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黄克诚，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关押审查达8年之久。关押审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黄克诚是“假”共产党员。对此，黄克诚哭笑不得地说：“我在党领导下参加武装斗争，出生入死，已经超过40年，怎么会是‘假’的呢？”为此，他向审查组讲述了当年入党和在白色恐怖下时近半年、奔波数千里的找党经历。
黄克诚是1925年10月在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和衡阳大同中学的学生黄庭芳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黄庭芳是大同中学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接触面广，认识的人多，黄克诚的入党申请书就是由他代交的。他对黄克诚说：“如果第三师范学生运动领导人刘寅生和蒋元斋是共产党员，就请他们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不久，中共衡阳区委的龚际飞找黄克诚谈话，通知他，党组织已经接到他的入党申请书，并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黄克诚说：“加入了党的组织，兴奋的心情好像使我换了一个人。此时，我精神上有了真正的寄托，思想上更加充实，心胸豁然开朗，参加群众运动的积极性更高了。”同年底，他被党组织选送到广州，投考由林伯渠、毛泽东、李富春等著名共产党人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并被录取。1926年6月，广州国民政府准备出师北伐，讲习班提前结业。黄克诚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做政治工作，党组织关系转到北伐军前敌政治部，前敌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张其雄和他直接联系。唐生智部是北伐军的前锋，黄克诚随该部经衡阳激战，击溃湘军，进入长沙。继而挥师北进，一举攻克湘北重镇岳阳。又经汀泗桥、贺胜桥，攻占汉阳、汉口。接着再战鸡公山、武胜关，进至河南新店、柳林一线。在此期间，黄克诚一直在唐生智部凌兆尧团担任政治教官、政治指导员，不仅经受了战争的洗礼和锻炼，而且通过与唐生智部中下级官兵的广泛接触，摸索了一些做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
1927年，先是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湖南军阀何键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6月10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等在郑州策划“分共”。唐生智率部回武汉，准备镇压两湖工农运动。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和黄克诚一起在北伐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纷纷离去，张其雄也不知去向。黄克诚一时有些迷茫，该留该去、何去何从也拿不定主意。他急切盼望能得到党组织的指示，却总不见来人与他联系。于是，他决定自己去找上级党组织请示。此时，北伐军前敌政治部主任已由国民党派来的皮作琼担任，他很爽快地准了黄克诚的假。黄克诚立即离开孝感，先后去了汉阳、武昌、汉口、长沙、衡阳，可这些地方已完全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报纸上天天登载反动派杀害共产党员的消息和共产党员脱党的启事，寻找党组织非常困难。最后他只得先回老家永兴，那里熟人多，他希望能找到当地的党组织，再设法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
