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1913—1967），原名张道庸。安徽省霍邱县（今六安市叶集区）人，历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人物生平
1913年1月21日生于安徽省霍邱县（（今六安市叶集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7岁被迫给人放牛；192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到河南商城参加游击队。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11军32师班长、排长、连长。1931年春任鄂豫皖保卫局保卫队队长，6月起任红4军第12师35团2连副连长、连长，1营副营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和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作战。1932年11月起任第10师28团2营营长、副团长、团长，率部参加了开辟川陕苏区的斗争和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作战。1936年春，任红九军教导师师长。
1936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英勇转战河西走廊。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因叛徒出卖被捕，身陷甘肃凉州国民党第二监狱，后经中共组织营救脱离敌人魔掌，辗转到达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调任新四军第1支队副参谋长，期间，陈毅为其改名，略掉张姓，取原名“道庸”之谐音称“陶勇”。后任第2支队第4团团长。1939年10月与卢胜率第4团主力北渡长江组成苏皖支队，任司令员，开辟了扬州以东到安徽天长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7月起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3纵队司令员、第1师3旅旅长兼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苏浙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先后参加了黄桥、车桥、天目山等战役。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师副师长，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23军军长。参加了苏中、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他指挥作战英勇顽强，身先士卒，所向无敌，曾被人们誉为“拼命三郎”。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11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曾参加第二、第五次战役。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1952年回国后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1963年5月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集团迫害，于1967年1月21日在上海去世（据称陶勇死于“投井自杀”，但是具体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将军的妻子朱岚也被迫害致死）；陈毅元帅在北京得知陶勇夫妇去世消息之后曾悲愤地说：“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相信陶勇会自杀！”
1912年1月出生在霍丘县叶家集一个贫农家庭里。从小给地主放牛，后来当了几年窑工。
1929年4月，参加工农红军游击队。
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2年任红四军第35团连长、副营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参加仪南、黄渠、宣达等战役。
1936年任红9军教导师师长，参加长征和西路军作战。
1937年参加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兼学员排长。1938年任新四军第1支队第4团副团长、团长。
1939年11月，率部北上开辟扬州、仪征、六合、天长地区抗日根据地。
1941年任新四军第1师第3旅旅长兼苏中第4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丰利、大官庄、车桥等战斗。
