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钧，原名成本鑫，湖北石首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发展壮大和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建立了卓越的功绩。
人物简介
成钧，1911年6月出生于石首县横堤垸粟田湖一个贫农家庭。1927年，参加石首农民起义，次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参加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成钧先后任新四军营长、团长、旅长，并兼任淮南路东、路西军分区司令员。他率部转战淮南、淮北地区，深入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在指挥淮南占鸡岗战斗中，一举歼灭桂顽伪军4个主力营，为发展和巩固淮南、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陈毅将军的高度评价。
解放战争时期，成钧历任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五旅旅长 、华东野战军七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二十五军军长，率部先后参加苏中、涟水、宿北、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上海等重大战役，屡建战功。在渡江战役中，他指挥部队率先突破敌人10公里防线，继而率部昼夜兼程80公里，取得了歼敌主力第二十军的显赫战绩，为保证渡江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成钧历任第十兵团副司令员、华东防空部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华北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中央军委防空副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技术部部长、空军党委副书记。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成钧为建设空军、国土防空体系和空军地对空导弹部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国土防空作战中，他多谋善断，精心组织，精心指挥，多次取得击落敌U-2高空侦察机的重大战果，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赞扬。他多次参与组织热核武器试验，为空军的发展壮大和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入狱达5年之久。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关怀下，1973年，得以彻底平反，复任空军副司令员。
成钧先后被选为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2年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病逝于北京。
成钧，幼年丧母，因水灾迁居老山嘴，断断续续读过两年私塾，辍学后以帮人放牛看马为生。成钧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过人的勇气与胆识。一次，他在草地上放马，来了一群荷枪实弹的军阀散兵，不由分说地拉了成钧的马就走。年仅十余岁的成钧，当时很害怕，东家的马丢了怎么赔得起？他悄悄地跟在这帮匪兵后面，待那些当兵的走进一家饭馆吃饭喝酒时，他偷偷地解下拴在树上的马，骑上马一溜烟跑回家，把马交给东家，避免了一次“倾家荡产”之祸。
成钧16岁参加石首的秋收暴动和年关暴动，先后加入反帝大同盟、农民赤卫队。1930年参加红军，翌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历任侦察员、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等职，为创建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并随主力红军完成七千里大转移。在震惊世界的长征中，成钧身先士卒，率团英勇战斗，胜利到达陕北。
抗日战争时期，成钧先后任新四军营长、团长、旅长，并先后兼任淮南路东、路西军分区司令员。在敌伪顽对新四军进行夹击的险恶形势下，他正确掌握对敌斗争方针，灵活运用战术，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在指挥淮南占鸡岗战斗中，一举歼灭桂顽伪军四个主力营，受到军长陈毅的高度评价。
