区机关一部分调出组建特种兵纵队，重建辽北军区领导机构，由彭嘉庆任司令员，郭峰兼政委，邱先通任政治部主任。1949年4月27日，东北军区决定，将辽北军区与锦州军区合并为辽西省军区，驻锦州市。司令员程世才(后为胡奇才)，郭峰兼政委，邱先通任政治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
1954年8月1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辽东、辽西两省军区合并为辽宁省军区。张海棠为第一副司令员、省军区党委常委，邱先通为副政委、党委副书记。
1955年2月12日，邱先通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了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1961年，军委批准邱先通离职休养。
1975年9月14日8时20分，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邱先通与世长辞，享年64岁。
战友情
邱先通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在人民军队的大学校培养下，他的情感得到了升华，对上级、对下级、对同级都能友爱相处，团结共事。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他舍生忘死救过多少战友的命，谁也说不清。但是，原江西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象晃，这位断了一条腿的老红军，谈起邱先通，总人一往情深地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那是在长征路上发生的一次战斗中，谢象晃被敌人的枪弹打伤了，血流如注，人事不省。偏在这时老天爷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刚结束一场鏖战，队伍都陆续离开。在这茫茫荒野里，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即使不被豺狼吃掉，也会饿死或流血致死。躺在水沟里的谢象晃听着“沙沙”的雨声，心想：“这一下完了，革命算是到头了。”忽然间听得一阵马叫声，他又感到有希望了，便吃力地撑起身子拼命喊叫。正在巡视战场的邱先通被这模糊不清的声音牵动着每一根神经。他赶紧策马循声走去，见是谢象晃倒在血泊里。“老谢，你负伤了？不要动，等我来。”他撕下自己的衣服，赶紧给谢包扎伤口。然后把他托上马背，拉回营地救治。事后，邱先通还多次去看望谢象晃，每次都要带上点好吃的东西。谢象晃总是要说番感激的话，邱先通连连摆手说：“你受伤那天，我刚好打扫战场，当时还有其他同志来了，即使我没有看见你，别的同志也会发现你的。”
曾任南昌军分区司令员的林忠照，过去是邱先通的部下，邱先通与他交往笃深。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林忠照遭到造反派的冲击。造反派还到辽宁砸了林忠照送给邱先通的一对樟木箱，强制邱先通揭发林忠照的所谓“罪行”。邱先通这位老革命决不肯随风倒，对造反派给予义正词严的驳斥：“即使你们把我打成林忠照的黑保护伞，我也决不会落井下石、陷害同志。我坚持实事求是，死不改悔。”后来他才知道，为林忠照的事遭到冲击原是祸起萧墙，是他身边一个警卫员告的黑状。因为这个警卫员曾要求给他办违背原则的私事，邱先通没有满足其要求，同时还批评了他，因此借机报复。以后平反冤假错案，清理“文革”期间“三种人”时，有人要邱先通对那个警卫员惩治一番，邱先通却说：“他年轻无知，只要他认错改了就好。徇私报复不是我们共产党员的品质。”
父子情
邱先通有六个孩子，二男四女。他对孩子严格要求，经常教育他们生活上要低标准，学习和工作上要高标准。他这几个子女没有辜负他的期望，长大以后都有出息，分别在海陆空部队工作。这些子女的提拔，没有一个是通过他的关系“走后门”的。
邱先通是独子。他参加革命后，一直和家中失去联系。因此，他的一个堂弟过继给他父亲为子。这个堂弟有个儿子长大后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年代在吉安军分区当兵。1973年，邱先通回乡路过吉安时，特地要这个侄儿陪他上井冈山。一路上对他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励他为人民多做贡献。并要求他不要把将军伯父看做向组织要求照顾的背景和靠山。他的侄子遵照他的教导，退伍以后还乡务农。
