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义德（1912年5月16日—2009年9月5日），男，汉族，1912年5月12日生，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毕业，大专学历，中将军衔。
基本简介
杜义德，湖北武汉黄陂人。1912年5月12日生。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1928年参加赤卫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一师三团班长、排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政治教导员、二十九团政治委员，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政治委员，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总部四局局长、直属纵队司令员、骑兵师师长。参加了长征及西路军作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副校长，新编第四旅副旅长，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冀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政治委员，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带领野战军为刘、邓大军南下部队开路，掩护野战军中原局机关和刘、邓首长前进，为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打开了通道，受到刘、邓首长高度赞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南军区司令员、第三兵团第10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旅大警备区政治委员，海军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抗美援朝中，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国旗勋章。曾任第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7月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著有《杜义德文集》。其简介被收人《中国人名大辞典·当代人物卷》和《将帅名录》。
早年当学徒，做工。1929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至1931年任红11军31师4大队战士、班长、排长。1931年至1932年1月任红1师3团3连连长、政治指导员。1932年1月至1933年1月任红4军（原红1军）第10师30团3政治教导员。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各次反“围剿”作战及西征入川北。1933年1月至至7月任红4方面军第10师29团政治委员。1933年7月至1934年部队扩编任红30军89师政治委员。1934年改任红31军第91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历次反“围攻”作战。1935年1月调任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5月参加红军长征，不久任方面军总指挥部第4局局长。1935年6月至1936年2月任红4方面军直属纵队司令员。同年冬奉命转战川康边。1936年2月至11月任红军骑兵师师长。率部北上到达甘肃。同年11月所部奉命编为红军西路军，任总部警卫团团长。1937年1月入红军大学第二期、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5大队大队长。1939年至1940年任八路军第129师随营学校副校长。1940年至1941年任八路军第129师新4旅副旅长。1941年至1945年任冀南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冀南区第二地委书记。率部参加巩固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至1946年任冀南军区指挥部副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的1946年至1949年，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政治委员，率部参加挺进大别山和淮海等重要战役。