解放战争时期，成钧历任山东野战军第七师师长、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二十五军军长，率部参加苏中、涟水、宿北、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上海等重大战役，屡立战功。在渡江战役中，成钧指挥部队率先突破国民党军10公里防线，继而率部兼程80公里，取得全歼国民党军主力第二十军的显赫战绩，首创一个军歼敌一个军的范例，保证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成钧在作战的组织指挥上机动灵活，决心果断，英勇顽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成钧历任第十兵团副司令员兼福建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华北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副司令员 [5] 、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技术部部长、空军党委副书记等要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成钧为建设防空军、国土防空体系和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国土防空作战中，他多谋善断，精心组织，精心指挥，多次取得击落敌U-2高空侦察机的重大战果，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赞扬。成钧还多次参与组织指挥热核武器的试验，为空军的发展壮大和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建立了卓越的功绩。
“文化大革命”中，成钧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入狱达5年之久，在逆境中他顽强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关怀下，成钧彻底平反，并复任空军副司令员。
成钧曾当选为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8月6日因病逝世，享年77岁。1989年10月25日，成钧将军的骨灰由夫人周月茜等人护送回家乡石首。10月31日，石首市委、市政府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将成钧将军的骨灰安葬在城区马鞍山革命烈士陵墓。遵照成钧将军的遗愿，周月茜将覆盖成钧将军遗体的党旗及将军礼服等遗物捐赠市博物馆。
1911年6月19日出生，原名成本兴，又名成本新，成本鑫，湖北省荆州石首县成家咀人。
1927年参加县农民协会。
1927年秋参加石首起义。
1928年参加反帝大同盟。
1929年参加农民赤卫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9月起在红3军（原红2军团）第7师19团任副连长、连长等职。曾多次参加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
1933年12月任黔东独立师第1团副团长。
1934年10月任红2军团第4师10团营长。参加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多次反“围剿”作战。
1935年11月任红2军团第6师第18团团长（政委余秋里），率部参加长征北上。
1936年7月任红2方面军第2军第6师第18团团长，率部担任军团前卫，10月率部长征到达甘肃会师。到达陕北后参加山城堡役。
1937年8月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
1938年起任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营长。
1939年1月任新四军第5支队挺进团团长、第10团团长。
1941年3月任新四军第2师第5旅旅长。
1943年春兼任淮南军区路东军分区司令员，9月兼任路西军分区司令员。曾指挥淮南占鸡岗战斗，一举歼灭敌伪军4个主力营。
1945年秋任新四军新2师副师长。率部参加开辟、巩固发展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解放战争初期
任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5旅旅长。
1946年10月任山东野战军第7师（新四军第7师改称）师长（政委赵启民）。
1947年2月任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政委赵启民），在南麻牛心崮战斗中，被国民党整25师特等射手击中，受了重伤，是华野12个纵队司令员中唯一临阵受伤的。
1949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5军军长（政委黄火星）。
率部多次参加解放华东的重要战役战斗，指挥部队先后参加苏中、涟水、宿北、孟良崮、兖州、淮海、渡江、上海等重大战役，屡建战功。在渡江战役中，他指挥部队率先突破敌人10公里防线，继而昼夜兼程80公里，取得了歼敌主力军第20军的战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第10兵团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