1945年1月，任新四军苏浙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天目山战役。同年10月，任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高邮战役。
1946年5月，任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1师副师长，率部参加苏中战役、涟水战斗、鲁南和宿北战役。
1947年2月，任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莱芜、孟良崮、费县、沙土集、进军豫皖苏、平汉、陇海路等战役战斗。
1948年参加豫东、淮海等战役。
1949年2月，任第23军军长，率部参加渡江战役，解放杭州，尔后参加上海战役。6月返回杭州驻防。
1950年1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率部赴朝鲜作战。
1951年9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代司令代政委。
1952年11月，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
1955年10月，任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后兼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同年被授于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67年1月21日在上海逝世。
1936年，从红军大学学习回来的陶勇，担任了红9军教导师的师长，那年，他24岁。在红军大学里，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青年，成了颇得带兵打仗精要的指挥员。这年10月，陶勇率部西渡黄河，而西路军的艰苦作战，也由此拉开了帷幕。古浪一役，红25、27两个师凭借古城的断壁残垣，与马步芳的军队苦战3天3夜，双方伤亡惨重。这时，敌人的骑兵冲杀进城，红军撤出战斗，教导师严重减员，番号撤销，剩下的指战员补入27师，陶勇被任命为27师副师长兼81团团长。两个月后，1937年1月，西路军又在河西走廊的高台、临泽一带与敌人激战5个昼夜。这一仗陶勇率部痛击马步芳的骑兵部队。打了胜仗的西路军把目标指向祁连山下的倪家营子。倪家营子是一大片互相接连的居住区，有43个村庄，每个村
庄都修有1丈来高、2尺多厚的围墙，围墙上还修有瞭望楼和垛口。在这一带，西路军的部队与敌人的5个骑兵师、3个步兵旅、1个宪兵团对峙了近一个月时间，毙伤敌近万人，随后，撤出战场东进。
西路军东进时，西安事变已经发生，蒋介石被张学良扣押，陈昌浩以为敌人会树倒猢狲散，命令部队再杀回倪家营子，以彻底歼灭敌人。却不知就在部队回师之际，事情发生变故，蒋介石获释，张学良被扣，西北的马步芳兴奋得像吃了鸦片，立即纠集2万余兵力，要以“消灭共军于河西走廊”向蒋介石邀功请赏。西路军刚刚返回倪家营子，就被马步芳的人马团团围住，一场血战撕开了河西走廊上空的冬云。
陶勇的81团和其他部队一样，全力加固村庄内外的工事，与敌人展开血战。一天下来，81团打退了敌人的10多次冲击，硬是没让敌人进到村子里，自然，81团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沉重、巨大。第二天，敌人调来了炮兵猛轰围墙，步兵则在炮火停止轰击的瞬间，迅速向前推进，压缩包围圈。几个波次下来，一丈多高的围墙只剩下三五尺高，阵地告急，陶勇带着预备队过去增援。一转弯，几个匪徒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挡住了道路。陶勇的脚步停也没停，大刀一挥，便向为首的一个家伙头上抡去。“咔嚓”一声，那个家伙的脑袋被砍掉了半个，血喷溅了陶勇一身一脸。战士们见团长神勇，豪气顿生，大刀长枪一抡就是一个圆。敌人被杀懵了，刚想退，围墙上一挺机枪对着他们就是一通扫射。原来，机枪手见团长和敌人肉搏，对着敌人便扣响了扳机。
7天之后，西路军弹尽粮绝，若再不突围，势必全军覆没。陈昌浩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后悔晚矣。这天深夜，陶勇带着已经伤亡过半的81团，趁搏杀了一天的敌人在帐篷里酣睡之际，冲出包围圈，撤进祁连山。而几个行动晚了一步的团，被敌人发现，或在阵地、或在撤出途中的山梁与山谷中，与敌鏖战后，血洒祁连，魂散河西。倪家营子一役西路军兵力由2万余人减至不足1万。徐向前、陈昌浩带着30多人去了陕北。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王树声与第30军政委李先念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余下的部队就地开展游击战争。王树声让陶勇率81团剩余的30多人，插到敌人背后，进行钳制，以掩护30军摆脱敌人。30多人的一支队伍，又如何拖住数十倍与己的敌人？陶勇采用了飘忽游弋的战术，打打停停，把“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术运用得得心应手。如此，倒也和敌人纠缠了数日。只是大部队久久不至，粮弹越来越少，最要命的是接不到上级任何指示，对下一步的行动全然不知。正在茫然之时，陶勇遇到了第9军参谋长李聚奎和政治部主任徐先太，他们也和王树声失去了联系。3个人合计：与其在大山里瞎转悠，不如出去找部队。但是人多，危险性大，采取分散化装的办法，目标会小一些。合计完，他们各自带着十几个人，匆匆而去。陶勇这一拨人刚一出山，便与敌人相遇，十几个人一摆开，东一枪西一枪，各自夺路。等陶勇见后面没有了尾追的敌人时，自己也成了“光杆儿司令”。一天，陶勇见四处没有村庄，便想歇一歇，这一歇，就睡着了，醒来，几把刺刀正对着他。陶勇成了俘虏。
