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元帅毕生奋斗，功垂史册，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深切怀念。他骁勇过人，坦诚豪爽，在群众中流传着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抗战时期，晋西北的老百姓就称他为“活龙”。不仅如此，贺龙还是坚强党性的楷模。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都应当是党的”
贺龙坚定的党性首先表现在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中共党史表明，在实践中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并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威至关重要。遵义会议之前，由于没有形成成熟的党中央，导致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我们党开始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从此中国革命便焕然一新。对于领导核心，毛泽东说：“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嘛？只有一个核心”，“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
贺龙忠诚于党，忠诚于党的事业，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他常说，党性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要体现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之中。贺龙时常教育自己的部下，晋西北是陕甘宁边区的屏障，是党中央与其他根据地取得联系的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党中央派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要在这里扎下根来，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保护好党中央。
维护党中央的权威首先要维护毛泽东的核心地位。贺龙有一句名言：人不能没有自己的头，一个党、一个军队也不能没有自己的头。这个头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维护好这个头。
抗战的相持阶段，由于敌人的封锁，各根据地物质生活极端困难，晋西北也同样，不少战士到了冬天还无御寒的棉衣。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贺龙领导的晋绥根据地首先想到的是支援党中央，把自己部队生产的有限物资送往延安。他说，中央有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任何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全局，不能忘记应该首先帮助中央克服困难。
贺龙深知，党中央权威必须依靠党的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来维护，依靠每个党员的自觉行动。他常说，一个共产党员，什么都应当是党的，恐怕只有对老婆的爱情才是属于私人的吧；但是当必要时，当党的工作需要而调走自己的老婆时，自己还要服从这个调动。
“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
团结是力量、是旗帜、是形象，也是党性坚强的表现。贺龙就特别注意团结。
1934年10月24日，对贺龙来说是难以忘怀的日子。这天，在贵州印江县的木黄，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胜利会合了。贺龙激动地对任弼时说：“红三军有两年多的时间与中央失去联系，弄得我们好苦啊！”
两天后，两军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庆祝大会。根据中央军委决定，红三军恢复二军团番号，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由他们三人负责统一领导和指挥二、六军团。
会后，贺龙把军需处长贺彪喊来，说：“六军团的马大部分失落了，你把军需处的马拨一部分给他们。你要挑几匹最好的马送给六军团的领导人。设法让营以上干部每人配备一匹坐骑。”他又指示经理处，给六军团送粮、送肉，并吩咐部队连夜到山上割细草为六军团战友打草鞋。他还告诉军部值班参谋，两军会合后站岗、放哨等勤务全部由红三军承担。
贺龙与任弼时互相尊重，配合默契，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成为全军团结战斗的榜样。看到这些，战士们也很感动：
“你们看，我们这两位‘小胡子’首长，性格不一样，相处得倒比一家人还亲咧。”
另一个说：“就是嘛，我今天看见他们连洗澡也要一起去，边洗还边谈个没完没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二、六军团来自不同的根据地，在习惯、作风等方面难免有些差异。但由于有贺龙与任弼时的团结友爱的榜样，两个军团广大指战员亲如兄弟，胜似一家。多年后，贺龙评价说：“二、六军团会师是好的，可说是全军会师的模范。”还说，“两军团六七千人，六七千个心，可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奉命转移，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了新的长征。最初的4 个月，贺龙与任弼时率领部队几乎天天行军打仗，并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陷入了“离开根据地以来最艰险的境地”。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任弼时病倒了，高烧，可能是肺炎。贺龙十分着急，把卫生部长、医生、护士、副官都找来，十分严肃地说：你们要好好照顾任政委！你们晓得，要不是任政委带着六军团，带着电台，冲破敌人的封锁和我们会合，我们就是离群的孤雁啊！
任弼时极度虚弱，连马都无力骑了。贺龙就动员他躺在担架上。任弼时开始坚决不干。贺龙就与萧克、关向应、王震等集体劝说。这样，任弼时才被迫坐在担架上。贺龙则拄着棍子，迈着艰难的步子跟在旁边，还时常讲着笑话，而他的双脚正在流血。
贺龙与任弼时是部队的主心骨。他们的团结一致与坚强领导，给战士以希望与力量。王恩茂曾是二方面军的老战士，他在回忆录中写到：
