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乾坤（1904年9月3日～1973年5月20日），山西省垣曲县人。常乾坤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飞行员之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克服种种困难为党培养和储备了航空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为人民空军的创立和正规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人物简介
常乾坤，一九二五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考入广州航空学校，同年赴苏联入红军航空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苏联红军独立航空队准校领航员。一九三三年入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一九三八年回国。抗日战争时期，任迪化（今乌鲁木齐）新兵营航空理论教员，八路军航空工程学校教务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大队长，延安军事学院大队长，军委俄文学校编辑处处长，军委总参谋部高级参谋。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副院长、空军工程学院院长和政治委员、空军军事科研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于北京病逝
早年经历
1904年9月，常乾坤出生于山西省晋南王屋山下的垣曲县毫城村。常乾坤7岁入私塾，聪明好学，15岁时以第5名的成绩考进县城高小。17岁想报考太原中学，因学费太贵，便考入“文”“武”合一的斌业中学，实际上是阎锡山的一个初级军官学校。1925年毕业时，常乾坤与同学一起到达广州，恰逢黄埔军校第3期招生。常乾坤义无反顾地报考黄埔军校，分配在炮兵队学习。
共产党最早的飞行员之一
1925年7月，常乾坤在黄埔军校受到中共党组织的重视和培养，由范洪亮、曹汝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黄埔军校学生要集体加入国民党，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常乾坤成为具有国民党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1926年1月，常乾坤从黄埔军校毕业。1926年春，广东航空学校第2期招生。这所由苏联政府援助的军事飞机学校，学生的来源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国共产党为了掌握航空技术，决定选派常乾坤等进入广东航空学校学习。同年6月，常乾坤作为学校的代表，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往苏联学习飞行。在苏联，常乾坤主要是学习航空理论，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等专业知识。1930年1月，常乾坤进入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开始认真地对待每一次飞行，一直保持了优异的训练成绩，成为中国共产党几个最早的飞行员之一。
1932年12月，常乾坤又到苏联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毕业设计时，常乾坤曾设计了一台发动机和一架侦察飞机。虽然没有达到制造的水平，还是受到专家的表扬，并获得航空工程师和空中领航员的技术职称。这期间，常乾坤通过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1937年7月，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常乾坤再也坐不下去读书了。他找到共产国际中国代表任弼时要求回国参战，得到的答复是：要他继续学习，安心等待。直到1938年3月，任弼时才通知常乾坤说：“共产国际已同意你回国，何时动身尚难确定，你准备吧！”
1938年9月初，为了赶赴国内参加抗战，常乾坤没有等到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就匆匆告别了年轻的苏联籍妻子和孩子回国。从莫斯科回国到达新疆迪化时，因这里有中国共产党员参加的航空队，常乾坤曾力争进航空队当教官，想利用自己所学报效祖国。由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是个多疑善变的政客，他不同意常乾坤等留苏人员任教，一直到1940年12月，常乾坤等才奉命回到延安。
1941年2月，常乾坤等向中共中央提出在延安成立航空学校的建议。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亲自接见并给予鼓励。中央军委根据常乾坤等的建议和当时延安的条件，做出了成立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的决定，校址在陕北安塞，并指定常乾坤等负责建校筹备工作。创办工程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航空技术人才。选拔学员的具体条件：一是具有3年以上军龄、党龄，表现好的；二是高小以上文化程度；三是身体健康。1941年3月6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工程学校校教务主任。3月10日，已经选调了100多名学员的工程学校在安塞正式成立，4月6日开始上课。10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工程学校奉命撤销，改组为工程队，隶属于延安抗大3分校。后来，抗大3分校又改编为延安军事学院，工程队改为军事学院的一个俄文工程大队。这个队就住在延安宝塔山附近，常乾坤为大队长，并主持俄文教学工作。北京第一外语学院的创建时间，就是从常乾坤在延安创办俄文大队算起的。