故乡情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家乡人民的乳汁哺育了邱先通的成长。参加革命后浪迹天涯，他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父老对他的期望、关怀和爱护，没有忘记家乡的山和水。他在东北工作时，曾多次写信回乡，询问家乡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家乡的变化，关心家乡的建设事业。1973年他返回家乡，县政府考虑到他家的房子破旧，住宿条件差，准备接他到县招待所住，他不同意。说要在家乡住上几晚。乡里的干部要安排他在乡政府住，他也婉言谢绝，非要住在他出生的老房子里不可。他说：“住上我的老房子，回味往事，会加深我对家乡、对人民的感情。”他用了当时一句时髦的话，诙谐地说：“我这也是‘接受再教育’么。毛泽东同志常常对我们这些老同志说：‘你们进了城，生活条件好了，不要忘了当年我们革命的老根据地，要回到那里去，走一走，看一看，了解那里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这是有好处的。’”
这次回来，他到村里几十户人家走了一遍，给每户人家送了20元的见面礼。他说：“你们不要认为我当大官发了财。我是共产党的干部，你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在家时，你们对我很爱护，我走了以后，你们对我的父母诸多照顾。现在我代表我的父母聊表谢意。钱很少，这是我的心意，你们收下我就高兴。”当他了解到家乡的小学教室漏雨，学校没钱维修时，就掏出自己身上的生活费180元，给学校买瓦。学校领导人说：“老首长，你自己的钱不要拿，请你出个面，给县教育局打个招呼，拨点款给我们就是了，”邱先通严肃地说：“这样不好，教育局的钱是国家的钱，全县还有很多教室是危房，要体谅他们的难处，我们要尽量给国家省钱。”当时生产队没有柴油机，碾米和饲料加工都要跑十几里路。邱先通回到部队后又给家乡寄了200元钱买柴油机。群众都说：“老将军的心意我们记在心里。”
这次在家乡，他还发现村里左邻右舍的婴儿特别多。当他了解到他的堂弟也有超生现象时，当即找到村干部，通知召开群众大会，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村的田就这么多，如果家家都超生，这怎么得了。我们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啊。”他严厉地批评了自己堂弟“多子多福气”的封建思想。那时计划生育政策并不很严，但他反复提出要大家实行计划生育，减轻国家的负担。他把超生带来的恶果分条分缕地分析得很透彻，说得大家羞愧地低下了头。从此，村里的年轻人都主动实行计划生育。
邱先通在战争年代多次负伤，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更谈不上营养补品，工作起来又是个“拼命三郎”，不注意休息，所以身体一直不好，六十年代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的。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家乡的亲人。他在临终时嘱咐自己的家人：“我死之后，我们不要忘了祖宗，不要忘了我的出生地，我不是要你们去搞封建迷信的那一套，而是要你们像我在世那样，跟家乡保持密切联系，关心家乡人民的生活和家乡建设，尽力支援他们。”
邱先通不仅自己能正确对待职衔级别，他对家属子女要求也很严格，不准有特殊化，防止有优越感。邱先通有六个子女，孩子小的时候，上学放学，他不让司机接送，孩子参军后回家，他也不让警卫员接送。
由于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年代，环境艰苦工作劳累，邱先通体弱多病，几乎每隔几年就要大病一场。1955年邱先通发高烧，虽多方医治烧却不退。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工作，有时主持会议，实在挺不住了，就打一针照样坚持下去。1956年在党委扩大会上，个别同志不顾事实，错误地批评邱先通生活腐化，工作主观，作风浮夸，邱先通带病仍然坚持听取意见。当时，有人为邱先通打抱不平，而他却说：“毛主席说要经得起委屈，宰相肚里能撑船，能忍则忍。”
后来邱先通病情加重，到北京经血液专家邓家栋确诊为红斑狼疮。这个病，当时可以说是绝症，但邱先通不悲观失望，他在同病魔斗争中，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高尚情操。在整个治病过程中，邱先通一贯尊敬医务人员，服从治疗，配合治疗，从来没有提出过特殊要求和意见。为了治病，做埋药、埋针疗法，要经常注射，每打一针十分痛苦，但他从不叫苦，也不呻吟，也不抱怨，硬是咬牙坚持。
邱先通的病情是很严重的，但他从不轻易要别人照顾，坚持自己生活，坚持锻炼身体。只要能走动，便坚持到公园去锻炼，不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从不间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