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
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1〕[马日事变，指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在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指使下，所部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的反革命叛乱。当日晚，许克祥派部队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其他革命团体，捕杀共产党员、工农革命群众。二十一日为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故称马日事变。]以后，湘南各县的革命力量也和湖南全省一样，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但还是有少数同志潜伏了下来，湘南特委又派了一些在衡阳读书的学生党员回家乡去恢复党的组织和工作。暴动以前，特委设在衡阳，书记是陈佑魁同志，宣传部长是周鲁同志。耒阳、郴县、宜章都有县委的组织，永兴县有特别支部，资兴也有党员的活动。陈伯魁同志，湖南麻阳人，是个大学学生。周鲁同志，湖南溆浦人，大概是长沙的中学学生。
八一南昌起义、湖南秋收暴动〔2〕[湖南秋收暴动，即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九二七年九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决议，中共中央特派员、中共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把驻在修水、铜鼓地区中共领导的原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平江、浏阳等县工农义勇队及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以卢德铭为总指挥，十一日，在湘赣边发动了秋收起义。]之后，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十一月扩大会议，号召全党举行武装暴动、建立政权、建立武装，进行土地革命。一九二七年，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后转战湘粤赣边区的一支队伍到达广东、湖南交界的地方，在广东乐昌县的坪石镇和湘粤边界的宜章县城打起了红旗，举行了宜章暴动，打败了马日事变刽子手许克祥驻坪石的军队，占领了坪石镇。这就点燃了湘南暴动的熊熊之火。这支部队就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3〕[实际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为师长，陈毅为党代表。
宜章县委书记是胡士俭同志，出面领导暴动的是胡少海同志。胡士俭是郴县人，是衡阳第三师范学生。胡少海是宜章人，父亲是宜章的大地主，他原名胡鳌，很有活动能力，我早就听到过他的名字。他们在朱、陈的武装支援下举行暴动，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发展了一支二千多人的武装部队，当时称为工农红军第三师〔4〕[实际称工农革命军第三师。]，胡少海为师长，打响了湘南暴动的第一炮。
回家乡联络革命力量，举行板梁暴动
我在大革命失败后，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从北伐军唐生智的部队退出〔5〕[黄克诚同志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由中共湖南党组织选派到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一九二六年六月毕业后，自愿到北伐军工作，由北伐军总政治部分配到唐生智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做政治工作。]，回到湘南。当时我持有湖南省委给湘南特委的介绍信，但因我身着唐生智部队的军服，被接头的人怀疑，没有接上关系。只好回永兴县油麻圩家乡，找机会再去接头。