1952年3月至1957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华北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1953年4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朝鲜空军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副司令员。
1954年2月至1956年11月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参谋长。
1957年8月至1967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技术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主管地面部队）。在国土防空作战中，曾指挥部队多次击落敌U-2高空侦察机。
“文化大革命”中入狱5年。
1973年5月得以平反恢复原职。
1973年5月至1982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改授空军中将军衔。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中共第十二、十三大上连续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8年8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余秋里的左臂换回了成钧的一条命
1930年6月，成钧参加了红军。到了1935年夏天，他已是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八团团长。红十八团是红二军团的“拳头”部队，团政委是余秋里。
1935年12月，贺龙指挥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成钧和余秋里率领的红十八团，一路上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死打苦拼，左冲右突。
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进至贵州境内的石阡县城附近，即将进入乌蒙山。贵州军阀王家烈在此构筑了一道坚固的封锁线，一个榴弹炮营扼守在乌蒙山的咽喉要道上。能不能越过王家烈的榴弹炮营，关乎红二、六军团的生死存亡。
成钧说：“华山一条路，打掉炮楼子。”
“要得！”贺龙转身对成钧说，“由你开道！今天夜里，你就去把这几个乌龟壳给我敲开！”
成钧领受了命令，举起望远镜观察攻击目标。贺龙将自己的高倍望远镜递给成钧：“用这个，看得清楚一些!”
成钧用贺龙的望远镜，将王家烈的榴弹炮营的大炮楼拉到了眼前。不大会儿，成钧咧嘴一笑：“老天爷要落雨了！”说完，他将望远镜归还了贺龙，跃身上马。贺龙抬头望了望天，只见乌云翻滚。
当夜，成钧与政委余秋里带领红十八团两个营，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石阡城东的4座大炮楼下。当战士们进入位置后，成钧一声令下：“打！”此时，老天爷似乎也在助威，电闪雷鸣，伴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机枪的扫射声，响彻山谷。王家烈的封锁线就这样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红二、六军团顺利进入乌蒙山，占据了主动位置。尾追贺龙部的国民党中央军万耀煌纵队，一时晕了头，火急火燎地跟进了乌蒙山。贺龙来了一个“回马枪”，布下一个“口袋”阵，让万耀煌纵队的士兵往里钻。
红十八团的任务是扎“口袋”。众所周知，负责扎“口袋”的部队风险大，如果扎不牢，反而会被“吃掉”。因此，扎“口袋”的部队都是能打硬仗的部队。万耀煌看到自己的纵队中计了，立即下令后撤。可哪里还来得及，成钧揪紧了“口袋”口。他从隐蔽部跳出来，站在高坡上，大声呼喊着指挥部队歼灭万耀煌纵队。
成钧的举动引起了万耀煌纵队土兵的注意。溃退中的机枪手，移动了枪口，对准了成钧。
说时迟，那时快，团政委余秋里凭着经验，大喊一声“危险”，并迅速伸出左臂一把将成钧钩回隐蔽部。就在这生死攸关的一瞬间，子弹打穿了余秋里的左臂，露出了骨头和筋腱。余秋里的左臂当即垂落下来，血流不止。
“老余，老余呀……”安然脱险的成钧扶起血染征衣的搭档，哽咽而呼。
余秋里因失血过多，疼得一时开不了口。简单包扎后，他对成钧说：“我不要紧，你一个人好好指挥吧！” 成钧失声痛哭着指挥红十八团，把万耀煌纵队的两个团扎在“口袋”里“吃掉”了。然而，由于缺医少药，余秋里负伤的左臂，伤口严重感染，不得不断臂保身。后来，余秋里成了独臂将军。
让地主的儿子当共产党的游击队队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从延安抗大挑选部分学员到一线去。1938年1月，成钧从抗大军事队中被挑选出来，担任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一营营长。
成钧到八团一营后，忙着办两件事：一是训练，二是扩军。训练是为了打日军，扩军是为了壮大自己。由于成钧在红军期间有扩军经验，到1939年初，一营一下子招到了1000多名新兵。成钧自留200名新兵，其余的给团里送去。没想到，团里把新兵退了回来，说是上级有指示，随意扩大队伍会破坏统一战线。成钧说：“扯淡！朱老总说过，你太弱小了国民党是不会同你谈统一的，只有你猛烈地扩大自己的队伍，大到国民党消灭不了你时，他才肯坐下来同你谈判。 ”