1942年夏天，军事学院迁往缓德，俄文工程大队改为总参俄文学校。10月，常乾坤被任命为军委编译局编译处长，主要从事军事条令的编译和俄文教学工作。1943年2月，延安军事学院改为抗大总校，工程队随之撤销。有一部分人留在俄文学校。1944年5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在第18集团军总参谋部下成立航空组，常乾坤任副组长，担任航空方面的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有关的事宜。这一年7月，航空组组织了延安机场的工程建设，机场竣工后，保障了飞机在延安的起降。
创建航校
日本投降不久，党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到东北创建东北革命根据地。当时，在延安航空小组的常乾坤也在焦急地等待中共中央的决定。一天清早，叶剑英参谋长把常乾坤找去说：“枣园有电话来，要你去，想是谈你们去东北的问题。”听到这话，常乾坤高兴得连早饭都没有顾得吃，就急忙赶往枣园。9点来钟，一个同志把常乾坤带到任弼时同志住的窑洞里。任弼时同志像是早在等常乾坤的到来，他和常乾坤握手后，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愿望快要实现了。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培养一批技术骨干。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看怎么样？”
常乾坤激动地连忙回答：“这对我们搞航空的人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我们早就盼望的，……我们一定坚决地按照中央的决定去工作，一定很好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任弼时同志又说：“我记得1940年你们刚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时候，就写信给毛主席，建议筹办一个航空工程学校。……只怪那时候的条件太差了，这个航空工程学校后来不得不并在抗大三分校里。俄文，有的当了农业合作社的主任，还有的当了木匠、铁匠，有的去赶大车……”任弼时听了常乾坤的介绍笑了笑，接着又说：“把这些木匠、铁匠、农业合作社的主任都带到东北去吧，你们还需要什么人，写个名单交给中央组织部。”任弼时还嘱咐：“赤手空拳办航校，有许多料想不到的困难有待你们去克服它，……遇到难解决的问题要多请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
吃中午饭的时候，刘少奇同志也来了。他一再叮咛：“这次到东北创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和中国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1945年10月15日，常乾坤一行20余人启程的那天，周恩来前来送行，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到事要多动脑子。”肩负着党的使命，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常乾坤一行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星夜赶赴东北。
经过1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常乾坤一行在冰天雪地的季节到达东北。常乾坤首先到东北局报告了党中央关于创建航校的决定，东北局根据局势的发展，对建校的方针、原则和具体做法都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当时，日寇丢弃的航空器材散布东北各地，许多机场和飞机、器材都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仅留下来的一些飞机也是残缺不全。为了不使这些器材落到国民党军队的手里，或被土匪特务抢走，东北局要求常乾坤等一定要依靠各地党、政机关的领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把一切可以抓到的器材全部抓到手中，迅速把航校建立起来。
为此，常乾坤等把东北局原先派去搞航空的同志组织在一起，进行紧急动员。大家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地四处寻找航空器材。有的同志在寻找器材时误入原日寇遗留下来的毒气场，中了毒；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收集了不少破飞机、发动机、油料、航空器材等，收获也是巨大的。就是这些全部家当，成了航校进行飞行训练的物质基础。