永兴县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的支部。最早的支部负责人黄庭芳同志是和我在衡阳一同入党、一同在广州政治讲习班学习的同志。一九二六年夏天，湖南省委派黄庭芳为永兴县特派员，在家乡搞农民运动。他在永兴发展了党组织，建立了永兴第一个党支部。永兴县的农民运动是在他领导下开展的，许多区、乡都建立了农民协会，并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农民自卫军。黄庭芳同志担任了县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尹子韶同志担任农民自卫军的队长。尹子韶是湖南长沙的中学学生，在永兴县的小学里担任地理和体育教员，是我读高小时的先生。马日事变后，黄庭芳同志被捕，英勇牺牲。国民党称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为“暴徒”，尹子韶则被称为“暴徒头子”，被通缉，潜伏起来了。
我回永兴后，先找到在家躲藏的共产党员刘申、邝振兴，共青团员黄平，又和尹子韶建立了联系，还联系了一些具备入党条件的革命青年，如李卜成、刘木、何宝成、刘明初等同志。刘申是衡阳成章中学的毕业生，一九二五年到北京入中国大学读书，在北京入党，一九二七年从北京回广州参加大革命，正赶上大革命失败，只好回永兴家乡。邝振兴是衡阳第三师范学生，在衡阳人党。黄平原名黄景藩，是衡阳的湖南第三中学学生，是学生中的活动分子，在衡阳参加共青团。李卜成也是衡阳三师的学生。刘木、何宝成、刘明初都是衡阳大同中学的学生。这7个人都是我在衡阳组织的“永兴旅衡学友互助社”的社员，我对他们早有认识。这时我就和刘申、邝振兴、黄平、李卜成一起研究如何找到上级党，以便正式建立党的组织。黄平听说湘南特委派了党员在永兴县城里工作，建议找一找。我就和他们一起，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跑到县城，通过一些关系，找到了党的永兴特别支部。支部书记叫向大复，我拿省委介绍信和他接上头，从此正式开展了党的工作，首先吸收了李卜成、尹子韶、刘木、何宝成、刘明初等同志参加了党组织。
向大复同志也是衡阳的学生，衡山人，被特委派到永兴县工作时间不长，以开照相馆作为掩护进行活动，联系的人不多，所以看到我们主动来找就非常高兴。他立即召集特支扩大会议，地点是在离县城十公里地的一个塔上。参加会的共有十多人，除我们五个和向大复外，其他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决议，并研究如何执行。这个在瞿秋白同志领导下作出的决议，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任务，号召全党组织群众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革命军。史实证明，这个号召是正确的，有非常大的指明道路、鼓舞人心的力量。但同时，这个决议又提出了“左”倾盲动的政策，如极端严厉、毫无顾惜地杀尽豪绅反革命派，摧毁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对资产阶级上层的店东、商人实行革命群众独裁，不许阻止群众剧烈的革命行动等。我已记不清湖南省委或湘南特委是否还有行动口号同时传达，但印象里却很深地留着有：“杀！杀！杀尽豪绅反革命，烧！烧！烧尽他们的巢穴！”这样的语句。向大复传达完毕后就开始讨论，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振奋，一致赞成搞武装暴动。但讨论到何时行动时，我却和邝振兴争论起来。邝主张立即暴动，我说现在我们的人太少，连“暴徒”都没有联络几个，还得做工作，聚集力量，为暴动做准备。当时邝振兴批评我胆小害怕，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后来永兴县委也一直认为我右倾，以至暴动后有一段时间不让我参加县委，这是我被批为右倾的开始。会上赞成邝振兴的人比赞成我的人多，但因实在没有力量，最后还是得先做准备。决定以便江（即耒河）为界，江以东由向大复直接负责，江以西由我为召集人，联络“暴徒”，发动农村青年，并做发展党的工作。
