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安放着许多井冈山老红军的骨灰，他们生前把井冈山当作他们的第二故乡，去世之后，又回到这里，和他们生前的战友，和这块他们割舍不下的红土地，长相厮守。这其中，就有一位名叫段子英的女红军。
段子英的一生，追求崇高，却又甘于平凡；她从轰轰烈烈的革命开始，又以平平淡淡的工作告终；她一生经历坎坷，但对党的信仰和忠诚却始终不渝。革命年代，她三次被捕，立场坚定，至死不屈；建设年代，她服从组织安排，不图名利，从不攀比。用她自己的话说，这就是“考验人生”。
段子英是湖南耒阳县人， 1928年初，朱德、陈毅带领南昌起义部队到了湘南，发动了湘南暴动，耒阳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召开了妇女代表大会，伍若兰当选为女界联合会主席，段子英为副主席。
革命军进驻耒阳后，军部就设在县苏维埃政府和女界联合会附近，由于工作的关系，部队的领导和县政府各部门的联系比较密切。就这样，革命军的团参谋长王展程和段子英认识了。后来又经过几次接触，两人互相都增进了解，感情也在加深。最后，两人都随部队来到了井冈山。
这时，军长朱德与伍若兰已经结为夫妻。4月底的一天，朱德夫妇为了答谢段子英为伍若兰“送亲”一事，特意请段子英去吃晚饭。在吃饭过程中，伍若兰说：“王参谋长对我说，你们结婚的时机到了，今晚你俩就结婚怎么样？”
段子英虽然感到有点突然，但战争年代一切都不能以常理来论，朱德与伍若兰的婚事就是这样在战争的间隙匆匆完成的，而且她在感情上也已经接受了王展程。想到这里，段子英羞涩地笑了笑，点了点头。
朱德说：“王展程跟我几年了，我了解他。他是一位好同志，打仗勇敢，既能尊重领导，又能体贴战士，你和他结合会幸福的。”
晚饭后，伍若兰亲自送段子英到了王展程的住处。就这样，在朱毛会师的时候，段子英也与王展程结合到了一起。
1929年初，井冈山第三次反“会剿”失利后，王展程和段子英随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向赣南方向突围。在遂川大汾，与敌人打了一场恶仗，双方伤亡都很大，王展程和段子英被打散，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王展程对这一带地形比较熟悉，当他提出绕道湘赣边界，经上犹、崇义地界去追赶红军主力时，得到了段子英的赞同。由于不敢走大路，他们尽拣深山无人的地方走，山里静悄悄的，他们边走边聊，不知不觉便把话题转到生死问题上来了。
“展程，我们走的这条路，有可能是生路，也有可能是死路。”
王展程说：“死这个字，对我来说是不在乎的，我最不愿意的是当俘虏，我宁愿杀身成仁。”
段子英叹了一口气说：“要是找到大部队就好了，那样也死得有个名目。可是万一找不到怎么办呢？”
王展程坚定地说：“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去帮别人代写书信、算八字、开客栈都行，既可以潜伏下来，又有生活来源，最后一定能找到党、找到红军。你说好不好？”
段子英说：“只要不离开你，干什么都行。”这时，她已怀孕两个多月了，将为人母的段子英想法很单纯，认为只要有王展程在身边，一切都可以放心。
经过几天饥寒交迫的艰辛之旅，他们来到了湘赣边界遂川县戴家埔的一个地方。就在这里，他们突然遇到了当地的挨户团，两人同时被捕。
当天下午，敌人便杀害了王展程，接着，审问段子英。敌团长听段子英自称姓陈，便嘿嘿地假笑道：“好说好说，我们都是本家嘛。”他立即把段子英交给一个叫陈荣庆的居民看管起来。这户人家也穷得可怜，他们怀着同情心，叮嘱她不要出门，外面还在抓人，于是，段子英就帮他家做饭、扫地、洗衣服。
过了3个多月时间，挨户团长将段子英卖给了遂川大汾圩“种德堂”药店徐祥春做妻子，得了100块大洋。陈子英顿觉羞辱难容，怒火满腔，但想着肚子里的孩子，只好暂时忍辱负重地活下去。
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段子英迈着沉重的步子，踏着泥泞的山路，被押着离开戴家埔，走向大汾圩。刚进街口，就看到了一张十分醒目的布告，是湖南省清乡总署通缉129人的名单，其中就有段子英的名字。
看到这张布告，段子英的心情十分沉重，忐忑不安。和敌人公开斗是不行了，回家这条路也走不通。看来只好暂时隐蔽等待时机。革命道路的路程艰难曲折，迫使她走向一个陌生的世界。
1929年中秋节过后3天，段子英与王展程的孩子出生了。为了继承父业，她给他取名为王林涛，祝愿他在大风大浪中成长。
为了尽快找到党。段子英想回到家乡去。她带着一线希望给老家投了一封信。母亲知道段子英还活着，悲喜交集，将女儿和外孙接回了家中。回家后，段子英不甘心当一个默默无闻的家庭妇女，体内的革命血液促使她千方百计地继续寻找党的组织。为了结识更多的人，方便寻找党的组织，段子英在家里的支持下，开了一家“寿春客栈”。功夫不负有心人，1937年3月，在客栈开张不到一个月的一天中午，段子英在耒阳找到了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李振鹏同志，从此回到了党的怀抱，“寿春客栈”也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
来源：井冈山报 作者：龙江辉、侯晓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