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土地革命时期，江西万安县的革命斗争基础较好，活动很有特色，尤其1927年年底至1928年年初的万安暴动震惊中外。万安革命还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斗争很有关系。毛泽东于1928年11月25日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有四个地方提到了万安：(一)讲到湘赣边界的工作时，提到1928年初“和万安县委发生了关系”；(二)讲到各地地方武装，“各县枪数”时，记述“万安十”（枝）；(三)论述边界土地状况时，记载“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四)讲到党的领导机关及工作时，记述“万安县委一月间曾和我们在遂川开过一次联席会议，大半年被白色势力隔断，九月红军游击到万安，才又接一次头。有八十个革命农民跟随到井冈山，组织万安赤卫队。”其中以“八十个农民上井冈”影响较大，朱德元帅的夫人康克清同志就是这次上井冈山的，所以记述此事件有一定的意义。
一、万安暴动后的形势
1927年10月至1928年1月，万安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大暴动，农军三次攻打县城未克仍斗志昂扬。毛泽东得知万安斗争消息后来信表示关注并愿支持，万安县委回信建议以攻占万安邻县遂川即可。1928年1月5日，毛泽东亲率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突袭并占领遂川县城，施以“敲山震虎”之威，万安农军乘势再次围攻县城，惊恐之敌弃城逃窜。1月9日，红旗终于插上万安城。1月11日万安成立江西省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几天后，毛泽东约万安县委同志在遂川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由于暴动的影响，国民党军两个主力团分别从永新和吉安方向围攻万安，万安党组织了反击。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一部农军上了井冈山，一部农军上了东固山，县、区委带领一部农军转移到万安农村和山区坚持斗争。这样，万安党与井冈山的联系中断了几个月。
敌军占领万安县城和罗塘等几处“很红”的圩镇后，立即展开了大搜捕和大屠杀，企图扑灭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许多未及时转移的同志牺牲了。回家乡万安领导暴动的江西省委特派员、曾担任万安暴动行动委员会书记的曾天宇，由于未重视毛泽东的建议，未及时转移到湘赣边（井冈山区）去，而存侥幸心理，企图从赣江水路潜回南昌，但敌军重兵把守各处路口码头，曾天宇偷渡未成功。他先躲在一处山区，后又潜回罗塘村背村自己家中躲藏，被贪图赏金的一个侄子出卖，被敌包围，最后牺牲在自家屋顶上。白色恐怖笼罩着万安，这是继1927年蒋汪公开反共，国民党钱大钧部到万安“清党”后的又一阵血雨腥风。但万安人民不会屈服，万安党仍在坚持斗争。散在各地农村的党领导的武装骨干还在，他们化仇恨为力量，采取各种游击方式，仍在打击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
1928年农历一月间，来万安围攻共产党农军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第八十一团周体仁部的地下党员姚芝熟等人找到窑头乡彭龄（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出示赣西特委领导人张一道（万安人，与彭龄同乡、同学）亲笔写的介绍信，并转告特委关于恢复万安县委的意见。彭龄得到上级党的指示后，立即与其他同志联络，在短时间内即恢复了窑头乡七个党支部，重新团结起50多名党员，并与其他乡镇党员联系起来。他们利用姚芝熟负责县城敌政治训练班之机，选派可靠同志参加训练，之后被派进敌人控制的一些军政机构（如靖卫团等），为开展我党工作，掌控一部分敌人地方武装创造了条件。
万安县城以南各乡镇历称“上乡”，与赣县、兴国相邻，为客家聚居区。那里受赣南革命影响，以良口圩镇为中心的几个乡镇中，我党的群众基础很好。1928年农历三月间，赣西南特委即从赣县派来顾光理同志到万安上乡片恢复万安党的组织。恰好此时井冈山也派来徐炳文同志到了此地指导工作，万安良口区委书记朱曦东积极开展工作，很快就成立了万（安）赣（县）边区特委。有了党的组织，各项恢复、重建工作就顺利了。万安暴动后万安革命一度陷入低潮，但不多久，烈火又在各地熊熊燃烧起来。