负责退兵的同志进一步强调：王明同志在国民参政会上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演讲，提出八路军和新四军要同国民党军队一道，实行“五个统一”。项英副军长有指示，新四军要实行“精兵主义”。成钧开始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困惑。 这时，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来到了皖东。成钧把扩军的工作向张云逸作了汇报。张云逸采取了变通的办法，把一营扩编成新四军挺进团。他对成钧说：“我们要赶紧建立起皖东抗日根据地，这是摆在我们眼前最急迫的中心任务。你和八团两个团，跨到铁路东边去，沿来安、天长、嘉山、盱眙一带活动，建立起一个中心根据地。”
1939年4月。八团一营正式扩编成新四军挺进团，成钧被任命为挺进团团长。到了7月，挺进团改编成第十团，进入到皖东的盱眙、嘉山地区，隶属新组建的新四军第五支队。十团的政委是赵启民。从此，成钧与赵启民搭档了10多年，结下了生死友谊。
成钧和赵启民率领的五支队十团到了嘉山、盱眙地区后，一连击溃了日军的两次“扫荡”。凭着两次胜利的余威，成钧当机立断，指挥十团将当地的“维持会”和汉奸、土匪武装一扫而光。
然而，困难还是来了。部队的吃饭问题得不到解决。成钧找国民党盱眙县县长秦庆霖交涉。秦庆霖说：“请贵军出示省府行署的公文，我们遵照办理。”秦庆霖的回话，是存心不给粮食。他清楚国民党政府不承认新四军还有一个什么第五支队。
断粮的问题还没解决，部队里又流行一种难以医治的怪病。十团出现了大逃亡、大减员的情况。成钧同赵启民商量：“关键是弄到粮食!”赵启民提出向地主“借粮”的建议，向地主“借粮”是无奈之举，开明的地主好说好借；但对那些不肯“拔毛”的地主，就得想一种惩罚的办法，才能搞到粮食。就这样，十团又勉强过了些日子，但还是老为粮食问题打转转。这时，一位姓宋的地主带儿子宋恩光找到成钧，问能不能让他的儿子当个游击队队长，队伍由他自己拉起来，他能从宋家围子（宋家村）里筹集3000担谷给十团。成钧一了解，原来是宋地主老吃县长秦庆霖的亏，便想让儿子加入游击队，自己的腰杆好挺直一点儿。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让地主的儿子当队长呢？赵启民也同意了。于是，成钧对宋恩光说：“你把队伍拉起来！”
没几天，宋恩光真的拉起了一支五六十人的队伍。成钧正式委任宋恩光为游击队队长。
粮食解决了，还让地主的儿子当了共产党的游击队队长，这可是件新鲜事。消息很快传开了。一时间，盱眙、风阳、嘉山地区冒出了好多大大小小的游击队。
成钧知道，这些一哄而起的游击队，像大海里的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成钧与赵启民商量，采取“酵母发面团”的办法，来稳定这些队伍。于是，成钧把十团的5个连队分成10个连队，让10个连队同游击队合编，游击队队长一律当连长，原先的连长一律当副连长，原先的班排长、共产党员、老战士也打散，同游击队混编在一起。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高招。当时许多部队没有这样做，在反摩擦斗争中，不少游击队都叛变了，而成钧掌握的游击队，全部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十团从大减员后的不足500人迅速发展到了1500多人。成钧开始整训部队。
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建了新四军军部，陈毅任代军长。同时，新四军整编为7个师，第五支队改编为二师五旅，成钧被任命为旅长，旅政委是赵启民。
纵队司令员亲自任敢死队队长
1946年，成钧任新四军第七师师长。1947年2月，成钧所在的第七师，改称为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纵队司令员、政委分别由成钧和赵启民担任。
1947年7月，解放军展开了全国性的战略进攻。9月，陈毅、粟裕率华野第一、三、四、六、八、十纵队和两广纵队转入鲁西南地区，配合中原刘邓大军外线出击。成钧和赵启民指挥的第七纵队，韦国清和滕海清指挥的第二纵队，聂凤智和刘浩天指挥的第九纵队，周志坚指挥的第十三纵队，共4个纵队组成东线兵团，留在山东内线作战。兵团司令员是许世友，政委是谭震林。
1947年12月4日，东线兵团决定发起莱阳战斗。莱阳城地处胶东半岛中心，是双方必争之地。莱阳城的守军是国民党整编五十四师的1个加强团，及地方保安团共5000余人。
对于七纵来说，莱阳战斗是在解放战争中的第一次城市攻坚战。前两天，打得顺风顺水，很快突破了城垣工事，缴获了大量山炮和榴弹炮，并歼国民党军近4000人，整个莱阳城差不多被攻占，唯独守在城隍庙核心工事内的1000多名国民党军在负隅顽抗。
此时，国民党军有8个旅的兵力向莱阳增援。中央军委电示许世友和谭震林：“如无把握，应及早放弃，最后围歼该敌，以期掌握机动兵力，打击来援之敌。”