陶勇先是被关押在凉州，后来被拉到兰州，关押了一段后，又被拉到西安的行营看守所。直到1937年的下半年，周恩来与孔石泉一起来到看守所，周恩来握着陶勇的手说：“我代表党中央欢迎你们归队！”陶勇才得以重返队伍。
黄桥决战时，陶勇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3纵队司令员，肩负坚守黄桥重任。到决战的关键时刻，他把上衣一脱，高举马刀，虎啸一声：“同志们，跟我往前冲！”说完，他挥舞着马刀，率先冲入敌群……顽军抵挡不住，终于败退下去。望着陶勇率部杀向敌阵的身影，粟裕的眼睛湿润了，自言自语道：“好一个拼命三郎！”
1940年12月，韩德勤乘陶勇率主力7团参加曹甸战役之机，令驻南通石港的江苏游击6纵队司令徐承德联合驻如东马塘的保1旅旅长詹长佑偷袭我3纵大本营掘港。原本持中立态度的詹长佑听信了徐承德的鼓动，答应参与进攻新四军。就在战事一触即发之际，陶勇骑上从日军手中缴获来的摩托车，飞奔保1旅驻地马塘镇，闯进詹长佑的司令部，见面便说：“詹旅长，听说你要打我们，我这送上门来了！”随即慷慨陈词，晓以大义，剖析利害，终于稳住了詹长佑，使我军摆脱了背腹受敌的险境。
1942年元旦，陶勇率8团包围了启东伪团长徐宝富的据点，要其投降。徐宝富自恃碉堡工事坚固，以为新四军攻不下他的碉堡，对8团官兵的喊话不加理睬。
陶勇立刻命令机炮连轰击，两下便把碉堡削下一个角，又命部队猛烈开火，打掉了守敌的威风。随后，他命伪镇长给徐宝富送去劝降信。徐宝富没招了，提出：“请陶司令亲自出面谈判，再作考虑。” 陶勇分析，徐宝富既想给自己捞个面子下台，同时也想看看他陶勇有没有这个胆量，当即决定亲自出马谈判。他对劝阻他的8团团长和众干部说：“尽管此行要担风险，但为了减少战斗伤亡，争取200多名伪军反正，冒这个险是值得的。” 说完，他只带一名警卫员，昂然走出隐蔽的阵地。来到吊桥边，陶勇仰头向碉堡里的敌人喊道：“你们要见我，我就是陶勇！” 望着屹立在枪口射程内威风凛凛的陶勇，敌人惊呆了：“真有这种虎胆英雄！” 徐宝富急令放下吊桥，带上自己心爱的克罗米弯把指挥刀，走出碉堡。 敌我双方部队都屏息敛气，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交战双方两个愈走愈近的指挥官。陶勇两道目光剑一般地扫在徐宝富脸上，说道：“你缴枪，我们就作为起义处理，愿当新四军的我们欢迎，愿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你看怎么样？” 徐宝富深为陶勇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所折服。他双手捧上克罗米弯把指挥刀，说道：“久仰司令大名，今日相见确实不凡，特送上此刀，敬请收下，我徐宝富再不吃军人这碗饭了！”。
1942年11月5日的黄昏，日本国总参谋长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乘飞机到达南京。他此行中国的目的，是对侵华日军总司令田俊六下达在苏北通如启海地区实行“清乡”的命令：以梳篦、拉网战术，向根据地分进合击，寻歼新四军主力。同时增设据点，搜剿新四军工作人员，加强伪化统治，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编保甲，达到日本国长期统治中国人民的目的。东条英机离开南京后的第四天，打入伪军内部的中共党员、伪第34师师长施亚夫，就将田俊六的清乡计划，派人秘密送到了新四军苏中军区司令员、第1师师长粟裕手中。粟裕立即报告了新四军军部后，马不停蹄地带着随员，来到第4分区，坐镇指导第4分区反清乡斗争。不久，日伪军对第4分区进行了“全面清乡”，近万敌伪倾巢出动，采取梳篦、拉网式战术，十几路向中心区分进合击，反复“清剿”，时来时去，飘忽不定，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同时，在“清乡”区边沿构筑封锁线，由天生港向北，经白蒲、丁堰，再向东沿串场河、经岔河、马塘、掘港、南坎，直到黄海边；又从天生港沿江经表龙港、永隆，直到寅阳镇，扎起了几百里长的封锁篱笆，封锁了第4分区29个区。在封锁线设立大小检查哨所150多个，碉堡、嘹望哨林立，彼此呼应，企图把抗日武装消灭在“清乡”圈内。
陶勇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指挥部队在日伪间隙中灵活穿插，避实击虚，机动作战。当日伪开始“清剿”前夕，他指挥7团和南通警卫团，向敌后方及交通线进击，先后袭击南通、如皋公路上的重要据点唐家闸、启东重镇聚星镇，平潮古坝等据点；又在双甸到岔河、马塘到掘港、林梓至白蒲的公路上多次设伏，打击敌人。当敌伪深入我中心区后，他指挥南通警卫团即兵分两路，第1营、3营坚持在“清乡”圈内活动，第2营在“清乡”圈外平潮一带相机歼敌。东南警卫团一部主力，跳出“清乡”圈，抓紧整训，待机出击；第2、5、7连以班、排为单位，在“清乡”圈内坚持斗争。各地短枪队和区乡武装，深入敌伪盘踞的南通、天生港等城镇据点，严厉镇压伪“清乡”队员和特工人员，使日寇耳目闭塞，处处被动挨打。4、5两个月，第3旅进行主要战斗42次，先后袭击或攻克金沙、余东、六甲、悦来镇、麒麟镇、岔河、凤凰桥等7处据点，平毁日伪碉堡108座，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