1949年2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兼第10军军长。率部参加解放大西南的作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南军区司令员兼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10军军长兼政治委员。1950年至1951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1951年9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9月起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副政治委员，后兼任朝鲜东海岸防御指挥部副政治委员。1955年至1957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7年10月至1959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兵团政治委员。1959年9月22日至1959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旅大警备区政治委员。1959年11月至1960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旅大警备区第二政治委员、军区党委常委（1960年3月起）。1960年7月至1967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海军党委副书记，其间：1961年3月起兼任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常委，1963年3月起兼任海军监察委员会第二书记、书记。1966年至1973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73年7月至1977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1977年10月至1980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二政治委员，其间：1973年12月起任海军党委常委，1977年12月起任海军党委第三书记。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1月至1982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80年5月起），1980年6月至1983年5月任兰州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杜义德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杜义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9月5日18时3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他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李长春、李克强、贺国强、王刚、王兆国、刘云山、李源潮、俞正声、李鹏、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刘华清、曾庆红、吴官正、梁光烈、阿沛·阿旺晋美等领导同志分别以不同方式对杜义德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由于家境贫寒，杜义德只读了8个月的私塾，才八九岁的年纪就给地主放牛，15岁那年因到武汉当学徒工，受尽了老板的欺凌，他想不通为什么世界会有那么多不公平，不合理。很快，传来了黄麻起义的消息。“红军要来了，咱穷人要有出头日子了。”家乡的老百姓，兴奋地传说着红军的消息，不久，果然就有一支红军队伍来到了木兰山的塔耳岗区，叫做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
1929年他和家乡的100多个赤卫军一起参加了红军，被编入红11军31师4大队。从此，4大队宣传队长杜义德每天就带着战士翻山越岭，到周边的村子里去进行宣传，为红军筹集给养。当遭遇下乡“清剿”红军的敌人时，杜义德就带着战士们狠狠地打了几个漂亮仗。从小在山区长大，走惯了夜路的杜义德被战友们称作“夜老虎”，他摸着树皮的厚薄就能辨别背阴朝阳，向东还是向西。领教过杜义德厉害的敌军称他为“尖黄陂”。
