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到三湾村探虚实
1927年7月18日凌晨，天色未亮，袁文才、王佐带领农民自卫军闹起永新大暴动，攻打下县城，这年被誉为“永新一枝花”的贺子珍才17岁，也参加了暴动队，救出监狱中的哥哥贺敏学。暴动胜利后成立了永新临时革命委员会，欧阳洛任书记，贺敏学任主席，贺子珍担任了妇女部长和共青团书记。8月份敌军进攻永新，贺敏学、贺子珍兄妹随袁文才撤退到宁冈茅坪，当上“绿林好汉”成为“山寨王”。
当“绿林武装”在砻市一带活动时，听几位从莲花路过三湾的老乡说：他们见到一支军队驻扎三湾村，消息传到袁文才的耳朵，他便疑心：莫非是国民党军队来消灭我老袁，得早作准备。便派两名农军日夜兼程赶到三湾侦察，但都不敢贸然进村，钻在山上灌木丛林，远远观望动静，回去便报告，士兵有穿国民党军装，却在老百姓家里进进出出帮助挑水、劈柴、干农活，枫树坪下有练兵的，也有士兵和老表集会一起的。弄得袁文才摸着头脑苦思索想不出这是什么军队？！
贺子珍在旁见状，理了理发鬓，请求去探虚实，被劝阻，袁文才说：“路途艰难，一个姑娘家去太危险了。”
“我化装成回娘家的媳妇，不会引人注意。”她坚决回答，执固地要去。头戴土蓝布头巾，手提一个装着鸡蛋、米糕的篮子，打扮成一个小媳妇，临行时又被袁文才叫住，带上他的驳壳枪，便独自风风火火、脚不停歇走上崎岖山路。
到达三湾村已是中午时分，村里的墙上贴着不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土豪劣绅，分田地给贫农”、“拥护中国共产党”等革命标语，落款是“工农革命军”。小小的山坳里到处呈现热闹气氛，军民同在一起吃午饭，亲如一家人，并讲述革命道理……贺子珍用篮子的鸡蛋在泰和祥杂货铺换得干粮，回头赶路准备向袁文才报喜。
当走到村头山上，却见一男子也从村庄随后跟出，她急忙藏身路旁林后观察：来人十分面熟！猛然眼睛一亮，这不就是大革命时期担任过乡农会主席——李秋发吗？互相定睛打量一阵恍然相识，互问何去。贺子珍引到隐蔽处，小声告诉来三湾村的原委，李秋发一听呵呵笑道：“好啊！真是同路的革命人，毛委员派我去给袁文才送信和商谈共同到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哩！”两人欢笑地边说边赶路走向茅坪。
毛泽东率领经过整编焕然一新的部队，10月6日，来到了茅坪大仓村，等候多时的“绿林好汉”在拱桥前相迎，贺子珍那时胸头像有只小鹿撞击，在一片欢呼中，头领相握手过后，她迎上前去不大自然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清脆而诚挚地说：“毛委员，欢迎您！”脸上顿时飞起两朵红红的云彩。
事隔不久的1928年6月，贺子珍成了毛泽东革命艰苦岁月的患难妻子。
贺子珍叫来哥哥贺敏学等人抬炮上黄洋界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是毛泽东脍炙人口的《西江月·井冈山》词里的两句。“炮声隆”指的是红军向进攻黄洋界的敌军发射迫击炮弹。不少人都知道，当时守卫黄洋界的红军只有三发炮弹，打响的仅一发，而这一发恰好击中了敌军指挥部，敌人误为主力红军回来了，便连夜逃遁。然而这炮是怎样来的，1928年8月30日是井冈山根据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贺子珍自告奋勇，叫来哥哥贺敏学等人，不畏艰辛负责把炮抬上山的事却很少有人知道。
1928年8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面临十分危急的局面。红军大队开往湘南作战失利，决定率三十一团三营前往湘南迎还红军大队，留三十一团一营和袁文才、王佐部及地方武装守卫井冈山。敌军探得红军大队远离根据地，便向根据地发起猛攻，一口气占领井冈山北麓的永新、莲花、宁冈三座县城，并想一鼓作气，摧毁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端红军的老窝。8月30日，敌军调集4个团敌力向黄洋界进犯，妄图从北大门打进井冈山。这一天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日子。
黄洋界，是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五大哨口之一，海拔1300多米。黄洋界哨口雄峰耸立，陡峭不可攀，高山上只有青草不长树木，山势险峻。这里是宁冈县通往大小五井的唯一通道。