日军对新四军主力和地方武装神出鬼没的出击，深感难以对付，惶惶不安。为此，他们请求上级为他们配备了一种特制的精巧、轻便、射击速度快、有夜间瞄准器、带有刺刀的96式机枪。他们便将这种武器视为神灵。当时，陶勇风闻日本天皇有令，部队如在战斗中无法脱险，必须将96式机枪的重要机件毁掉，不让落入新四军手中的消息后，立即向各级武装发出号召，开展一个缴96式机枪运动。尤其在秋季攻势中，战士们千方百计从敌人手中一挺又一挺地缴来。全分区军民在不到半年时间，就缴获了13挺96式机枪，超额完成了指标。日伪军在广大军民的政治攻势下，极度恐慌，悲观厌战，不敢分散兵力，放弃了不少小据点。1943年7月1日夜晚，是苏中第4分区军民最激动的时刻，火烧竹篱笆指挥部设在丁埝镇与掘港镇之间的一个小村内。300里封锁线沿线，围满了民兵、自卫队和农民，参加这次大行动的共4万余众。县团、区队和第3分区的部队分段警戒，随时准备痛击敢于出动阻挠破击的日伪军。陶勇和姬鹏飞、张震东不时地对着手表，当时针指向9时，陶勇对着电话筒，大声地向各部下达命令：“战斗开始！”刹那间，300里封锁线上出现了第一片火光。随后，火光如星星之火，迅速蔓延，一小时后，整个封锁线如一条婉蜒数百里的巨大火龙，满天浓烟滚滚，人声鼎沸。这时，4万军民齐出击，敌伪军的巡逻队、检查哨所里的敌人见到如此浩大的攻击，只象征性地放上几枪，便争先恐后逃得不见踪影。
目睹敌人的狼狈逃窜，陶勇得意地摇着大蒲扇，那架势活像诸葛亮再世。他兴奋地说：“政委，这么大的声势，田俊六要吓出病来。”“哈哈哈！”姬鹏飞仰天大笑道，“这声势，比七星坛诸葛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的气派要大得多了。”张震东接口说：“这叫不似三国胜似三国嘛！”冲天火光染红了夜空。同时伴着锯声嘎嘎，斧声咚咚，气势宏伟壮观。此役，共破竹篱笆350公里，毁茅竹400万根。田俊六惨淡经营了3个月，被陶勇领导的第4分区军民毁于一旦。
1944年5月15日，已是苏中第4分区反“清乡”斗争一年半后，东条英机从东京来到南京，前来迎接的已不是田俊六，而是冈村宁次。田俊六因“清乡”失败，已被东京总部调回日本。
1948年10月底，华东野战军各路大军正沿公路、大路和阡陌，从济南、兖州、济宁、临沂、曲阜等地，浩浩荡荡向南开进。他们穿过平原上一个个村庄，涉过黄泛区的一条条河流，向淮海战场推进。陶勇率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两万余人，从兖州出发，向黄百韬兵团驻地新沂奔袭，部队不分昼夜，轻装前进，陶勇也不分昼夜穿行于各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11月3日，他们抵达驼阴以南的孟家渊，机要员跑步到了陶勇面前说：“刚收到野司字13号作战命令，请陶司令过目。”
陶勇接过电报便看，命令中说：第4纵队、第8纵队由第4纵队陶司令、郭政委指挥，应以主力一部首先袭击邳县、官湖之敌，尔后即进击徐塘集、运河车站。主力应由马头至纪集段沿沂河两岸开进，由官湖以南、纪集、猫儿窝以北之间地区，由东向西分割围歼运河车站及炮车地区守敌，得手后即沿运河两岸及官湖、炮车、窑湾沿河以东地区部署阻援。该部应首先集中主力及炮兵，攻歼运河车站守敌，务求速战速决，以便控制阵地，争取阻援时间，保障主力围歼敌第7兵团之作战。陶勇看后，向各师下达作战命令：第10师：首先以一部兵力围歼岔河之敌。得手后，继续向加口圩方向挺进，并查明至滩上镇一线之敌情、地形，主力由头道河、二道河渡口经邳县以南渡河，攻占徐塘集。一部则在加口圩至滩上一线，沿运河东岸构筑工事，阻击可能东援之敌。并以一部兵力渡过运河，向碾庄圩、曹八集方向侦察警戒。第12师：首先以一个团（附纵队警卫营）由龙凤哑渡口渡河攻占邳县城。得手后，以警卫营向官湖警戒，主力直插运河车站，并以精干部队切断运河车站与铁桥之联系。攻歼该点守敌后，以一部兵力控制车站西之铁桥，主力围歼大榆树之敌。第11师：首先以一部兵力由汤楼渡河，攻占小黄家、白龙埠一线，得手后，以一部严密监视官湖之敌。并乘机以主力攻歼官湖守敌，一部在官湖以东渡河南下，进至上下二郎庙一带，切断炮车至运河车站之联系，保障第12师左翼安全。尔后全师沿铁路以南西击，配合第12师围歼大榆树之敌。各师接到命令后，于11月6日出发，投入战斗行动。淮海战役拉开序幕。从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700多里陇海线上，华东野战军对徐州刘峙集团发起了强大攻势。
陶勇率部队兵分三路杀向敌人。11月7日，第10师第28团进占加口圩，第12师第35团攻占邱县，守敌东窜。8月，左路第11师自三面逼近官湖；中路第12师第35团在敌炮火下强涉邳县以东大河，于城东沿歼敌第9军一个加强连，进至连燕又歼敌第9军一个连；右路第10师向滩上镇攻击前进，一部由邳县以西渡河南击。14日傍晚，刚刚拉下夜幕，进攻大兴庄的战斗就开始了。炮兵按预定计划抵近射击，炮弹呼啸着向敌阵地飞去。刹那间，大兴庄地动山摇，烟雾滚滚，枪声、炮声淹没了一切。炮火摧毁了一座座敌堡和主要工事，并压制了敌人的火力。第30团第5连的爆破组，迅速跃出战壕，勇猛冲杀，插入敌阵，打开了突破口。敌人在纵深炮火的支援下，集中大量兵力在突破口拼命反扑。战士们顽强战斗，用集束手榴弹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从黄昏一直战斗到午夜，连续打垮了敌人多次反扑，巩固和扩大了突破口，保障了主力及时投入战斗。15日拂晓，战斗结束，大兴庄为第10师攻占，敌第64军第467团全部被歼。19日，总攻碾庄圩黄百韬兵团部，守敌大部被歼，残部逃入尤家湖。粟裕亲自打电话给陶勇，要陶部不惜一切代价，攻克尤家湖。