1946年3月1日，在通化正式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习称东北老航校。按航校成立的日期上报了个代号为“三一部队”。在开学典礼上，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东北局讲话，并宣布了航校领导班干部的任职命令，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兼任校长，常乾坤为副校长。
争取尽早开始训练，培养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才，这是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意图，也是常乾坤等同志的光荣任务。但航校训练需要有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可航校成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搞了两次大搬家：第一次是1946年4月中旬，在四平战役吃紧的情况下，航校由通化搬迁到牡丹江。常乾坤召集领导干部进行紧急动员，决定从空中、地面同时进行转移。4月20日，常乾坤在通化机场指挥飞机转移。突然，国民党空军15架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轰炸扫射半个小时之久，老航校有7架飞机受损和几个人受伤。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终于在短短的几天内，把绝大部分能飞的飞机从空中转到了牡丹江，不能飞的飞机和器材也陆续抢运到了敦化、延吉等地。5月航校转移到牡丹江后，朱瑞不再兼任航校领导，常乾坤任校长，王弼为政委。航校的代号从6月1日也改称“六一部队”。
在硝烟滚滚的战争环境中，创办航校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敌人逼得很紧，有向牡丹江一带进犯的态势。于是，学校赶快抽出大部分人员抢修东安机场，于1946年11月间，航校又从牡丹江搬到东安。国民党为了消灭人民航空事业这个刚刚萌芽的嫩苗，经常派飞机侦察、轰炸、扫射，妄图把人民的航空事业扼杀在襁褓中。航校迁东安不久，国民党空军又出动飞机追到东安机场轰炸。为了避免不必要有损失，常乾坤又组织部分飞行人员迁到更偏僻的千镇。
训练终于开始了，一连串的难题也摆在常乾坤的面前。要飞机上天，首先要有各种航空技术人才，要有飞行教员，要有教领航、机务、维修、气象等方方面面的人才。为解决教员和教材问题，常乾坤等校领导确定了飞行教员和机械教员训练班，由留用日籍人员担任教员，加紧训练。常乾坤自己带头并动员全校所有懂航空理论和飞行技术的干部兼任一些课程，并动手编写教材。
航校建立之初，各方面的技术人员比较复杂，有驾机起义的同志，也有留用的日本人员，以后又从新疆航空队回来的老红军。常乾坤严格遵照上级的指示和党的政策精神，以中国共产党人的模范行动和胸怀去教育和争取人，团结人。对驾机起义归来的同志，常乾坤本着革命不分先后，只要参加革命工作就一律欢迎，使起义归来的同志一到航校就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例如，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第一位驾机起义的飞行员，被任命为老航校副校长。在校长常乾坤的支持和鼓励下，刘善本积极工作，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航校的训练。当时，老航校留用的日本航空技术人员有300多。常乾坤等校领导对这些人以诚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为航校工作。同时，启发教育他们认清过去的历史，将功赎罪。日本航空技术人员，在东北老航校和后建的空军第7航空学校工作10多年之久，为航校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寺村邦三等16位先生因积劳成疾在中国逝世，安葬在被他们称为第二故乡的牡丹江。
常乾坤和东北老航校的建设者们，带着党中央的嘱咐，以高昂的革命精神，不畏艰难险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炮火硝烟的战争环境里把航校办起来了。三年多的时间共培养出各类技术干部560人。其中飞行班5期126人，机械班4期322人，领航班24人场站等保障人员88人。不少人都成为人民解放军空军建设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在军委航空局工作
1949年初，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三大战役先后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部分被解放军歼灭。人民解放军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建立人民空军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为歼灭残敌，保卫新中国的需要，党中央即着手组建军委航空领导的机构。同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决议中提出：“在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同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为了使党中央、中央军委具体了解东北航校的建设情况，经刘亚楼兼校长提议，常乾坤、王弼于3月上旬从北平乘汽车到西柏坡向中央首长汇报。走前，按刘亚楼的指示，在北平的航校党委委员召开专门的会议，集体讨论研究向中央汇报的内容。常乾坤、王弼从石家庄回来后，传达说：“他们到西柏坡时，二中全会还没有开完。等了几天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接见了他们，听取了汇报。”