准备工作进行一个多月。在一九二八年一月里，我家乡有人到坪石去挑盐，回来告诉我，坪石来了红军〔6〕[此指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的队伍。]，为首的姓朱，打败了白军；盐平时卖九到十块钱一担，现在红军用一块钱一担卖给农民，我听了非常高兴。虽然那时并不知道朱德同志的名字，但听到党领导的红军占领了坪石，就认为我们起义的时机到了。于是我立即找黄平、刘申、尹子韶商量。因为尹子韶原来就是永兴农民自卫军队长，有号召力，是所谓“暴徒”头子，和许多“暴徒’有联系，所以决定仍由他出面领导武装暴动。当时我们在便江西侧已有一支一百多条枪的革命力量，工作基础较好的地方叫板梁，是个大村子。这时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工农红军已从坪石、宜章向北，配合郴县暴动，打开了郴县县城，打垮了国民党驻在城里的一个团，并把这一带的民团都打垮了。有些被打垮的民团带几十条枪跑到板梁，这对我们真是再好没有的机会。于是以尹子韶为首，带领我们组织的一百多人，就在板梁举行暴动，包围了民团，把他们的几十条枪全部缴械，武装自己。这一胜利影响很大，附近村子纷纷响应。我们就在油麻圩一带插起红旗，号召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有些暴动农民头戴红巾，臂带红箍，腰围红带，腿缠红裹，打着红旗，十分红火。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几天后，队伍就发展到几百上千人。
永兴、资兴等县相继举行暴动
这时，郴县已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李才佳同志担任县苏维埃委员长。李才佳是郴县人，大革命时期就是郴县农民协会委员长。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同志是衡阳人，是夏明翰〔7〕[夏明翰，一九二五年后历任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长沙地委书记等职。一九二七年三月任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秘书和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一九二八年初，奉调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二月八日在武汉被捕，三月二十日在武汉英勇就义。临刑前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壮烈诗篇。]同志的弟弟，也是衡阳三师的学生。邓允庭同志率领的郴县武装部队已经发展到二千多人。邓允庭也是郴县人，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当时郴县的部队就称为工农红军第七师，邓允庭为师长。朱、陈主力部队打开郴县后继续北上，由郴县向耒阳前进。大军路过永兴县的油麻圩。这附近有一个大村叫车店。这里几百户人家都姓刘，我们党支部的刘术就在那里活动。板梁暴动后，刘木在车店也举行暴动，这时也组织了近千人的武装队伍。朱德、陈毅同志路过油麻圩时，就派了一个连帮助刘木的队伍去攻打永兴县城。永兴城里没有国民党的部队，只有些民团，一打就跑。城里有特支的工作基础，这时革命同志就起来暴动，县城很快就被我们的队伍占领。那时，尹子韶的队伍也赶到了。我得到要我们去永兴城的通知时，正是阴历年的除夕，顾不得过年就和刘申、黄平、李卜成等赶去了。占领县城后，特支改为县委。这时向大复已被调到郴县担任宣传部长，湘南特委派了李一鼎同志代替他的工作。李一鼎是郴县人，也是衡阳三师的学生。这时李一鼎任县委书记，刘申任组织部长，李卜成任宣传部长，黄平任县青年团团委书记，刘木任县苏维埃的委员长。把原来刘木、尹子韶的两支队伍，连同县城里起义的武装合编成永兴红色警卫团，尹子韶任团长，我担任党代表兼参谋长。李腾芳任肃反委员会主任，邓孝榜任财政委员会主任，刘在南任教育委员会主任。他们都是永兴县人，李腾芳是黄埔军校4期学生，邓孝榜、刘在南都是永兴小学的教职员，邓是庶务，刘是国文教员，都是我高小时的先生。县委随后又派出邝振兴、何宝成、刘明初、龙先图等同志分赴各区去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区、乡政权，组织武装，不久全县各区、乡的苏维埃政权都建立起来，组织了农民赤卫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