陶勇受命，立即向各师下达任务，要求当晚发起战斗，不许放跑一个敌人。夜幕降临，陶勇来到担任主攻任务的第29团，亲自动员。晚8时，攻击开始，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二天拂晓，第29团攻占了尤家湖北侧两个集团堡群，为总攻突击扫除了障碍。下午4时，陶勇令第10师、第11师和第12师的第34团发起攻击。这时，粟裕给陶勇派来4辆坦克助战。陶勇要求步兵、炮兵、坦克兵三者协同作战。顿时大炮轰鸣，坦克威风凛凛地向前推进，几百名步兵紧跟着坦克向敌阵冲去，激战3个小时，攻占了尤家湖，俘虏第64军军长刘镇湘。22日黄兵团被全歼，取得了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胜利。陶部以伤亡5000人的代价取得歼敌两万的胜利。第一阶段战斗结束后，淮海战场敌人的态势形成三大块：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围困在双堆集；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企图北援黄维兵团；徐州“剿总”企图率部南下，增援黄维兵团。粟裕根据总前委孤立黄维、歼灭黄维的意图，命令陶勇统一指挥第4纵队、第11纵队、第12纵队和渤海纵队，组成东路阻援集团，控制徐州东南的水口、二陈集、关帝庙一带阵地，阻击徐州之敌南援。陶勇受命后，为让兄弟部队获得休整时间，他先命令本纵队第10师开赴褚兰、营里一带进行防御作战。中午，第10师一到，敌第70军第96师就在8辆坦克掩护下，向褚兰、营里猛攻，遭第10师顽强阻击，不敢越雷池半步。徐州之敌见南援无望，即令“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率第2、13、16三个兵团，放弃徐州，南下增援黄维兵团。粟裕命令陶勇统一指挥第11纵队、第4纵队、第12纵队和渤海纵队，从潘塘镇、褚兰、朝阳集地区，经徐州以南向萧县、永崮方向急进，追歼徐州之敌。
陶勇接到命令，迅速组织4个纵队，采取多路、多层的尾追和平行截击、迂回拦击相结合战法，向西猛追。他提出“勇猛追击，连续作战，活捉杜聿明”的战斗口号，第一天急追100余里。追击中，陶纵缴获美式吉普车。陶勇和政委郭化若、参谋长梅嘉生同坐一车，车开到哪里，陶勇的声音便传到哪里：“同志们，加油追啊，不让敌人喘一口气，快追啊，加油啊！”敌人被紧迫不舍，惊慌失措，沿路溃逃的敌军队伍被陶部打得狼狈不堪。陶勇指挥部队追上一股逃敌后，命令部队立即插入敌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乱成一团，然后逐个歼灭。追击途中，连续消灭十几股敌人，加起来有3、4万人。12月4日，陶纵与兄弟部队将杜聿明集团的三个兵团30万人，围困在永城东北纵横不到20里的地区。从12月6日起，陶勇根据总前委提出的三面围攻，一面坚守的战法，对杜聿明集团实施轮番攻击，加上天寒地冻，开展强有力的瓦解敌军工作，敌军心不稳，不管在早晨、晚上，还是在严寒的深夜，总有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的敌人跑到解放军阵地投诚。12月15日，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说，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全歼了黄维兵团。中央军委为稳住华北傅作义集团，命令淮海前线各纵队，对杜聿明实行围而不打方针。华野做出部署，以8个纵队严密包围杜聿明集团，进行战场轮番休整，以7个纵队在夏邑、永城、滩溪口等地进行战备休整。
1949年1月7日，陶勇部队与兄弟部队一起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1月10日拂晓，陶勇纵队的第12师第35团首占杜聿明集团驻地陈官庄。这时，各师各团向陶勇报捷的电话铃声不绝。下午，第11师政治部陈茂辉打电话说，他们师在张老庄抓到一个名叫高文明的俘虏，他自称是第13兵团军需官，却说不出第13兵团机关几个处长名字。陈茂辉告诉陶勇说，高文明衣着考究，别着派克钢笔，戴着进口防水游泳手表。
陶勇听到此时，不由心中一愣，杜聿明至今还没抓到，这人是不是他呢？一旁的郭化若接过电话，要陈茂辉立即将这个“高文明”带到纵队司令部。郭化若和杜聿明是黄埔军校同学，带到纵队司令部，这个“高文明”的问题就解决了。两小时后，“高文明”被押到了。郭化若上前笑着打招呼说：“你不是杜聿明吗？什么时候改名叫高文明啦？”陶勇明白了，他上前递给杜聿明一支香烟，笑着说：“请坐，请坐，你们俩是老同学战地重逢，叙叙旧吧！”杜聿明知道瞒不过去了，他接过香烟，面部的表情十分尴尬。面对同学和对手，他一时不知说什么，低着头一个劲地吸烟。
陶纵在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中，歼敌72863人，其中俘敌58018人，仅俘虏少将师长高级军官就有16名。战前陶纵只有两万人，战后增加到5万余人。