黄克诚回永兴县不久，就与当年“永兴旅衡学友互助社”的李卜成等七八人取得了联系，通过他们，又找到了湘南特委派来永兴担任特支书记的向大复。找到了组织，黄克诚非常高兴。不久，他们以开照相馆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同年12月底，向大复主持召开中共永兴特别支部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临时中央做出的组织工农武装暴动的决议。根据决议，中共永兴特别支部决定立即组织农民武装暴动。由于条件不成熟，不到半年时间暴动就失败了。暴动中，担任永兴赤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的黄克诚，上了反动当局悬赏捕杀的黑名单。他和县委委员、宣传部长李卜成，决定暂回村中潜伏，进一步了解情况，设法寻找党组织，但最终一无所获。原来，县委派到各乡区的特派员和区苏维埃干部，凡未逃到外地的，全部被杀了，乡干部和暴动积极分子也大部被杀，全县共牺牲了3000多人，少数隐蔽下来的同志也不敢出来活动。黄克诚多方打听湘南特委的消息，也杳无音讯。加上国民党反动派不断派兵搜山，指名要逮捕参加“湘南暴动”的“暴徒”黄克诚，在这种情况下，黄克诚和李卜成决定离开家乡，到外地去寻找党组织。
1928年10月初的一天夜里，黄克诚和李卜成离开家乡，计划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找党，他们先坐船到长沙，然后在火车站爬上一列开往武昌的煤车。到了武昌，两人在一家小旅馆住下。他们半年多没有洗澡、理发了，衣服也破烂不堪。于是只得先理发、洗澡，再买点衣服、鞋袜等生活用品，黄克诚还配了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感到与常人没有两样了，他们就去逛大街，希望能碰到熟人，设法寻找党的关系。但是，他们转了三四天，也没有碰见一个熟人，手头的钱也不多了，不便在此地多留，就决定前往南京。
两人买了价格最低的船票，经过两夜三天的航行到了南京，在下关一个比较偏僻的巷子里找了一家旧式旅馆住下来。黄克诚后来回忆说：“巧得很，我们在这里与曾希圣不期而遇。曾希圣是我在衡阳读书时的同学，后来又同进广州政治讲习班。他比我们早来几天，也是为了寻找党的关系，但至今没有找到。”
黄克诚和李卜成因家里穷，离开永兴时身上没带多少钱。为了今后的生活，他们一边打听党组织的消息，一边了解是否有同乡好友在南京，以求得经济上的帮助。过了几天，他们打听到有个叫曹日晖的永兴同乡，又是衡阳读书时的同学，而且关系不错，现在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团级军官，在南京有公馆，他们便决定去找他帮忙。谁知一见面，曹日晖就十分惊愕地说：“你们真好大的胆子！竟也到南京来！这里同乡人很多，正在到处通缉你们。前不久曹福昌逃到南京，当即被人告发，枪毙了。你们赶快离开！”李卜成要求他接济点路费，曹日晖不肯，转而介绍他们去找另一个同乡、同学刘乙光。刘乙光曾在北伐军中做政治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逃到武汉，黄克诚全力帮助过他。此时刘乙光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做事。黄克诚、李卜成找到他后，他不忘旧情，说过几天他要到上海公干，可以把他们带上，这样安全些。刘乙光一身国民党军装，又有证件，一路顺利来到上海。住下后，刘乙光说，他每月会给他们寄生活费来。
上海是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但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党的活动不得不在极其隐蔽的状态下进行。黄克诚和李卜成是第一次来上海，人生地不熟，身上钱又很少，不敢住旅馆。他们白天在大街上晃悠，想遇见熟悉的同志，晚上在一个小店里租一张床位过夜。这样过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同党组织接上关系。此时刘乙光也失业了，无法继续给他们寄生活费，便介绍他们去找一个在上海复旦大学当军训教官的永兴同乡、黄埔军校同学厉良圭求助。结果找到后，厉良圭给了他们3块钱，就再也不理会他们。黄克诚在《自述》中写道：“这期间，我们尝到了厚着脸求人告助的难堪滋味。”