1935年3月的某一天，嘉陵江边的岩石和草丛中，两个山民手握柴刀背着背篓，他们不去砍柴，却在那里指指点点。这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30军89师政委杜义德在侦察地形，选取渡江的渡口。从渡过嘉陵江的那一刻起，红四方面军就踏上了长征之路。24岁的杜义德，虽然已经高居师政委之职，但还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一次看着部队攻城时久攻不下，他一着急跳了出来，带头往上冲，一颗子弹穿胸而过，把他送进了医院。出院前，他被调往31军。30军军长余天云对杜义德说：“你要去31军，得把30军的枪还给我。”杜义德心里清楚得很，余天云是看上他的那支20响快慢机驳壳枪了。生性耿直的杜义德怎么可能把自己用惯了的宝贝交出去，他气呼呼地说：“枪是我从敌人那里缴来的，凭什么交给你？”余天云说：“枪是30军的，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这一较劲儿，杜义德火了：“这枪是红军的枪，怎么就是你30军的枪？老子豁出去不当这个师政委了！”但是，余天云还是让人把枪给下了，事后还跑到张国焘那里告状。张国焘皱皱眉头说：“杜义德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徐向前说：“此人16岁参加赤卫军，18岁参加红军，父亲因此让地方还乡团打死了。打仗不怕死，敢拼命。”
1936年，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再次北上。徐向前在会上说，上次我们和老大（一方面军）关系没搞好，这次要吸取教训……一个“为会师而战斗”、“为会师而行军”的活动广泛开展起来。“岷洮西战役”结束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指日可待。杜义德驱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突然听见传来歌声：“哎呀哩，毛主席领导好主张，打得敌人叫爹娘……”战士们一下子兴奋起来：“兴国山歌！”前面不远的山包上，20多个人正在擦拭武器，看到杜义德后，迎过来边跑边喊，“你们是四方面军的同志吧？”“是啊，是啊，你们是一方面军的同志吧！”两边激动地对跑着，紧紧地抱在一起。山中一片沸腾，杜义德被这种气氛感染，他把对方一个小战士抱起来转了几个圈，然后把他扛上自己的马背，让他骑马。杜义德说：“部队就像决了口的洪水，浩浩荡荡地向会宁城涌去。”
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退到石窝山上，由政委陈昌浩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谁也无法接受红军西路军惨败的事实，会场上一片哽咽。陈昌浩宣布总部决定，把剩余部队编成左右两个支队行动。杜义德与副总指挥王树声被一起编入右支队进入祁连山。失败的情绪揪着每一个人的心，走着走着队伍不由自主的断裂，一截一截地失去了联络。第二天黎明，王树声被冻醒，回头一看，大喝一声：“糟糕！”杜义德随着吆喝声看去，队伍不见了，眼前只有他和军、师部的通讯员等20多人马。一行人马如惊弓之鸟，常常是一夜换好几处宿营地。第三天上午，敌人终于追上了他们，王树声只好命令几个战士留下阻击。队伍脱险了，担任掩护任务的战士却无一生还……渴了，抓把雪吃；饿了，嚼把草根；困了，随地打个盹。在雪地上行走，总是小心翼翼地派人轮流在后面用树枝清扫脚印，以防敌人尾随追击。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食物，死马肉也很难捡到，野菜少的时候还要互相谦让。一个战士终于承受不住这样的心理重压，自杀了。杜义德闻声赶来，捡起那几粒还带着体温的子弹激动地说：不错，死比活容易。但是，我们不能死。1937年端午节前后，杜义德一行人靠着吃草根、喝雪水、沿途乞讨，终于越过了祁连山最后一座山峰，快到黄河时，患难与共的右支队最后8个人为了缩小目标，决定分散从两个渡口渡河。没想到，杜义德顺利地过了河，遇到了总部为援救西路军组建的“援西军”；而王树声等与敌遭遇，又经历了很多艰辛才回到延安。
强渡嘉陵江
杜义德1935年3月28日夜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下达了渡江作战的命令。顷刻间，一道道火光划破夜空，在塔子山上，红军的火炮、机枪一同开火，掩护着几十条满载强渡抢滩勇士的木船。尽管江防守敌拼命阻击，但还是被红军出其不意的进攻打昏了头。很快，一部分木船成功登陆，红军占领了滩头阵地。徐向前命令杜义德担任方面军渡江指挥，立即率部架设浮桥，并要求大部队过桥以前，骡马、辎重不得上桥。不一会儿，江面上架起了浮桥，杜义德站在桥边，双眼注视着从桥上有序通过的部队。突然，桥头堵塞了。原来是90师副师长王近山带着一批刚缴获的战马，直插江岸，上桥过江。不料，驮着辎重的两匹战马马蹄卡进了竹头扎的浮桥缝里，很快，行进的部队被堵在了桥上。