淮海战役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4个野战军统一整编，华东野战军改为第3野战军，4纵改为第23军，陶勇由司令员改任军长。
4月20日上午，观察所发现江面上停泊着几艘外国舰船。
原来，英舰“紫石英”号擅闯我军控制区，与我炮兵交火后中弹搁浅。前来救援的英舰“伴侣”号被我军炮火驱走，英政府又派来“伦敦”号和“黑天鹅”号，企图报复。3条舰横陈在我即将渡江的航道上。陶勇在观察所里看了一阵子，一边拨电话一边说：“管他谁的船，挡着我们的路就不行！”炮团的电话要通了，他对团长说，“好狗不挡道，你要准备轰走它。我马上请示兵团首长，一批准，你马上就开炮！”陶勇的请示传到了军委。中午之前，军委回复了：不打第一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英舰上的士兵完全没有在我炮火控制区内的感觉，在甲板上逛来逛去，逍遥自在。这一切，陶勇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这几条舰如果继续待在这里不走，势必影响渡江作战。唯一的办法是撵走他们，但从他们的样子看，压根就不想离开。或许，他们是想试一试我们的耐心。
“叶司令，他们将严重地妨碍我军渡江，打掉算了？”陶勇在电话里请示兵团司令员叶飞。“军舰上挂没挂预定的信号旗？”叶飞问。此前，我军已经向停泊在长江里的外国船只打过招呼，并指定他们必须悬挂一种信号旗。“旗不少，花花绿绿的。”陶勇回答。“向他们发出警告，让他们迅速离开。”叶飞说。信号枪、信号弹、信号旗，几种联络方式都使了，英舰就是不作回应。部队又请示：“没有反应，如果他们向我开炮，是否还击？”陶勇在电话里嚷了起来：“他们开炮你不打，等死啊！”说完，又补充说，“记住，不要先开炮！”
我军还想试试对方的反应，在江岸燃起了3堆篝火。这一次，英舰有了动作。“伦敦”号和“黑天鹅”号的桅杆上各升起一面信号旗，紧接着，两条船一边驶近泰兴江岸，一边将舰炮指向了我军阵地。4月21日清晨，英舰上的火炮开始向江岸上的我军阵地射击。我军炮火当然不示弱，英舰的炮弹刚刚落地，回击的炮弹便也打了过去，一时间，江面江岸，炮声隆隆，火龙飞窜。打响后，陶勇没问谁先开炮，也没问我军是谁下的开炮命令，而是问有无伤亡。部队报告，202团团长、参谋长牺牲，政委负伤，另有包括老乡在内的40多人受伤。陶勇的眼睛红了，抓起了电话打给了叶飞。叶飞一听英舰开炮了，而且我军有了伤亡。没再向中央军委请示，直接下令道：“还击！狠狠地还击！”陶勇迅速调集火炮力量，并告诉现场指挥的68师师长要狠、准，必须在我军发起渡江前结束战斗。
这一场炮战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我军炮火以绝对优势压倒英舰。“伦敦”号和“黑天鹅”号扔下“紫石英”号，带着累累弹痕逃往上海。3野领导让司令部找叶飞了解到底谁先开的炮，叶飞便找陶勇，说：“上面查情况呢，问谁先开的炮？”陶勇说：“我的团长都牺牲了，查什么查！”叶飞说：“是英国人先开的炮噢！”陶勇说：“当然是他们先开的炮！”晚8时，3野的电报送到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站在地图前的毛泽东手里。毛泽东说：“妨碍我军渡江的外舰，不管是谁的，都可以炮击！”
毛泽东的意见再传回前线，陶勇正带着他的第23军，冒着江南的春雨，追击溃逃的国民党军。蒋家王朝的丧钟，正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敲响！
1950年11月初，第9兵团在宋时轮、陶勇的率领下，从曲阜出发，日夜兼程，从临江、辑安跨过鸭绿江，11月19日到达江界集结。第9兵团部署在东线战场，他们的任务是参加第2次战役的长津湖战役。
宋时轮、陶勇接到志愿军司令部关于东线反击的命令，立即召集军以上干部作战会议，研究作战部署。宋时轮擅长军事理论研究和指挥大兵团作战，陶勇不仅亲自经历过许多恶仗、大仗，而且思路敏捷，制定作战方案出手快，俩人配合十分默契。作战部署确定后，陶勇感到兵团指挥部在江界距离第一线较远，不便指挥，遍亲自到第一线去指挥第20军、27军作战。根据前方彭德清军长报告，陶勇命令彭德清：“先打弱敌，美第7师比第1师战斗力弱，你们包围第7师，采取数路穿插的战术，先吃掉第7师。”
陶勇布置完毕，又电话命令第20军围歼美军第1师。要求两支部队协同配合好，首先将第1师和第7师割裂开来，尔后逐点围歼。此时，美军已成惊弓之鸟。11月27日，第20军侧重于向长津水库东侧攻击，第27军向长津水库西侧攻击。美第7师除第31团、32团少数逃窜外全部被歼。第1师被歼5个完整营。第1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以能征善战而著名，号称常胜军。在长津湖受到如此惨重打击，这在该师170年的建军史上尚属首次。
兴南是一座较大的工业城市，又是重要的海港。麦克阿瑟要部队坚持10天，以便把集结在此的10余万部队和兴南城机器设备、技术人员一起撤走。因此，担任防御任务的敌第10军，凭借海岸附近的有利地形，特别是河流要道旁，建筑桥头堡，运用舰炮、坦克、大炮，组成层层交叉火力网，封锁志愿军。志愿军开始一波接着一波地冲锋，伤亡很大。陶勇冒着弹雨，在兴南四周仔细观察，他根据敌人活动规律，制止了部队的贸然冲锋，命令部队利用有利地形，重点打好夜战、近战，部队的伤亡开始下降。24日胜利占领了兴南，第2次战役胜利结束。