当常乾坤等谈到东北创办的这所航校所走过一段艰苦历程，并取得了很大成绩。毛主席兴致很浓，听得入神。即便他有事要出去，暂时离开一下，也要让常乾坤休息一下，等他回来再讲。当常乾坤汇报到航校已经培养出空、地勤人员500多名时，毛主席高兴地连声称赞说：“了不起！了不起！”周恩来副主席则眉飞色舞地说：我们的学生很不错嘛！为党争了气，立了功（常乾坤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曾是周恩来的学生）。
当汇报到航校现有的飞机装备和数量时，毛主席询问：你们现有的飞机，能不能赶上我去重庆谈判时坐的那种飞机？常乾坤回答说：现在飞机缺少零备件，都是拆东补西，飞机的安全系数还不是很高。毛主席兴奋地说：等着以后我坐你们开的飞机。毛主席还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出了一些种子。”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了解情况的同志想到毛主席在延安时就提到过建立空军的事，那时有人建议请苏联援助飞机，成立航空队。毛主席说，延安只有碗口那么大，延安的河水也只有那么多，飞机要烧汽油，暂时还没有条件成立空军。
中央领导同志根据当时的形势，为了有组织、有领导地接收新解放区的机场、航空设备与国民党空军人员，加强航校建设，加速培养航空人员，为创建人民空军作好准备，决定建立一个全军性的航空机构。
3月17日，中央军委即电告4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人员由东北航校抽调。19日，军委又电东北军区、4野：航空局长望由常乾坤、王弼两人中选一人担任，或由常、王二人分担局长、政委。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兼老航校副校长、王弼为军委航空局政委兼老航校副政委。航空局下设作战教育处，由方槐任处长；航空工程处，由蒋天然任处长，朱火华任政委；民航处，由油江任处长；以及情报科、供给科等机构，暂编60多人。以后，由于航空业务增多，工作范围的扩大，又增设了政治处、航行管理处、秘书处。全局170余人，办公地点在北平的灯市口同福夹道。军委航空局成立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接收国民党空军遗留下来的机场、设备，收容其空、地勤人员；组织修复航空工厂，尽早恢复生产；加强机场管理，开辟空中航线；加速培养航空人才，为正式组建人民空军创造条件。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全国性的航空管理机构，是人民空军的雏形。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领导下，已于3月25日胜利进驻北平。从此，北平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指挥中心。
4月21日，军委航空局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说南京李宗仁政府拒绝在《同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主席、朱总司令已于当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已于21日晨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成功。军委向航空局发出指示：由于南京政府拒绝和平解决问题，不存在整编其陆海空的问题了，应立即组织得力干部随军过长江，到宁沪杭和华中地区接管国民党空军，准备近日南下。常乾坤和王弼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讨论研究了南下航空接收的干部名单。
4月23日上午10时，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接见南下干部。常乾坤局长向周副主席介绍了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人员的情况后，周恩来副主听后高兴地说：“好嘛！派得力干部，建立接管机构是很重要的问题。渡江的解放军进展很快，国民党军队正向上海、杭州方向逃窜，李宗仁也坐飞机走了，解放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估计今明两日就可完全占领。你们应尽快到达，争取被接管的所有人员，物资少受损失。”各航空接收组按军委航空局的统一部署，在各军区、野战军首长的领导和支持下，接收工作进行的很顺利。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于5月4日派遣6架B—24重型轰炸机，对刚刚解放的北平实施空袭。国民党的空袭给北平人民和党的领导机关造成严重威胁，也给本来就忙碌的军委航空局带来沉重的工作压力。