黄克诚和李卜成商量，要先想法找个职业谋生，再相机寻找党的关系。可是，当时上海经济萧条，失业者众多，他们两个外来人几乎跑遍了上海所有的佣工行，答复都是：“男工一概不招。”黄克诚后来回忆说：“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真是连稻草也要抓。”他们偶然听说湖南衡阳人聂云台在上海办一家纺织厂，就给他写信，要求到他纺织厂里做工。结果，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又一天，黄克诚在报纸上看到湖南籍留日学生黄璧在上海兵工厂炮弹部任主任，就写信求他帮助。几天后黄璧回了信，约他到厂里面谈。黄克诚喜出望外，立即赶到兵工厂，找到黄璧的办公室。可是落座没谈几句，就有人找黄璧出去有事，黄璧委托一位亲戚来和黄克诚继续谈。黄克诚一见来人，心里咯噔一下，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此人叫邓丰立，原是湖南桂阳县北鸦山村有名的大恶霸。黄克诚在读私塾时曾多次和他见过面，湘南暴动时，像邓家这样的豪绅恶霸，自然难逃革命洪流的冲击。邓丰立侥幸逃脱，待湘南暴动失败后返回桂阳，实行疯狂的报复，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参加暴动的农民。幸而这几年黄克诚面容变化较大，又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所以邓丰立没有认出黄克诚来。邓丰立与黄克诚寒暄几句后，就问黄克诚如何当的兵。黄克诚竭力保持镇静，装作素不相识的样子同他周旋，佯称自己曾在湘军程潜部当过下级军官，后部队被缴械流落上海。邓丰立突然问道：“永兴县的黄克诚你认识吗？”黄克诚沉住气淡淡答道：“过去在家读书时认识的。”邓丰立又问道：“黄克诚现在在什么地方，你可知道？”黄克诚从容地说：“我离家出来当兵多年，从没有同他联系过，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邓丰立恶狠狠地说：“黄克诚是杀人放火的共产党头目！”黄克诚佯装惊讶道：“啊！他那样的文弱书生竟然会是共产党？真是出人意料。”邓丰立接着说：“他领头在我们那一带搞暴动，当局正在通缉他，我如果找到他，决不轻饶！”黄克诚随声附和道：“他那样的人也会搞暴动，真是看不出来。”接着他话题一转，询问起邓丰立一家人的情况，并问他：“黄璧先生什么时候回来？”邓丰立说：“今天他不一定能回来。”黄克诚就势说道：“既然黄先生公务繁忙，那我改日再来拜访，今天我告辞了。”说完，黄克诚站起身来就往外走，邓丰立一直送到门口才回去。黄克诚这时才松了一口气，飞快地离开了兵工厂。
此后不久，黄克诚听说曾和他一起在北伐军里做政治工作的曹勤余家住在上海法租界，就去找他。当时曹勤余不在家，他的哥哥接待了黄克诚。黄克诚要了曹勤余的通信地址，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困境，请他帮忙。曹勤余回信说，他在福建漳州一个部队里做事，只要黄克诚能改变信仰，他可以给他找个事做。黄克诚当即回信告诉他：“我的信仰决不会改变。”从此与他断绝了来往。
就在山穷水尽之时，1929年1月间，曾希圣找到黄克诚、李卜成，告诉他们他刚从南京来，找到了党组织！原来，曾希圣的哥哥曾钟圣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党中央军委工作，曾希圣找到他哥哥后，就和党中央联系上了。黄克诚、李卜成一听，高兴得几乎要蹦起来！60多年后黄克诚谈起此事，还禁不住兴奋地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黄克诚和李卜成当即给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请求恢复组织关系。党中央很快承认了他们的组织关系，并派人来看望他们，给他们每人30块钱接济生活。在白色恐怖下，他们辗转了五六个城市，奔波数千公里，历时近半年，尝尽了旧社会的世态炎凉，终于找到了党。
听了黄克诚对入党、找党的叙述，审查组就派人到湖南去调查，试图寻找黄克诚的入党介绍人、谈话人，以及一起入党的黄庭芳、一起千里找党的李卜成。但黄庭芳、李卜成早在1929年夏天就被叛徒出卖牺牲了。中共衡阳特委派来找黄克诚谈话的龚际飞和两个入党介绍人中的一人也都已去世，只有一个介绍人活着，而这个人却说，他不记得介绍黄克诚入党的事了。黄克诚向审查组解释说：“我入党申请书是衡阳大同中学学生黄庭芳送上去的，当时和我谈话的同志是衡阳区委派来的，入党后又由区委和我直接联系，所以和第三师范的介绍人没有多少接触，也没有在学校过组织生活。他们忘记了，也不足为怪。”但审查组听不进去，从1968年3月起，成立了“黄克诚专案组”，对他搞起了“逼、供、信”，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他休息，有时甚至采取打、骂、侮辱等手段，大有非逼他承认是假党员不罢休之势。直到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黄克诚才恢复了自由。
(责任编辑:袁海晓 来源:党史纵览 作者:胡居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