守卫在黄洋界的主力红军只有三十一团团部及一营两个连和军委、特委机关的一些同志，伍若兰、贺子珍、彭人儒、曾志等女同志也守卫在黄洋界上。
敌我力量十分悬殊，进攻的敌军有4个团，而红军加上赤卫队员不足300人；敌军装备优良，而红军武器简陋，每支枪只有3至5发子弹，要守住黄洋界实在太困难了。但黄洋界上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红军和赤卫队员们在黄洋界阵地设了五道防线：第一道，在坑坑洼洼的山坳里，草丛里插遍了有毒的竹钉；第二道，在哨口前沿，围上一道一丈多高的竹篱笆；第三道，挖了一条宽四、五尺的壕沟，沟壁、沟底上都安置了竹钉和鹿砦；第四道，堆好檑木滚石；最后一道是坚固的掩体。
贺子珍、伍若兰、曾志等又带领一些机关人员打着旗子，分布在黄洋界后面的山上。吹军号，在铁桶里放鞭炮，以壮声势，使敌人摸不清山上究竟有多少红军。
8月30日天刚破晓，寂静的山野顿时热闹起来，2000多敌军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列成长蛇阵，在炮火掩护下，伴随着步枪、机枪的猛攻，爬至半山腰，已是筋疲力尽，身摇腿颤，步履艰难。当进入红军防线，竹钉阵、竹篱笆、壕沟都是敌人难以逾越的障碍，每爬上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快到中午时分，烈日喷射出灼人的火焰。黄洋界上硝烟弥漫，尘土飞扬，红军
隐蔽在工事的掩体里。朱云卿满脸汗水和着硝烟、尘土，十分难受。他脱下军服擦着脸，吐了一口唾液：“娘的，我们要有炮就好了！”在他身旁用毛巾扇风的贺子珍好像突然记起了什么：“对，龙源口战斗时，三十二团缴到敌军一门迫击炮，坏了一个地方，送到茨坪军械所去修了，不知修好了没有。”
朱云卿团长喜出望外，他是个十分果敢的人，一听这话，马上说：“赶快派几个人到茨坪去，把炮抬上来。”
黄洋界到茨坪走小路约18华里，贺子珍到前沿阵地叫来哥哥贺敏学、谭希林、刘荣辉等人，顶着烈日，在崎岖的山路上跑步前进，头上、身上都被汗水浸得透湿也没有停下来歇口气。他们硬是一口气跑到茨坪军械处，找到军械处处长宋乔生，抬出了炮。
贺子珍等四人抬着迫击炮上路，这门迫击炮少说也有一百四五十斤，四人轮着抬。抬到去小井的岔路上，贺敏学和谭希林弯到小井军械所仓库去找炮弹，两人在仓库主任的带领下，找到仅有的缴到敌军的三发炮弹，他们把炮弹捆在一起，扛起就走。从小井到黄洋界还有15里路，都是狭窄陡峭的羊肠小道，平时空手走也很吃力，身负重物攀行，其艰难可想而知。这么重的东西压有肩上在陡峭的山路上爬行，加上他们又整整一天没吃什么东西，饥肠辘辘，很是吃力。为了早点把炮抬到黄洋界，他们硬是咬紧牙、拼着劲，一步一步往上挪。就这样，他们扛着炮弹抬起炮，极其艰难地爬了近3个小时，到下午4点钟左右，终于把炮抬上了黄洋界。黄洋界上战斗仍在激烈进行，红军的抵抗越来越困难，因为，子弹已经不多了，人也累乏了。这时大家见迫击炮抬上来了，发出阵阵欢叫：“我们的炮来了。”贺子珍等四人这时已筋疲力尽，身子骨都散了架似的倒在地上，“呼哧呼哧”出着粗气。
朱云卿命令把迫击炮架在黄洋界的哨口上，找了两个会使用迫击炮的战士，向敌军放炮。第一炮没响，第二炮也没响。朱云卿脸色铁青，骂道：“娘的！怎么都是些臭弹？上第三发！”朱团长凝神远望山下，只见地名叫腰子坑的地方，林木掩映中似有一茅棚，好像有人影不断往来出没，他想这个地方有些名堂，即命令：“朝那儿打！”这时贺敏学的心“扑通扑通”直跳，生怕这一炮又不响。只听一声响，炮弹飞出炮膛，正好击中目标，林子里烟火弥漫，山下敌军一片慌乱。
夕阳西下，苍茫的暮色笼罩黄洋界，一天激烈的战斗结束了。第二天，云开雾散，红军战士们又准备迎击敌人的再度进攻。但山下静悄悄，没有一点动静，也没有见到敌人踪影。红军战士沿着敌人的来路下山搜索，才知道敌人晚上逃跑了。后来才清楚，红军第三发炮弹不偏不倚，正好击中敌军前线指挥所。这一炮迷惑了敌人，敌军原以为只有主力红军才配备有炮，于是误以为主力红军回到了井冈山，怕吃亏，连夜仓皇逃遁。
黄洋界保卫战胜利了。毛泽东迎接红军大队返回井冈山途中，闻知大悦，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这首词：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