二、陈毅率井冈山红军游击万安的缘由和经过
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很希望也很需要得到周边各地党组织的大力支持，他们已经关心着万安的革命斗争。敌军两个主力团原本都是围剿井冈山革命军的部队，分出相当兵力围攻万安，目的也是为扑灭井冈山斗争烈火，所以毛泽东朱德一直关心万安暴动失利后的形势发展，不时派出人员了解并参加指导万安的工作。万安县委也有一部分同志已经上了井冈山（如1926年1月任吉安党特支第一任书记、1929年10月著有《中国革命之路》的作者郭化非就是在遂川联席会议之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被万安县委派往湘赣边帮助工作的），这些同志设法与在万安坚持斗争的同志取得联系后，都有相互配合的愿望，只不过都在寻找战机。
为了再次掀起革命高潮，万安县委决定于1928年农历八月初一在县城举行暴动。打入万安靖卫团的游必安原本就是万安县委军事部的负责人之一，他与打入靖卫团的共青团万安县委书记朱渭生联名秘密写信给在井冈山的万安县苏维埃主席刘光万，告之县委的这一决定，并要求派工农红军协助。不久，井冈山送来复信，表示同意。于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陈毅率领红四军第二十八团第三营于农历七月底来到万安县罗塘乡发动群众，为配合攻打万安县城作准备。康克清回忆说：“农历七月底，养父（抄注：即罗奇圭，当过罗塘乡农民协会主席）接到刘光万和柴苟的通知：井冈山的红军要到罗塘湾来。这是万安县委和井冈山红军约定好，计划在农历八月初一，攻打万安县城的准备步骤。”陈毅率部在罗塘附近贴了许多标语，分别召开党团员、农民协会等会议，发动妇女会、儿童团站岗放哨，罗奇圭组织村民在德盛堂（宗祠）为红军做饭，帮红军洗衣服，筹集粮食、蔬菜、柴草。粮食和猪肉是从土豪家里弄来的。康克清当时是村妇女会的头儿，带领一帮妇女积极参加其中的工作。但当时她不仅仅是因为觉悟高，应该主动、积极地参加革命工作，尤其慰劳久闻大名的井冈山红军，而更迫切的是她要千方百计接近红军，以实现抗婚的愿望。由于康克清较早接受革命教育，积极投身革命，是万安妇女运动的骨干人物，到处进行宣传活动，还带队站岗放哨，难免受到封建意识浓厚的一些老年人背后议论。加上白色恐怖一来，要不是及时躲到外面亲戚家去了，弄不好还会被捉被关押，生命难保。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叫同是共产党员的养父也很担心，因此想早点把她嫁出去才省心，并背着她收了人家彩礼。康克清知道后，极力反抗，已被养父关锁在屋里。刚巧陈毅率井冈山红军来了，罗奇圭忙，看管就松了，康克清这才跑了出来，往人多的地方挤过来。
来罗塘的第二天上午，陈毅率红军如约来到相距十多公里处的赣江西岸码头蛤蟆渡，对岸即是万安县城。他们隐蔽在树林里。万安县委与他们的约定是：农历八月初一日上午12时整，井冈山红军在蛤蟆渡鸣枪为号（表示已到达），万安县城听到枪声后即发出暴动信号，届时，井冈山红军渡河予以支援。时间到了，陈毅命令放一排枪，但对岸却没有传出暴动的信号。“怎么一回事？”陈毅望着对岸，心里起了疑问。
原来万安党一时不慎，出了大错。
暴动本来按计划进行着：地下党已经控制了靖卫团的一部分兵力，城南茅坪地区（距县城十多公里）已开过党员会议；参加起义的农军已集中，并有了各种可用枪支40多条；分批进城的先行人员已出发，由东门、北门进城的一部分同志已秘密将枪支在李森和药店隐蔽好了。可就在上午11时，也许心情急迫，朱渭生密令一个勤务员暗藏手枪先去打死靖卫团总钟毓秀。由于这个勤务兵临阵慌张，引起钟的怀疑，严喝一声，叫人把他拘来，勤务兵一被吓，就把事情招了。钟立即派人去捉朱渭生，从他身上搜出了暴动计划。眼看暴动时间将临，钟一面派人赶快告诉县长，一面加派兵力把守城门，由东门进城的暴动负责人之一的刘士海被搜出武器而被捕。所以陈毅部在蛤蟆渡放了一排枪，河对岸无法发出信号。
陈毅见对岸无反应，隔了一会儿，又叫放一排枪，仍然没有看到信号，知道出事了，不知城里内情，不可贸然渡河，于是陈毅只好又带着红军返回罗塘圩镇。