陶勇在指挥第9兵团东线作战中，果断机智，机动灵活，由开始的进攻转入追击，赢得了第2次战役的最后胜利。美国陆军上将、“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哀叹：“这次进攻，美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失败是严重的，损失也是惨重的。”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12月17日致电彭德怀和第9兵团宋、陶称：“你们在极困难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
1952年深秋，陶勇率第9兵团从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回到祖国，担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他走马上任3个月后，毛泽东主席来华东海军视察。在陶勇的陪同下，毛泽东视察了泊于草鞋峡的十余艘军舰。最后又回到“南昌”舰的会议室里。在陶勇的请求下，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著名题词。
1954年4月间，500余艘渔船在三门湾猫头洋渔场捕鱼，为保证渔业生产的安全，陶勇命令第6支队在海军歼击航空兵掩护下，以“广州”、“开封”、“瑞金”、“兴国”舰，协同舟山、台州巡逻艇大队进行护渔，其间先后进行3次海战，共击伤敌舰3艘。5月16日，护卫舰“南昌”、“广州”、“开封”、“长沙”号于檀头山以东海域，击伤敌护卫舰“太和号”，保证了陆军部队进占东矾列岛的侧翼安全。
1954年5月中旬，华东军区陆、海军攻占了东矶列岛、关门山、田岙、蒋儿岙等岛。此后，华东军区鉴于国民党军在浙东沿海岛屿的指挥中心和防御核心是大陈岛，而一江山岛又是大陈岛的门户和前哨据点，如攻占了一江山岛，必能击中要害，沉重打击和震撼大陈岛守军。因此决定先攻占一江山岛，再取大陈岛，然后相机攻取其它岛屿。中央军委7月11日批准了华东军区的作战方案，并指示以海、空军轰炸大陈岛，以陆军攻占一江山岛，积极准备解放浙东沿海全部岛屿。7月下旬，华东军区确定参战的部队为陆军第20军第60师一个团又一个营，海军舰艇137艘，海军航空兵和空军航空兵共12个大队184架飞机。8月，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成立，由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前指下设空军指挥所、海军指挥所、登陆指挥所，还成立了三军联合后方勤务部和政治工作组。陶勇和东海舰队副司令彭德清负责指挥海军配合空军、陆军攻占一江山岛。战前，他将参战的舰队编好队，制定训练计划，不时地派舰艇到一江山岛侦察敌情，训练中碰到国民党“太平号”军舰，陶勇果断命令将它击沉在高岛附近。攻占一江山岛当天，他奉命指挥舰队集中炮火轰击敌人滩头工事，敌人被火力压进工事，登陆部队跳入水中，抢登滩头，保证了陆军部队顺利占领一江山岛。一江山岛解放的第3天，陶勇又指挥快艇部队准确地击沉敌人的“宝应号”炮舰。大陈之敌吓得频频呼救，在美军第7舰队掩护下，仓皇逃向台湾，使大陈岛回到了祖国怀抱。1958年春，在福建中部海坛岛附近海面，有一艘特务船活动十分猖撅，它就是200吨的“63号”炮艇。该艇火力强，航速快。国民党特务少校副队长高建武是平潭县苏岙人，他仗着对地形的熟悉和特务船性能好的优势，以白犬岛为依托，经常到附近海域抢劫破坏，有时公开在海坛峡口外抛锚，抢劫我渔船、商船，以致我渔民不敢出海打渔，商船不敢航行。海坛岛的渔民和船民一提起它，人人切齿痛恨，称它是“海上恶霸”。平潭县政府专门派县长杨玉洪到东海舰队反映群众的愿望。陶勇与彭德清认真考虑了他们的要求后，决定走向海坛岛派驻舰艇部队。舰队于1958年5月先派出护卫舰第31大队第1中队4艘艇进驻海坛岛娘宫港，同年12月，大队进驻平潭。1959年2月2日，敌“63号”炮艇终于又露面了，它从白犬岛出航绕道外海，伪装成渔船混入我牛山渔场，企图对我正在进行捕鱼作业的数百艘渔船进行抢劫破坏。平潭县海上武装民兵船发现敌情后，一面挂出信号要渔船避开，一面以信号向岸上报警，并主动向敌艇靠近。海军大队指挥所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第4中队的3艘75吨炮艇出击，从海坛峡经海坛石礁区向敌艇侧背运动，截断其退路，由外向里打。此时，敌炮艇已与解放军武装民兵船接近，装有机关炮的民兵船突然开火，与敌展开激烈战斗。不久，第4中队的3艘炮艇从敌侧翼突然出现，并同时开火，顿时将敌艇打得晕头转向。几分钟后，这个恶贯满盈的“海上恶霸”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猛烈炮火下葬身海底了。
陶勇久经战阵，经验丰富，精力充沛，在海上对敌斗争中，他从作战指导原则、兵力运用、战术手段，直至编队射击，无不仔细地运筹，他的谋略超众，富有独创精神。他亲自领导了护卫艇与鱼雷艇编队协同作战的训练，即以护卫艇大队掩护鱼雷艇大队实施鱼雷攻击，使海军的协同战术得到了新的发展。在1965年11月13日的崇武以东海战中，中国海军一举击沉击伤敌舰各一艘（“永昌”、“永泰”号），就是陶勇亲自组织指挥的战前协同训练所取得的战果，“海上猛虎艇”（588号护卫艇）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也是陶勇通过实战培养教育出来的典范。