杜义德迅速冲上桥命令：给我把马推到江里去！岸上却有人在喊：把马留下！这时，两匹马也在桥上顶起了“牛”，战士们怎么也推不动。说时迟，那时快，杜义德举起手枪对着马头连开两枪，两匹战马应声而倒，立即被战士推进了水流湍急的嘉陵江。王近山冲着杜义德大声嚷嚷：这是给总部首长的马你也敢杀？杜义德毫不相让：总指挥命令，不准骡马辎重上桥！正当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吵时，徐向前出现在他俩面前，问明原因后，狠狠地批评了王近山。杜义德这才知道，眼前这位血气方刚的红军指挥员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疯子”王近山，他的脸上露出了憨笑。许多年以后，王近山、杜义德都成为刘邓大军麾下的军政主官、“黄金搭档”。
威震冀南
1939年9月，日寇侵华气焰日益嚣张。本想在战场上与日军大干一场的杜义德却被刘伯承、邓小平另委重任。杜义德回忆说：“有一天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找我去谈话，谈话开门见山。刘伯承说：随营学校现缺个副校长，组织上决定要你去。”
“当时我觉得自己缺乏办校经验，当副校长难以胜任，就说：我恐怕不行，挑不起来，还是派我到前方打仗比较合适。”
“邓小平接着说：义德同志，你住过抗大，又担任过支队长，办学校不会有多大困难的，决定你去就去吧，将来有的是仗打。”
随营学校学员来自一二九师各部队，大都是从前线来的，有老干部也有新干部。第七期共招收2100人，杜义德回忆说：“2000多人初到学校，什么样的想法都有，思想比较复杂，认为进学校学习不如在前线打仗光荣等。”
对于杜义德来说，上前线打仗他驾轻就熟，而办学校却是头一回。学员中大多是文盲、半文盲，他首先要给学员们扫盲，教授语文和算术。语文从认字开始，逐步达到阅读报纸、写日记；算术要求学会加减乘除法。对成绩好的学员奖给香皂、纸、毛巾等用品。由于部队新兵多，军事课甚至要从练立正、稍息开始。
平时以连队为单位教学，遇到敌情分散教学，而更多的时间则是利用行军中的休息、宿营后和集合出发前的空隙进行讲课或组织讨论。
在军事学习上，学员来自前线，把他们各自战斗中的生动实例，拿到学校来，加以总结提高；学员们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学校将校长刘伯承写的《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论游击战争与运动战》等军事著作当作教材，结合实际教授。
忆及此处，耄耋之年的杜义德有些动情。他说，每当晨曦初露、大地苏醒的时候，大家一齐唱起：“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每个人的胸膛就像有一团火焰在燃烧，随时准备上战场立新功。
谈到抗战期间哪段斗争最艰苦，杜德义说：“是在冀南与日本鬼子血战的那几年。”
1942年起，杜义德被任命为冀南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以后又兼任政治委员和地委书记。这年头三个月，杜义德的部队7次遭日寇优势兵力的合围攻击，损失很大。
情报人员报告，发现日伪军异常集结。天亮以后又发现敌人大批出动。10时左右，军区机关和区党委、行署机关及各部队被压缩到十二里庄一带，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原来这就是鬼子蓄谋已久的“4·29铁壁大合围”。日军共调集1万余人及大批伪军，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统一指挥，企图彻底摧毁冀南抗日根据地。
各部队紧急突围。然而各个方向都布满了敌人的大量机械化部队。就在最危险的关头，狂风大作，尘沙飞扬，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使天昏地暗，能见度不出十步。八路军将士觉得仿佛一条黄龙从天而降。敌人无法出击，只能在碉堡里胡乱地向外开枪，机枪子弹像旋风一样，在杜义德的耳边擦耳而过。
突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危险并没有解除。在马头镇部队再次遇到敌人合击。一颗炮弹落在杜义德坐骑边。杜义德反应很快，从马背上一跃而下，战马被炮弹击中，一块弹片扎进杜义德的左大腿内侧，他咬牙拔出弹片，鲜血立即染红了军裤，旁边的战士赶紧用绷带给他包扎。
为了节省有限的弹药，眼看着日寇越来越近，杜义德一声令下率先端起刺刀，跃到鬼子面前，大吼一声，刺向鬼子的胸口。他从倒地的鬼子身上撕下一块布，用牙咬着缠紧身上的伤口，又扑向下一个敌人……
部队硬生生地冲出一道缺口，成功转移。
1942年全年，冀南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2500余次，平均每天7次；1943年2月里，28天共进行战斗270余次，平均每天9次。战争的残酷和惨烈可见一斑。