可陈毅并不知道，他放的这两排枪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敌人已经知道暴动计划中有“井冈山红军武力支援”的内容，本来在慌乱中到处布防的敌军听到河对岸连放二阵排枪，知井冈山红军真的来了，更加慌乱了，加上城外各乡的农军已按计划向县城围攻过来，敌人只好匆忙弃城往南逃去。乘城内空虚之际，打入靖卫团清乡委员会并当了队长的共产党员游必安、许拔芳等同志，迅速赶到监狱，将牢门劈开，放出了被敌人关押的八十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些同志出狱后，被安排去了东固和兴国等地参加红军。但朱渭生等人还是被敌人杀害了。游必安等人出城后立即赶往罗塘，将县城情况向陈毅作了汇报。
三、八十位万安农民上井冈
陈毅率红军返回罗塘后，继续做发动群众和打土豪筹粮筹款工作。由于这次下山的任务是配合万安党攻打县城，实现暴动计划，如今这一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他们得及时返回井冈山，以利参加其他战斗，况且已得知敌军一部正向这里运动过来，于是第三天上午，陈毅即率领红军离开罗塘。当时的形势是，红军一走，敌军就来，于是万安党再一次动员已暴露身份的同志随红军一起撤离，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罗塘及附近十多个村子的一百多人跟着红军走了，其中有康克清。她坚决不愿再留下来了。她是躲着养父母，邀上遭受欺压的童养媳张良、罗恒秀、刘桂秀、朱挺贵、郭厚英、朱挺兰等六个女伴，紧紧地跟着红军走了。1983年9月26日，康克清回忆这段难忘的人生转折时说：“当时我们也跟着红军撤走。开始跟红军走有一百多人，其中有七位女同志，我们撤到于田圩时天还没有亮。第二天宿营在遂川城边。这一天红军与白军战斗了一天，我们边打边撤。第三天上到了井冈山。由于有些人吃不了苦，有的不愿离家，半路没有跟上队伍。到了井冈山，只剩下八十人。带领我们跟随红军上井冈山的是游必安，他是大学生，懂一点军事，是我们的队长。当时的万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光万也同我们一起随红军上到了井冈山。我们上井冈山是从遂川黄垇、堆子前上山的，当时路很不好走，没有路可走，只有条羊肠小道。我们就住在井冈山下遂川的一个叫小井的地方，任务主要是把守这一带路口。上了井冈山，我们农军叫万（安）泰（和）遂（川）游击队。在山上，我们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
1928年12月（抄注：应是1929年1月）我们就离开了井冈山，跟随毛泽东、朱德向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在崇义上下烟过的阳历年，到大余休整了一段时间，到了瑞金过的阴历年，到大柏地与敌人打了一仗。这时，遂川游击队回遂川去了，我们改编为万泰游击队。”在《康克清回忆录》中，康克清还说到路上的经历：“天刚亮不久，前面响起连珠炮一样的枪声，红军和敌军在遂川城附近遭遇了，子弹带着尖利的啸叫从头上飞过。不知什么东西落在我身边，沙土里冲起一条细细的烟柱。别人告诉我，这是飞来的流弹。好险啊，只差一点就要打到我身上了……好多人都像我一样，头一回经受打仗，非常紧张，有的人还掉了队。头上子弹乱飞，前面枪声不停，我心里想，既要当红军，就要经住打仗这一关。”
1984年10月23日，我们访问同康克清一道上山的女伴张良时，她还回忆道：“我们上了山的人编成万泰游击队，分三个中队。我们住在茨坪工农政府内。当时把打土豪的东西分给各人，因我们匆忙走没带东西，每人分了一匹布一斤棉花，我们给大家做衣服。12月，毛泽东在山上，说红军就要下山，说去打你们万安，你们欢喜不？我们说欢喜。后来红军没有打万安，而下了山往赣南游击，打了瑞金，但未打胜，而退走，又到了广昌，边走边打，第二次打进了瑞金，住了几天……。”
《万安革命斗争史》中记述此事件时还有如下一段记述：“随红军到达井冈山的万安革命同志和群众，由刘光万同志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朱德同志对来到井冈山的万安八十多位革命同志和群众讲了话。他说：万安的同志吃了苦，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牺牲了好多同志。这次红军去游击，救出了一部分同志，今后还要去救出更多的同志。农历八月下旬，在朱德同志的直接指导下，组织了万安赤卫队，由游必安同志任队长。”
“万安八十个农民上井冈”已经写进了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