继永兴之后，资兴县的同志也举行了暴动。但开始时群众基础较差，枪支较少。起来暴动的曹亮华同志也是三师的学生，记得那时他在亲手杀了一个恶霸地主之后，手上血迹未干，就跑到永兴来搬援兵。时间大约在二月中旬或下旬，永兴县委决定派尹子韶同志带领警卫团主力去帮助资兴暴动。不久就配合资兴的同志打开了县城，建立了资兴县苏维埃政权并组织了武装队伍。资兴的县委书记是黄义藻同志，他是资兴人，是第三中学的学生。尹子韶同志完成任务从资兴回永兴后，县委又派他带队去支援安仁，打败了那里的地方武装，打开了安仁县城，由唐天际同志出来担任县苏维埃委员长，领导那里的工作。唐天际同志家在安仁，也是衡阳的学生。他参加了南昌起义，是在广东时队伍被打散后回家的。
桂阳县靠近永兴县边界有一个区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领导起义的是邓华堂、邓三雄两人。邓三雄是农民中的活动分子，邓华堂则是个军人。孙中山先生在广东的时候，邓华堂曾在那里当过团长。大革命失败后回家。永兴县暴动胜利，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后，邓华堂曾来永兴联系，要求支持，他回去后就举行了暴动，在他们那个区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第一师经过永兴时并未停留就继续北上，支援耒阳的暴动，打下了耒阳县城。耒阳是湘南各县中党群工作的基础最好的地方。我还记得大革命后担任耒阳县委书记的是刘寅生同志，他是衡阳第三师范的学生，我和黄庭芳人党时曾请他当介绍人，他后来调酃县工作，听说就在一九二七年冬或一九二八年春被民团包围中弹牺牲了。接替他担任耒阳县委书记、参加过湘南暴动的邓宗海同志，是耒阳人，衡阳的中学生。耒阳县在大革命时期的农协委员长是刘石同志，湘南暴动时我没有见到他，可能当时不在湘南，但后来我在长征时却见到过他，他在长征队伍过贵州的时候牺牲了。暴动时担任县苏维埃委员长的是刘泰同志，他是衡阳成章中学学生，出面领导耒阳暴动，是耒阳农民运动中有威信的组织者。耒阳县也建立了一支二千多人的武装队伍，干部比较强，枪支也比较多。团长是邝庸同志，他是黄埔军校第三期的学生。还有一个耒阳的伍中豪同志也是黄埔军校学生，参加过南昌起义，在朱德同志军中，后来在红四军二十八团担任营长，红军攻打长沙〔8〕[指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时，他是红十二军军长，在红军向攸县、茶陵、永新撤退时牺牲。
反对“左”倾政策
一九二八年的第一季度，湘南暴动是一片蓬勃兴旺景象。
但以陈佑魁同志为首的湘南特委坚决执行盲动主义路线，“左”得很。特委下令各县县委镇压反革命，烧房子。不但要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房子，而且要求把县城的整条街道和所有商店都烧掉，并且要求把从耒阳到坪石的公路两旁五华里以内的房屋全部烧掉。认为这样可以使敌军到来的时候没有房子住，可以阻止敌军进攻。
这时，反动地主正在聚集力量，准备反攻。特委指挥各县执行这种过“左”的政策，引起群众不满，反动地主就乘机煽动农民反对我们。我的哥哥是个同情革命的老实农民，他就曾对我说过，你们为什么要到处烧房子呢？这样搞法老百姓就不得安生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房子也可以分给穷人住，烧房子可不得人心。当永兴县委商量烧城的时候，我曾表示反对，被县委书记批为右倾，并指定要我带头烧。我还是不同意，后来采取调和、折衷办法，烧了城里的衙门、机关、祠堂、庙宇和个别商店，没有整条街的烧。据我所知，郴县、耒阳都按特委指示烧了县城，耒阳烧得最厉害，宜章没有大烧，资兴也没有全烧。
在这个时期，湘南特委曾派周鲁同志到井冈山传达省委的决议。周鲁回来经过永兴县城时，谈了他在井冈山的见闻。大讲毛润之〔9〕[毛润之，即毛泽东，字润之。]右倾，说他不赞成这种杀人、烧房子的政策，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我这时才知道毛泽东同志反对烧、杀，大大坚定了我不赞成烧、杀的看法，心里很为高兴。