杜义德说，冀南地处平原，没有大山没有森林也没有湖泊，缺少游击战可以利用的险要地形。“青纱帐”未起或已落的季节，部队开展行动就更加困难。
“在最困难的时候，”杜义德说，“甚至只要能够保存自己就是一种巨大的胜利。”
1943年，冀南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先是大旱8个月，接着又是蝗虫灾害，8月下旬至9月初连降大雨，造成历史上罕见的水灾。日寇灭绝人性，在这种情况下将多处运河堤掘开，受害达30余县，使冀南地区一片汪洋，霍乱瘟疫流行，近百万人流离失所。
“局势对我方十分不利，但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杜义德说，“一方面机关精简整编、发展生产，另一方面更加灵活地与敌人斗争。”
军分区组织了七个武工队，共63人。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的活动马上就起到了神奇的作用。
夜晚，靠近敌人碉堡后，他们把宣传品和标语用弓射进去。还把已经投诚的伪军编成组喊话，利用认识的老乡或同学做工作。一到喊话，碉堡里就有伪军探头探脑，有时看到认识的人吃惊地问：“八路军没杀你？”投诚的伪军说：“跑出来的人都回家了，这是宽大政策，你也快下来吧。”还有的动员亲属来喊：“你跟鬼子打中国人，咱就不是兄弟！”
对于顽固不化的汉奸，则坚决予以镇压。他们摧毁了全区绝大部分敌伪大乡组织，破获了隆平县（今属隆尧县）全县的特务网，击毙特务汉奸29人，连巨鹿县城的大特务、伪警备大队长王文珍也被处决了。这一来，有力地打击了汉奸的嚣张气焰。
同时，武工队还在伪军中建立了“耳目”。日军一旦准备“扫荡”，八路军就能及时得到消息。八路军经过敌人据点的时候，就有伪军中的“耳目”放行。2军分区副政委李定灼在日军的突袭中受伤被捕，立即有“耳目”通报说李定灼被暂时关押据点里。杜义德听说后组织武工队营救，伪军中的“耳目”做通了看守的工作，合力救出李定灼后投奔八路军。
瓦解伪军的同时，日军也被瓦解。杜义德说，这一时期，日军向我投诚2人，逃亡24人，自杀9人。八路军控制了越来越多的村庄。日寇逐渐龟缩至大的据点中。
1945年5月初，杜义德率部连克南宫、新河两县城，6月配合冀中军区发起子牙河战役，攻克艾章庄、东汪等敌人顽固据点，至8月底，解放了冀南大片的土地和人民。
运动战典范
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曾经在10天时间里连续发出3份电报、指示，对全歼国民党第3师的定陶战役予以嘉勉——1946年9月7日，“庆祝你们歼灭第3师的大胜利，望传令全军嘉奖”；9月8日，“甚好甚慰”；9月16日，发出指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将定陶战役定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典范。
这次完美体现“运动战”精髓的战役，是以杜义德任政委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担当主攻的。
在江泽民主席题写书名的文集中，杜义德评价定陶战役说：“这是一次漂亮的速决战、歼灭战。”的确，在毛泽东第一封电报发出前仅4天，最终遭到全歼的国民党第3师师长赵锡田还给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发出一份与最终结果完全相反的电报：
“不用两个星期就可以占领整个冀鲁豫，把刘伯承赶到太行山上。”
这份电报是用明码发出的。当时的赵锡田正处在狂妄与骄横的顶峰，认为自己的行动根本无须保密。他觉得，凭着先进的美式的装备，击溃刘伯承根本不在话下。何况，他已经牢牢踩住刘伯承的主力、第6纵队杜义德部的尾巴；更何况，蒋介石刚刚因为他的进展发来嘉奖电。
赵锡田万万没有想到，他正被杜义德牵着鼻子，一步步走向覆亡。
当时，包括出尽风头的赵锡田第3师在内，国民党为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共纠结了30万人马，而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只有5万余人，双方兵力对比是6：1。针对这一情况，刘伯承、邓小平的想法是，运动歼敌，不打最弱的，捡最痛的打。赵锡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捡出来的。
赵锡田的第3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却与川军、西北军起家的另外4个师一同编入西线集团。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必然会驱使他不顾一切地冒险争功。刘邓认为，只要集中优势兵力将其歼灭，其他几个师都不会拼死救援。这必将沉重打击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决心，粉碎敌人的攻势。