二、六军团会师后，开创和发展湘鄂川黔苏区，也是处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有了任弼时的领导，当然也还有贺老总的领导，就使大家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在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苏区继续长征，通过雪山草地，同样是处在困难的高峰时候，有了任弼时的领导，加上贺龙同志的领导，也就使大家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经过半年多的转战，1936年6月，红二、六军团胜利渡过金沙江，翻越数座终年积雪的雪山，终于在西康与红四方面军接应的部队会合。
“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军阀了”
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整个部队沉浸于喜悦之中，贺龙、任弼时却发现有些事情十分蹊跷：张国焘派来的“工作团”，带来了慰问品，同时也送来一些文件和材料。王震发现其中有诽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内容，马上下令烧掉，并报告任弼时。
1936年7月1日晚，贺龙、任弼时见到了朱总司令。经过数年的浴血征战，久别重逢，自然分外亲切，有许多话要谈。然而，一见面，朱德就把从沙窝分兵以来张国焘反对中央，搞分裂的阴谋行径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并拿出一大叠文件：有政治局关于北上的决定，有中央严令张国焘北上的电报，有“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等等。
朱德沉重地说：“看来，一场严重的斗争是不可避免了。”
听了朱德的介绍，任弼时坚定地表示：“朱总司令，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坚决服从您的命令，一切听从您的指挥。”贺龙也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着与中央会合呢！”
根据中央的指示，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在同张国焘宗派分裂活动的斗争中，两人又一次站在一起。
会师的第二天，召开庆祝大会。朱德在讲话中明确地说：西康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北上的—切困难，到陕北同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
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坐在主席台上，贺龙就坐在旁。张刚起身要讲话，贺龙就半玩笑地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结果张国焘硬是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后来，贺龙说：“其实，我哪里会打他的黑枪，是他自己心里有鬼嘛!”
在红军将领及广大红军战士的共同反对下，张国焘终于被迫同意北上。
多年以后，朱德说：“与二方面军会合后，我们气壮了。”
按照朱德的意见，任弼时暂时与贺龙分手，随朱德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军总司令部一起行动。在此期间，任弼时努力做四方面军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推动张国焘北上；同时在给贺龙、关向应的电报中建议：“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上是负有重大的责任的。”贺龙等马上回电：“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
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贺龙与任弼时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互相配合，团结一致，为主力红军的大会师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后来，在延安召开了批判张国焘路线的会议，贺龙指着张说：“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军阀了！”
“有意见就要直言不讳”
随着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同中共军队合作的问题。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的第一批人员飞抵延安。8月7日，第二批人员到达延安。15日，《解放日报》发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经毛泽东审定的，标题上“战友们”是他加上去的。
在这样的背景和气氛下，延安外事组与美军观察组真诚合作，友好相处，协商共事。外事组给予美国友军许多帮助和支持。作为回报，美军观察组也为延安提供了不少方便。观察组有定期航班来往于延安、重庆之间，主要是给美军观察组运输供应品，中共一些人员可以搭乘他们的飞机来往于延安、重庆以及抗战胜利后的北平与上海。当时，中共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没有坐过飞机，很想体验一下，于是就发生了某位中央首长搭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在延安上空兜风之事。对此，贺龙很有看法。
一天，贺龙约薄一波一起去打猎，途中稍事休息。他问薄：“你对最近发生的这件事怎么看？”
薄问“什么事？”
“就是坐着美国人的飞机兜风啊！”贺龙答道。
因为不了解情况，薄一波未予置评。
贺龙激动地讲了自己的看法：人家既然叫美军观察组，驻到延安，就是来观察我们的。我们也要观察他们，按照国际礼仪，同他们友好交往，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有什么必要坐着他们的飞机去兜风？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位高级负责同志身上，我看太不检点，真是乱弹琴！这对党的影响好吗？中央开会时，我还要当面提出。有意见就要直言不讳，该批评的事就要批评，不管它发生在谁身上，绝不可因为官大就避而不讲，讳莫如深。我觉得，在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政治生活中，应该保持敢于直言的正气。古人尚且主张“面析其过”，如果我们都做不到这一点，还叫什么共产党人！
薄一波没有发表意见，但他十分钦佩贺龙的直抒己见的精神：我以为他的这番议论在当时是有思而发的，在今天这种直言不讳的精神仍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