6月的一天，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召见常乾坤局长。周副主席说：“党中央决定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地面的罗瑞卿同志负责，来自空中的，你们能不能出把力呢？”常乾坤局长回答说：“我们可以组织一个能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队！”周副主席非常高兴地询问有多少名能驾机起飞的飞行员？有几架可用来打仗的飞机？并且问“能否组织起一支可以担负防空作战的飞行部队？”常乾坤局长如实地作了汇报，周副主席听到后说：“你们回去后拟定一个计划，向军委报告。”并且一再嘱咐“要争取时间。”
回到灯市口办公室后，常乾坤召集军委航空局全体同志参加讨论研究，起草了一个以P—51战斗机为主体的防空作战计划。常乾坤考虑到东北老航校的情况，主要改动是减少了飞行员和P—51飞机，因为老航校正在进行紧张的飞行改装训练，也需要飞行员和飞机。计划经常乾坤等修改后，于7月7日向中央军委呈送了在北平成立一支能担负防空作战的飞行队（简称南苑航空队）的请示报告。
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后，常乾坤组织军委航空局从7月31日至8月8日召开了工作会议，专门研究落实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关于组建飞行队的批示，与会人员都精神振奋。这些从战争中过来吃过空中敌人苦头的人，这些党过去千方百计利用各种途径培养出来的航空技术人才，听说要组建自己的空中作战部队时，无不从心眼里高兴！许多人想到自己在东北老航校的努力，不就是为了建立我党自己的人民空军吗？
经过反复讨论，确定飞行队的组成架构和飞行员的选调方案。确定从各军区航空处和东北老航校“抽调9架战斗机与必要的飞行人员，集中北平训练一个月，于9月5日起，首先在北平执行防空任务。”“必要时协助陆、海军解放长山列岛。”并确定将这9架飞机“组成一个混合中队，建制属华北航空处，作战指挥统一由军委航空局负责。”随即开始调集飞机和空地勤人员，同时决定由徐兆文任飞行队队长。后因徐兆文飞行训练负伤住院，临时从东北老航校调战斗训练大队邢海帆代理队长。经中央军委批准后，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队，于1949年8月15日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辖4个飞行分队，1个机械分队。同年9月5日起正式担任保卫北平的防空作战任务。以后，又成立了第4运输机分队。
8月下旬的一天，常乾坤局长带方槐、油江等参加了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召集的开国大典准备会议，华北军区和北平市的有关领导均有人参加。会上，聂代总长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开国大典组织群众和阅兵的重要指示。随后，聂代总长询问航空局能否组织机群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常乾坤当即作了肯定的回答。聂代总长听了非常高兴，并要求回去后很好地做准备。第二天上午，聂代总长又专门把常乾坤等叫到他的办公室，详细地询问了多少飞机、设备和飞行员？还问有没有困难？大家表示：“头一回，没有经验。”油江想到上个月，自己接待过苏联民航代表团，便说：“苏联民航谈判代表团团长过去是苏联空军中将，搞过莫斯科红场阅兵。”聂代总长说：“可以向他们请教，向他们学习。”聂代总长最后说：“你们先搞个计划出来，过两三天再来向我讲一下。”
在常乾坤的领导和组织下，航空局经过两个昼夜的编排、演算，将计划草拟好，第三天的下午到聂代总长办公室汇报。聂代总长看到后高兴地说：“好！我们有飞机参加开国大典，给大典增加盛况。你们要抓紧时间很好地组织训练。”最后，聂代总长加重语气强调：“空中编队受阅，保证安全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保证受阅全过程的安全。”当晚，常乾坤在航空局召开紧急会议，局机关、华北航空处、南苑飞行队和有关保障单位的领导参加了会议。常局长传达了聂代总长的重要指示，以及受阅飞行的计划安排。到会同志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重点是讨论了保证飞行安全和多机种的编队协同等问题。特别是离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时间紧，任务重。大家对多机种共用南苑机场一条跑道的全日训练安排和每个飞行日的计划，训练的组织指挥工作等，都提出了不少合理的意见。最后，常局长在会上明确了各项工作的分工，要求大家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完成受阅任务一来。常乾坤说：“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一点都不能马虎，一定要百分之百的顺利完成任务。”，为此，常乾坤带着受阅飞行中的各种问题，深入群众进行可行性研究。为了检验飞行效果，事先要进行空中照相。那时，空中照相设备差，第一次没有成功，大家有些灰心，常乾坤就多鼓励。第二次照相获得成功后，常乾坤就赶到机场与大家共享成功的喜悦。
那时，人民空军还未能正式成立，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空中受阅，从组织领导上来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首先是受阅使用的飞机全是从国民党空军那里缴获过来或是起义归来的。飞行员虽然是以飞行队的为主，但飞行队刚刚成立，大多数人是从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或国民党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过来的，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的飞行员只有方槐、安志敏、林虎、孟进、姚俊、王洪智、王恩泽等。按空中受阅的需要，在飞行技术上要过硬，在政治上也要纯洁，因为稍有差错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一点是航空局领导考虑最多，也是承担最大的关键问题。常乾坤作为具体领导负责的军委航空局长，为圆满完成受阅飞行任务废寝忘食，费尽了心血。