牵赵锡田鼻子的任务，是杜义德和6纵的司令员王近山亲自找到刘伯承、邓小平抢下来的：“如果我们纵队打得只剩一个团，我就去当团政委；如果打得剩下一个连，我当指导员！”
杜义德的坚决态度，换来了刘邓首长赞许的目光。
这样，赵锡田沿着杜义德的脚步，一路进攻，一路取胜，“渐入佳境”，直被诱至定陶以西的大杨湖地区。赵锡田狂妄地吹嘘道：“我3师乃总裁王牌之首，所向无敌。”
然而，美梦最酣的时候，陡然变成了恶梦。当晚22时30分，信号灯划破了大杨湖的夜空，我军以3－4倍于敌军的优势发起了总攻。经过3天硬碰硬的血战，杜义德以全部预备队投入为代价，在大杨湖西南方向撕开一个缺口。亲自赶到杜义德的指挥所坐镇指挥的刘伯承高兴地说：“好啊，这一下赵锡田站不住脚了，赶快咬住他，别让他跑了。”
赵锡田已身陷天罗地网，无路可逃。7日，他被运动中歼敌的解放军部队生俘。战士们认出了这位躲在汽车底下冒充“军械主任”的国民党中将，把他带到杜义德面前。杜义德笑着对他说：“前些天你一直追着想见我，现在满意了吧。”
歼灭整3师，活捉赵锡田，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首次啃下蒋介石的王牌部队。类似的典型战斗，杜义德还打了许多。红军时代，他在平汉线上追随徐向前三战三捷，使红军一师的实力猛增3倍；抗日战争时期，他与日寇反扫荡作战369次，主动进攻370次，打得敌人心惊胆战，粉碎了敌人进攻冀南根据地的图谋；解放战争中的鲁西南战役，他在定陶分割围歼了国民党153旅，开创了一个纵队单独全歼敌人一个旅的典范；进军四川，率部4个月内迂回作战7000余里，完成了一次持续时间漫长、规模巨大、距离遥远的连续追击战；抗美援朝，他的部队在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血战43天，成为世界战争奇观……
勇猛战将
身为一代战将，杜义德最大的特点是勇猛，善打硬仗恶仗、善克劲敌悍敌。杜义德曾这样说：“刘邓大军中，最受欣赏的是我们6纵。再艰难的战斗，再强大的敌人，只要6纵出马，准能打下来。”
那时候，邓小平常说：“6纵就是能打。”杜义德的部队得此盛名，是因为他最喜欢打坚决的战斗。在杜义德的概念里，坚决包括两层含义：一、坚决完成任务；二、坚决消灭敌人。正因如此，善打硬仗的6纵也受到了敌人格外的“器重”和关注。千里跃进大别山期间，国民党一份被截获的电报这样说：“要找刘邓，就找6纵。”对此，杜义德的解释是：“刘邓跟着6纵，放心。”
在杜义德的记忆里，最艰难的一次行军就是千里跃进大别山了。对于这场揭开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序幕的大进军，邓小平曾经对杜义德说：“我们庞大兵团脱离后方进攻作战，是不能让蒋介石把我们家里的坛坛罐罐打烂，而把战争推到蒋管区去。我们晋冀鲁豫野战军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战场两头，我们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就愈有利。”
刘伯承、邓小平将突破黄河的时机选择在水大流急的6月底。为了以最大的勇气夺得渡河作战的胜利，杜义德再三嘱咐所辖16旅旅长尤太忠、18旅旅长肖永银：“争取偷渡黄河。偷渡不成，立即转入强渡。渡河后，如敌建制尚未打乱，应稳扎稳打，巩固滩头阵地，如敌建制已被打乱，就应不顾一切猛插猛追，迅速抓住敌人，予以各个歼灭。”
以后的作战过程完全应验了杜义德的意见和部署。强渡黄河后，他们在盛夏雨季中通过陇海线，穿越黄泛区，又连续渡过涡河、沙河、洪河，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形势越来越艰难。抵达汝河时，危急的战机已经一触即发。
在汝河对面，是蒋介石嫡系的整编85师和64旅；在杜义德的后面，紧跟着国民党10多个师的兵力，其中3个师已经逼近到25公里处。此刻，刘伯承、邓小平正随野战军指挥部与杜义德的6纵相伴而行。一向温儒的刘伯承以少有的坚决语气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采取进攻手段，打开一条通路。要勇、要猛！”邓小平紧跟着说：“现在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坚决打过去。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打过去！”
这是两名杰出军事家对勇者的期望和要求。此后，“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句至理名言，一直铭刻在杜义德的精神和血液里，铭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争史册中，成为我军一个战无不胜的法宝。