陶勇将军，直鼻梁，厚嘴唇，卧蚕眉。作战豪勇，言语粗鲁，性格火爆，临阵常脱外衣，挥战刀，赤膊冲锋，人称“拼命三郎”，又称“傻子团长”。
陶勇将军极爱热闹，好美食，好鲜衣，好梨园，好打球，好玩牌，好饮酒，好交友，凡游戏之事，皆粗通而不精通，只求游乐刺激，不问优劣输赢。
陶勇将军喜打牌，且常偷牌。若有人言其牌风不正，将军振振有词，曰：“打牌如同打仗，要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嘛！”
陶勇将军喜看戏，无论京剧、话剧、淮剧、锡剧。战争年代，大众剧社彩排，将军场场必看，如《血债》、《宁死不屈》、《巾帼英雄》、《打鼓骂汪》等。
陶勇将军豪饮。凡打胜仗归来，必高呼：“拿酒来！”四分区专员季方，亦豪饮，当地有“季一缸”之酒名。某仗胜，将军与季方以茶缸对饮。酒过三巡，季方渐渐不支，告饶；陶勇不让，拧其鼻子灌酒。季方大醉三天。醒后对陶勇言：“陶司令打仗是英雄，喝酒也是英雄。”
陶勇将军性格开朗豪爽，尤重义气，人皆喜与之为友。苏北抗日，当地实力派人物纷纷慕名而归降，如詹长佑（韩德勤保安一旅旅长）、姚健（戴笠手下的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四团二营营长）、徐宝富（日伪团长）、孙二虎（启东海匪头目）、汤景延（国民党中校炮兵营长）、陆洲舫（伪新亚救国军副司令）、季敦廉（“三友商店”商人）等。
“将军横扫千军，英魂冷对奸雄”。——张爱萍
江苏省原省长惠浴宇言：“和有的人共事几十年都难得相交，到头来圆满地画个零就算不错，和陶勇正相反，一经相识，至死不渝。”
1949年底，部队入朝前，朱德总司令来视察。他紧紧地握住陶勇同志的手，高兴地说：“好哇，你就是陶勇，久闻你的大名！”由衷地表达了对陶勇同志的喜爱和赞赏。
陈毅同志高度赞扬了陶勇同志所率部队：“这个部队善于河流水网、夜间和运动作战，善于阻击攻坚，到山东后，又善于野战，战术比较全面，在华东战场做出了贡献。”
文化大革命前夕，陶勇担任海军副司令和南京军区副司令。此时的他已经成为林彪、李作鹏一伙儿夺取海军领导权的绊脚石。
1967年1月21日上午，廖政国陪同两名记者来到陶勇办公室。陶勇对记者说：“有些运动中的问题，想通过你们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反映一下。希望中央根据存在的问题，做出进一步明确的规定，以便我们好好掌握，使运动健康发展。”
两位记者请陶勇具体谈谈。陶勇接着说：“第一，东海舰队是战备部队，中央明文规定不得开展‘四大’，但有些单位不顾中央规定，硬要开展‘四大’。举例来说吧，舰队的训练团按其性质来说，不属于搞‘四大’的单位。可是，那里的一些学员和干部，受到海军各院校南下‘造反派’的煽动，执意要搞‘四大’。虽然我们多次解释、说服，他们依然顽固坚持。类似这种情况，中央需要作进一步的明确规定。第二，‘四清’运动的成果要巩固。近来在上海不少工厂、农村基层单位的‘造反’组织，不断到部队揪斗参加‘四清’的工作队队长、组长，甚至队员。这是对革命军人人格的侮辱。参加‘四清’工作的干部，执行的是舰队党委的决定，他们没有责任。希望中央早日作出不准揪斗的进一步规定。”
记者走后，陶勇又和他的老战友廖政国聊起了上海的形势。
约12时40分，陶勇提着皮包走出办公楼，向招待所走去。招待所离那幢军舰似的办公楼不远，后楼的105房间是专为陶勇准备的，他午后经常到那里去休息。陶勇进去躺了一会儿，觉得头皮发痒，就想找理发员周妙基给他理发。大约2点多，他走出房间，在楼旁的花园散步。这时，他看见招待所所长在前面走过，就叫住他，让他去找理发员。周妙基当时正在洗澡，听说首长要理发，马上和所长一起来到招待所，两人走到后院花园时，却不见陶勇的踪影。
走到一口浇花井时，所长朝里望了一下，大惊失色：“有人跳井啦！”他这么一喊，在场的人都急忙跑过来。这口浇花井直径很小，只能容一个人钻下去，水也不深，只见里面一个人低着头，一顶军帽漂在水面上。有人俯下身子用力一拉，原来是陶勇！另外两个人上来帮忙，把陶勇拉了上来。所长赶紧跑去打电话。
保健医生程心培闻讯，带着两名医生，立即奔向招待所。医生们把陶勇抬进105房间，进行抢救。
在给医院打电话的同时，有人发现：从陶勇身上脱下的丝棉背心还没有完全湿透；从他的衣袋里找到一份上海市政府的文件，边上湿了，里面却是干的。这都说明陶勇落井时间并不长。
一直到救护车赶到，所有的抢救手段都没有产生作用。几分钟后，救护车开到海军四一一医院，抢救仍然无效——就这样，一个身上被敌人子弹7次击伤都没有带走的顽强生命，却在一瞬间被一口深不没顶、宽不及肩的水井淹没了。
更令人吃惊的是，陶勇尸骨未寒，东海舰队刘浩天政委出来宣布：“陶勇一贯争强好胜。这几天，他害怕自己卷到苏（振华）、罗（瑞卿）圈子里去，所以才走这条绝路。我看他是畏罪自杀、抗拒运动，是叛徒行为。”同时，刘浩天审定的《陶勇自杀的经过和初步分析》的急件发到北京，送到海军政委李作鹏的手上。很快，李作鹏以海军党委名义发出通报：“叛徒陶勇，畏罪自杀！”
1968年，粟裕向周恩来汇报了陶勇的冤情，周恩来痛惜地说：“陶勇同志打日本帝国主义那么坚决，说他是‘日本特务’，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嘛！”
1971年林彪集团垮台以后，周恩来再次念及陶勇。他说：“张学思、陶勇同志都是既精通海军业务，又能亲自出海的领导干部，但却都被林彪反党集团迫害死了，很可惜呀！”
令人遗憾的是，多少年过去了，陶勇之死的谜底，一直未能查个水落石出，给人留下了种种猜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