在组织飞行训练中，常乾坤要求各分队严格编队队形训练。他亲自主持机群编队长机在地面进行沙盘作业，把飞机按空中规定的间隔、距离摆好，组织飞行员反复观看，牢记长机在自己风挡玻璃上的投影与位置，并掌握判断偏差和修正的要领。然后，反复进行空中演练和预演。为了使整个机群在天安门上空便于中央首长观看，达到最佳的效果，常乾坤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实地观看确定飞行航线。经过预演，常乾坤觉得航线偏北则太靠近天安门，观看者仰头太厉害，不便观看，甚至于会被天安门城楼的大屋顶挡住视线而看不到飞机；航线偏南则起不到与地面通过的装甲部队协调一致，达不到检阅指挥部的要求。所以，机群必须保证在金水桥以南，南红墙（当时天安门对面长安街南面有一道红墙）以北通过，西面对正复兴门才是最好的航线位置。
10月1日，凌晨5点，南苑飞行队的受阅飞行员就进入了机场的各个工作岗位，担任战斗值班的飞行员已做好了随时升空的准备。常乾坤、油江处长等进入天安门城楼下的大会总指挥部，对受阅部队和各项保障工作做了受阅前的最后检查。16时，受阅指挥部通过常乾坤给油江下达起飞命令，油江立即通过设在华北航空处对空无线电指挥室，通知南苑飞行队受阅飞行梯队起飞。常乾坤人在天安门城楼，心系受阅飞机，直到受阅任务的圆满完成其心情才轻松下来。晚上，常乾坤又率受阅飞行员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的国宴。
此外，在常乾坤局长的精心组织安排下，航空局设计制造了人民空军的机徵、军徵，报经中央军委批准，于开国大典当日实行。同时，尽快恢复了航空工厂的生产，修复40多个机场，开辟北京——长春、北京——上海等空中航线。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常乾坤在东北老航校接到任命的电报时，心情非常激动。常乾坤立即给刘亚楼司令员复电说：“我愿诚心诚意地协助您，兢兢业业地为中国人民空军而努！”在人民空军的创建中，常乾坤在空军的军事训练、院校建设、科学研究、武器装备及民航事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美援朝——中朝联合空军的副司令员
抗美援朝初期，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空军参战。空军参战后，同朝鲜人民空军并肩作战，需要统一指挥。1951年1月7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致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提议按照联合司令部的组织原则，成立中朝空军的联合集团军司令部。金日成同意这一提议。1月10日，空军党委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成立联合空军集团军司令部的指示，确定由常乾坤提出联合集团军司令部所需各种人员的编制。1月16日，空军党委又研究了集团军干部配备，并决定由常乾坤立即着手筹组指挥所。1月28日，常乾坤率领新组成的前线指挥所60余人，由北京启程赴朝。2月5日到达平壤以北之君子里，后在三神炭矿建立了指挥所。3月15日中朝联合空军正式成立，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1951年3月30日，中央军委授权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刘震为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王琏（朝方）、常乾坤兼任副司令员，常乾坤分工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
为尽快做好空军参战的准备工作，上级要求在短期内修好几个喷气式机场和土跑道机场，并筹备足够的作战物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严肃地对常乾坤说：“如果按时完成任务，第一个得勋章的是你，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一个杀头的也是你。”常乾坤深感责任重大。他带领中朝联合空军后勤部部长杨尚儒、政委李雪炎等人亲自选点，组织技术人员精心设计。他还亲自到朝鲜政府联系，请求派民工修机场，朝鲜政府发动了数万群众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抢修机场。经过中朝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在1951年9月以前，共修好6个喷气机机场和10余个土跑道机场。后来又翻修了一批机场。与此同时，常乾坤还组织修建了一批仓库，储备了大量军用物资。
常乾坤在朝鲜期间，同大家一样住山洞，吃炒面，生活十分艰苦。美机经常来轰炸扫射，有一次把他们住的山洞炸塌了，封住了出口。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幸好电话线没断，打电话通知别的山洞，才把他们抢救出来。他的工作和作风得到朝鲜同志的好评，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自由独立”勋章。