在刘邓首长的亲自指挥下，杜义德当即传令部队轻装，将带不动的野炮炸毁，将机密文件该烧的烧掉，部队端刺刀，准备血战。18旅旅长肖永银率先带领部队渡河，部队端着刺刀攻击前进，打下一个村庄，又扑向另一个村庄，碰上敌人就打，打完又往前冲，迅速杀开一条长约5公里、宽约3公里的血路。另一方面，16旅旅长尤太忠、政委张国传率队渡过浮桥，攻占两处阵地，经反复几次刺刀翻飞的肉搏战，终于巩固住战果。
在杜义德部的掩护下，刘伯承、邓小平和野战军指挥所顺利渡过汝河，于24日下午到达彭店。刘伯承拍着杜义德的肩膀，高兴地说：“这一仗打得好！我们靠坚决的进攻，迫使进攻的敌人变成防御，主动变成被动。打仗就是这样，在关键时候只有勇猛才能战胜敌人！”
做一名勇者，是杜义德毕生的追求和实践。为此，他在战争年代留下了包括鼻翼上的伤疤在内的11道伤口；他的54团在攻打大杨潮时拼得只剩下100余人，上至团长、政委，下至卫生员、炊事员都投入了战斗；他的战士王克勤带领全班战士一天击退敌人40余次进攻，自己却无一伤亡；也正因为如此，他的麾下名将如云，李德生、尤太忠、肖永银等均战史留芳……
勇敢，铸就了杜义德的累累战功和不朽勋业。
汗与血
1947年4月，曾经偷掘慈禧墓的大盗军阀孙殿英困守的汤阴城外，杜义德的部队将一个口号叫得震天响：“多流汗、少流血”。
汤阴城被孙殿英吹嘘为“固若金汤”，城外遍布暗堡、壕沟、鹿砦、地雷，构成了多层次的坚固防御圈。杜义德考虑到强攻必然会造成很大伤亡，便决心集中力量靠挖交通沟和地道逼进敌人。在“多流汗、少流血”的口号激励下，战士们冒着敌人飞机大炮的干扰，经过连续10昼夜的艰苦努力，挖出11000米的地道，构筑了118个地堡和53个炮阵地，一直将攻城的出发阵地推至孙殿英的唇吻边上。
艰苦的准备工作，换来攻城的顺利和轻松。杜义德下令开始攻城，到拂晓，孙殿英便在出逃途中被活捉，成为杜义德缚住的又一条苍龙。
此战，是杜义德率部攻克的第一个设防坚固的堡垒，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的通令嘉奖。
“打仗，一定要注重流汗与流血的辩证关系。战士的生命和部队的战斗力是最可宝贵的，多流些汗，可以避免少流血。”还在八路军129师随营学校担任副校长时，杜义德就向校长徐向前表达过这样的战争思想。
当时，杜义德刚刚经历过浴血而生的惨痛经历。长征胜利后，身为骑兵师师长的他参加了西路军的征战。3个多月时间，他们在黄河之西左冲右突，战友一个接着一个倒下了，鲜血弥漫在杜义德周围。当他靠摸树皮辩认南北方向，保护着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讨饭回到延安时，队伍里只剩下了4个人。
真正经历过鲜血的军人，才更懂得生命的可贵，才更注重作战技巧的锤炼和运用。解放战争打响后的首次主动出击，他采取远距离奔袭的战术，只用7分钟就出其不意地攻下兰封城，敌人连防守工事都没建好；挺进到大别山区，他与敌人连续周旋3个月，忽东忽西，令追兵捉摸不定，拣好吃的敌人就坚决吃他一口，站稳了脚跟，壮大了自己；进军四川，他的部队创下了日行240华里的行军纪录，连下自贡、荣县，使敌人做了俘虏还大梦未醒……“流汗和流血并非绝对的矛盾，它们有辩证统一的时候。淮海战役中把黄维兵团牵进包围圈，再对他层层剥皮的战斗就是这样的杰出例子。”杜义德说。
这次战斗的第一阶段是“牵牛”。为了割裂黄维兵团与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的联系，杜义德的部队奉命将黄维的4个军11个师共12万余人牵制向西。在这场超大规模的牵制行动中，杜义德强中示弱、弱中逞强、虚中实打、实中透虚，表现出高超的收束控制部队的技巧。他们打打走走，走走打打，打则打痛敌人，激怒敌人，走则腿脚奇快、神出鬼没。这种不即不离的态势，使敌人既打不上又舍不得丢。直到20天后，黄维在蒋介石
的严令催逼下才悻悻调头东进，此时，杜义德又指挥人马冒雨日夜兼程，赶到黄维之前，扎紧了包围圈的“袋口”。
杜义德动员他的部队说：“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恶仗，不惜以最大的牺牲去完成任务。”虽然如此，杜义德仍然一再告诫部队，要发挥善于迫敌作战的特点，力争付出最小的代价。
决心：最大的牺牲；目标：最小的代价。这就是杜义德的战场逻辑。战士们在敌人的火力威胁下，一锨一锨地构筑堑壕。先挖成卧射掩体，再挖成跪射和立射掩体，再相互串连沟通，组成壕沟网络，一直延伸到距前沿仅30米处。
接下来，就是以血战为代价层层“剥皮”了。第一层皮，是击退敌人6次反扑后攻占李主楼和小周庄；第二层皮，是经过反复的拉锯战，逐街逐巷、逐屋逐户地把敌人一步步赶出大王庄；第三层皮，是以白刃作战，杀退黄维亲手豢养的警卫团，攻下尖谷堆，将黄维的五脏六腑都抖落在人民军队的刺刀前面。尖谷难被攻克的第二天，黄维兵团，这个蒋介石嫡系的王牌部队被全部歼灭。
直到今天，杜义德仍然认为，围歼黄维的战斗，是他一生打过的最艰苦也最痛快的一场战斗。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