许世友和谭震林岂肯就此罢手。他们研究电报后认为，“胜利往往存在于最后一下的努力之中。龟缩在城隍庙一处的残敌，岂能让他逃脱!只有迅速加以歼灭，才能抽出兵力再歼援敌于运动之中”。因此，许世友、谭震林决定调周志坚的第十三纵队三十七师接替成钧的七纵攻打残敌，将七纵撤到莱阳城外休整。 行伍之辈，哪受得了这等气！堂堂1个纵队还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城隍庙，还要让1个师来接替“攻打残敌”，再说，城隍庙已被打得千疮百孔，岌岌可危。当许、谭的决定到了七纵时，成钧当场暴跳起来，不顾赵启民的劝阻和反对，下令将纵队的排以上干部集合起来，组成一支突击敢死队，成钧自己担任敢死队队长，带着敢死队往城隍庙冲。刚冲出去，成钧就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肩背，负了伤。华东战场上，成钧成了唯一临阵受伤的纵队以上的高级将领。
成钧负伤，赵启民还不知道，因为他正在把成钧的莽撞决定和行动向兵团政委谭震林汇报。谭震林在电话里发了脾气：“不许他这样胡来!他要胡来，我就开除他的党籍！”并命令赵启民：“将我的命令向各师干部宣布，从现在起，七纵的一切行动归你负责！”
但这个决定为时已晚，成钧已负了伤。赵启民让参谋和警卫员把成钧架下阵地，并给3个师长下达了撤出莱阳城的命令。
莱阳战斗一直打到1947年12月13日才结束，给国民党军增援的8个旅以重大杀伤，歼敌1.6万人。
吃一堑长一智，城隍庙一仗给成钧上了一课。自此，成钧不再意气用事，在淄川攻坚时，七纵打了翻身仗，雪了莱阳之耻。接着，成钧和赵启民率七纵，与兄弟部队一道，取济南，占青岛，攻兖州，七纵成了攻城破关的雄师劲旅。
成钧指挥部队参加完淮海战役后，开始准备渡江战役前的训练。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华野七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军。首任军长由成钧担任，军政委由黄火星担任。与成钧亲密共事十年之久的赵启民调三十五军工作。
他和他的二十五军荣任渡江第一梯队
二十五军隶属第八兵团。当毛泽东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后，三野和二野部队集结于长江北岸，开始渡江前的大练兵。
1949年2月22日，三野预先号令：第二十五军改归第九兵团指挥，担任渡江第一梯队。好胜的成钧立即投入到组织部队打头阵的大练兵之中。不久，三野又令二十五军七十四师留归第九兵团指挥，军主力调归第八兵团指挥，去攻打南京对岸的浦口、浦镇，配合北平的“和平谈判”。3月底，在成钧的积极争取下，三野正式下达了命令，二十五军归第九兵团指挥，担任渡江第一梯队的任务。
渡江战役具体部署是将二野、三野的百万雄师组成东、中、西三路突击集团，在统一时间由三处同时渡江。四野先遣兵团攻占武汉以北及以东地区，钳制国民党军白崇禧部，予东线渡江战役以策应。
第九兵团与第七兵团为中突击集团，由三野第一副政委谭震林指挥，自安徽裕溪口至枞阳镇段渡江。二十五军和其他3个军组成第一梯队，从100多公里宽的正面首先发起渡江作战，撕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二十五军位于第一梯队的左翼。
1949年4月17日晚，成钧来到安徽无为县东南临江坝附近，同一起担任第一梯队的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等参加了第九兵团的最后一次渡江作战会议。会上，成钧和聂凤智一致建议，两个军在攻打桥头堡和江心洲的同时，其主力一鼓作气，全部渡江。理由是这样做比头晚攻打桥头堡和江心洲、第二晚再渡江更具突击性。第九兵团政委郭化若赞同两位军长的建议，并以个人的名义向上级作了汇报。
陈毅批准了这个建议，指示第九兵团：“只要有可能，就可以这样做。整个战役从20日晚上开始后，就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应该过江，不必等齐，在全长500公里的战线上完全等齐是不可能的。”
1949年4月20日晚，第二十五军指挥所里，成钧接到兵团指挥所传来的周恩来的电话：“毛主席今晚不睡觉，等待渡江胜利的捷报。”
接到这个电话，成钧激动得热血沸腾。他急忙交代值班参谋，将电话内容转告各师，向全体指战员传达。 命令传达后不久，突然，传来一声炮弹爆炸声，接着，又是一声。
“糟了!这么早就被敌人发现了!”成钧低喝了一声。此时此刻，正是渡江第一梯队“偷渡”的最初阶段，如果是遭到对岸国民党军的炮击，表明已被发现。成钧跑出指挥所，站在江堤上观察炮击情况。不远处的藏船场里一片沸腾，飞奔急跑的脚步声，嘈杂的喝喊声，响成一片。
成钧明白了眼前的一切，中突击集团的统一渡江时间被中下级指挥员争先抢渡的行动搅乱了，一个参差不齐的渡江登岸局面已不可避免。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举动。成钧当机立断：二十五军第一拨5个主力团既然不能与邻军同时动作，则应力求本军范围内动作一致。成钧跑回指挥所，拿起电话接通了七十三师师长王培臣、七十四师师长张怀忠。张怀忠报告：“二二〇团二营营长张永华已带领四、六连开船起渡，杀进江中去了。”
“什么？这个张永华，急得连1个营都没等齐，就冲上去了？！”成钧是个原则性很强的军人，但是在关键时刻，他又有着高度的灵活性。他在电话里命令张怀忠：“二二〇团火速起渡，追上张永华的两个尖刀连，免得两个连陷入孤军突击的危险境地。”
放下电话，成钧立即命令山炮团和榴弹炮团所有炮火齐发，集中轰击汪家套，夏家湖一线的国民党军阵地，用火力掩护张永华部登陆突破。同时，他直接打电话给二二二团团长谢长华：“你们团要一致动作，詹华雨副军长和你们张师长乘小汽艇马上赶到，同你们团一起渡江。”
等詹华雨和张怀忠赶到后，二二二团在团长谢长华的指挥下，立即启渡。庞大的战船编队似万箭齐发，在夜色中向长江南岸驶去。
成钧在焦急地等待。
“二二〇团登岸了！”