建设人民空军
1953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第二副司令员兼军事学校部部长。那时苏联专家逐步撤走，是新中国开始自办航校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整顿、消化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东西。主要措施是，把原来的既训练飞行人员，也训练地勤人员的综合性学校，分建为单一的飞行航校和地勤航校。常乾坤带领军校部的同志，按照空军党委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了四项工作：第一，组织实施分校工作。将10所航校分成7所培养空勤人员、3所培养地勤人员的航校。后来，经中央军委批准，又先后于1954年成立第12航校，1956年成立第13航校，1957年成立专门为民航培训飞行人员和其他干部的第14航校，使空军各类航空技术人员的培训成龙配套，形成不同层次的网络。第二，努力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组织人员再次修改了教学制度、飞行训练提纲及教学大纲，统一编写了教材，并制定了5年的训练计划。第三，1954年筹备召开了第一次教学代表会议，系统地总结了航校的教学经验，还宣扬了模范飞行教员邵长源、徐庆春等先进事迹，推广了他们的教学经验，对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第四，建立预科教育制度，规定学员进入航校以前，先经过预科学校训练，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学员的质量，使航校能集中进行专科教育，对加速培养飞行员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8年9月，常乾坤兼任空军学院副院长。建学院时，他亲自选点，精心组织施工，较快地完成了该院的基建任务。1959年1月，空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编写出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条令、条例的指示，召开了各军区空军党委书记会议，作出广泛发动群众，认真组织力量，切实地编写自己的条令、条例的决定，并成立了空军党委条令编审委员会。同年11月，空军党委决定成立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常乾坤是三人编审小组成员之一。到1965年8月，空军共编写出各种条令、条例、教材、操典、大纲、教范、教科书、技术原理等306本，常乾坤参加了大部分条令、条例、教范、教材的审查工作。这批条令、教材，对空军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1960年9月，常乾坤任空军工程学院院长、政委，主要是组织领导学院的筹建工作。空军工程学院的地址定在陕西省西安市，是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为基础组建的。但该院航空系的师资已经转移到西北工业大学去了。常乾坤不仅要考虑学院的基建，还要准备筹组教学人才问题。为了建好这个学院，他亲自到哈尔滨工程学院去研究学院组建的有关问题。在学院修建过程中多次出现资金、材料短缺，甚至停工待料，常乾坤及时请示、报告党委和有关领导给予解决。
为了推动空军的科研工作，1959年1月30日，常乾坤负责筹备召开了空军第一次科研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空军的科研重点应放在对新武器装备的研究提出建议和要求，研究使用新武器的战术，改进维护修理，延长使用寿命等方面。各研究所按照这一重点，结合空军作战、训练开展研究。航空技术装备研究所首先取得了成果。他们研究改装了米格—17飞机，1959年5月29日夜，用这种改装的飞机将国民党空军窜犯大陆的一架B—17型飞机击落。
随着我军航空工业的发展，为扭转空军部队使用外国武器装备的局面，在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航空工业部门对飞机由修理转为制造，由仿制转为自行研制。空军作为使用单位，科研部门要和航空工业部门共同拟定研制规划，组织鉴定定型，并承担试飞等一系列工作。1962成立了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常乾坤任副主任委员。到1966年5月，常乾坤先后组织参与了对国产初教—5、歼—5、运—5、直—5、初教—6、歼—6、歼—7等型飞机的试制和研讨工作，均获得成功。
在刘亚楼、常乾坤等空军首长领导和组织下，空军科研部门和部队还参加了我国发展核武器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产品运输、烟云取样、剂量侦测、空中摄影以及进入沾染区观察爆炸效果等任务。
1971年4月，常乾坤感到身体不适，但仍坚持工作。后来，他准备出差去研究歼—8飞机定型时，患重病，经医院治疗无效，于1973年5月20日不幸在北京逝世，终年69岁。常乾坤在病危时还念念不忘歼—8飞机，他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奋斗到了生命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