“二二二团冲上去了！”
一条条胜利的消息，从对岸发出的红、蓝、白信号弹中传来。
是夜11时，张永华率领的两个连在汪家套和大厂之间登陆，猛打猛冲，很快就控制了江岸。二十五军的过江大门，就这样被砸开了。
胜利突破长江后，成钧率部打到三山街、峨桥镇、铜山、岳山一线，然后下令休整待命。
采取“导弹游击战”击落“U-2”飞机
1949年5月，成钧受命率第二十五军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同年7月，率部进入浙江剿匪。剿匪任务完成后，1950年1月，成钧到福建任第十兵团副司令员兼福建军区副司令员。1952年2月，成钧升任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同年7月，成钧调任防空军副司令员。1957年，防空军和空军合并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钧改任空军副司令员。
1962年2月23日，台湾的“U-2”飞机，沿桃园机场以北的海面，经福建马祖上空，进入中国大陆，沿南昌、九江、武汉、郑州，一直向北延伸：空军指挥所作战室内，指挥部队对其打击，但没有成功——这是“U-2”飞机第一次出现在大陆上空。成钧对此记忆犹新：“U-2”飞机进大陆是刺探中国核计划，而我们的武器是“看得见的打不响，打得响的够不着，够得着的挪不动”，根本没有办法对付“U-2”飞机。因此，“U-2”飞机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骄横得很！
当天晚上，分管防空作战的成钧喝下两杯闷酒，嚼了几粒花生米，吃了几口米饭，便坐到沙发上想心事，弄得妻子周月茜都不敢靠近；成钧回忆起毛泽东要造原子弹的活；那时还在朝鲜战场上，美国总统杜鲁门口出狂言：“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一直在考虑之中。”就这么一句话，整个朝鲜前线部队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进入了打坑道、深挖洞的高潮之中。毛泽东说：“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还要有原子弹。”中国要造原子弹了，“U-2”飞机又来搞侦察破坏活动。打“U-2”飞机有什么好办法呢！突然，一个天才的想法出现了：“导弹游击战”。
此前，中国的防空曾有过一段安全期。1958年10月7日12时许，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王英钦驾“RB-57D”飞机在北京东面侦察时，被解放军的地空导弹部队击落。自此，国民党空军对中国大陆的高空侦察间断了长达三年零三个月；直到国民党空军拥有“U-2”飞机后，才又恢复了对大陆腹地纵深的侦察，但从不窥视北京。防卫首都的几个导弹营，空拥锐利武器而无用武之地。
“导弹游击战”得到贺龙的批准。1962年6月27日，地空导弹第二营撤出北京。1962年9月9日，地空导弹二营在南昌第一次打下了“U-2”飞机。
“导弹游击战”的战果颇丰，保证了原子弹的研究得以顺利进行。1964年10月，原子弹研制成功。毛泽东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于是，在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大西北的罗布泊靶场爆响，响声震撼了全世界。
原子弹一响，“U-2”飞机又来了。“U-2”飞机要到大西北侦察核基地。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成钧说：“他们要破坏我们搞原子弹，必然要加紧对我核基地侦察。我们要严阵以待，决不能让他们得逞！”
还是采取“导弹游击战”，打下了几架“U-2”飞机。1965年1月10日，成钧还到击落“U-2”飞机的现场，听取了汇报。这一下子，“U-2”飞机老实多了，不敢轻举妄动了。
“U-2”飞机不敢轻举妄动，还有一个原因：外国（美、英、苏）的科学家预测，中国的原子弹只不过是个核装置，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原子弹，要由核装置到提供作战使用，起码还要5至10年时间。显然，外国的科学家给他们的政府传递了一条错误的信息，同时也低估了中国科学家的能力，低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能力。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成钧已接受了新的任务，负责训练空军飞行员携原子弹空爆。1965年5月14日，成钧坐镇指挥了中国第一颗空爆原子弹的试爆，十分成功，原子弹爆炸时距靶心只有40米。从此，中国人民手中拥有了自卫的核武器。
“文革”爆发后，成钧也难逃此劫。1967年1月，成钧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同年10月，成钧被戴上乎铐，蒙上眼睛，投进了秦城监狱。1971年9月，林彪自毁。1973年初，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关怀下，成钧恢复空军副司令员职务，重新工作。1988年8月6日，成钧燃尽了生命的最后烛光，在北京辞世，享年7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