这种烧房子的办法使农民大为不满，有些起义农民在反动地主的策动下，开始“反水”〔10〕[“反水”，方言，意为叛变，此处指农民起义军中的一些人员叛变。]。特别是烧公路两侧十五华里以内的房子，更是直接损害农民利益，大大遭到农民的反对。郴县县委动员农民烧房子，农民不干，反动地主乘机煽动，一些起义农民就撕下红袖章，换上白袖章“反水”了。郴县“反水”农民跟着地主武装杀害了县委书记夏明震同志，还杀了县里其他一些负责人。陈毅同志就回到郴县去镇压反革命，并留在郴县主持县委工作。永兴县油麻圩、马田圩都有农民打起白旗“反水”，县委只好派尹子韶同志带领县警卫团主力出去镇压。不久，邻近永兴的桂阳县苏维埃区里的农民也“反水”了，他们求助于永兴，尹子韶就又带队伍去支援桂阳。朱德同志曾留了一个主力排在永兴，这时也和尹子韶一起行动。我因为工作需要，留在县委，没和尹子韶一起带队外出。县里只留下不足三分之一的较弱的兵力。二十余支枪，由我带领留守县城。
大约在一九二八年的四月上旬或中旬，敌军大举进攻。国民党部队以数倍于我的正规军兵力从衡阳向耒阳、永兴、郴县、宜章一路打过来。
湘南特委在暴动后已从衡阳迁到耒阳，陈佑魁同志被调回省委，由杨福涛同志代替他担任特委书记。杨福涛同志是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的一个领导人，是湖南省委的候补委员。当耒阳县城烧毁以后，朱德同志率部队移驻耒阳乡间，湘南特委就经过永兴移到郴县。我曾在特委经过永兴时见过杨福涛同志一面。敌军进攻时，朱德同志率部退往井冈山，路经安仁县，唐天际同志就在那时随主力上了井冈山，陈毅同志率郴县部队和特委机关一起撤到资兴，从资兴再向井冈山撤退时，杨福涛同志不肯上山，说特委守土有责，决定从资兴再回衡阳。我们的同志真忠勇，但也确实没有对敌斗争的经验，特委机关几十个男女同志就这么离开部队，挑着油印机，由资兴向衡阳前进，在半路上就被民团包围杀害，杨福涛同志和特委机关其他许多同志就这样牺牲了。
耒阳县首当其冲，可能损失较大。我虽不了解耒阳县具体情况，但耒阳县原有二千多人的武装，上井冈山时，队伍只有七百多人，估计大约是这个原因。不过耒阳的干部还是比永兴的保存得多些，枪支也多。永兴在撤退时，是几个县中准备工作做得差，损失最大的一个县。敌军过了耒阳就到永兴，我们撤退时十分仓促，县委书记李一鼎下令让我带留城部队掩护县委撤退时，敌军已兵临城下。事先没有做准备，县里下乡的干部和负责区、乡工作的干部都没有集中到县里来一起撤退，后来绝大多数都被敌军或民团抓住而牺牲了。刘木同志、李腾芳同志都在这一次牺牲，还有邝振兴同志、黄楚魁同志、龙先图同志、唐乐尧同志、罗树梅同志，刘申之弟刘芳荃同志、何宝成同志、刘明初同志也都在这一次牺牲了。龙先图、黄楚魁、唐乐尧、罗树梅、刘芳荃都是衡阳第三师范的学生。还有一个刘英同志，大约是衡阳大同中学的学生，他在农民暴动时，拿着一把刀赶来参加，路上遇见一个民愤很大的土豪劣绅，就拿刀把他杀掉。他后来被自己的父亲捆送到民团，牺牲了。许许多多参加暴动、积极打土豪劣绅的农民同志也都被杀害。我还记得黄清松、邓大雄、廖良仔、刘芳甲同志的姓名，也是这一次被害牺牲的。更可痛心的是尹子韶带领的县警卫团主力一千多人、一百多条枪还在桂阳，后来全被敌人打得死的死、散的散，一人一枪都没能撤退出来。连朱德同志留在永兴的一个主力排也和他们一起损失了。
任红军独立团团长，带队上井冈山
我们仅仅做到集中了留在县城的全体于部和武装力量，还带了少量家属，一共八百多人，从永兴的南门撤到资兴的三都，再撤到资兴的彭公庙，经过中村、水口到达了酃县。在酃县住了三四天，县委决定把全部人员合编为一个红军独立团，由我担任团长，李一鼎担任党代表。县委委员刘申、李卜成、黄平等都在军中做政治工作，担任组织、宣传和团书记等职务。邓孝榜、刘在南也都随军行动，邓仍负责管财务。由于只有八百多人，团下只设两个营。一个营长叫刘承羔，是个带有江湖气的农民暴动的领头人；还有一个姓黄，在后来打黄凹时被撤职，由曹福昌同志代替他担任营长，曹福昌是黄埔四期的学生。
队伍改编后就向井冈山出发，经沔渡到达井冈山下的大陇。这里已经属于江西宁冈县的地界。那时朱德同志的主力部队已经和毛泽东同志的主力部队在井冈山下宁冈的砻市会师，耒阳、资兴、郴县、宜章的队伍也都到达了井冈山。这几个县中宜章在最南边，可能撤退时比较从容一些，胡少海同志先率队伍上山，肖克同志后来还带了一部分人赶到，他们保存了二千多人的队伍。郴县在永兴的南边，自从夏明震同志被杀害后，陈毅同志就留在郴县领导县委的工作，郴县撤退组织得较好，保存了二千多人的队伍。资兴位置偏东，比较接近井冈山，撤退的队伍都要经过资兴，他们也保存了二千多人。总计湘南五县撤到井冈山的农民起义队伍一共约有八千人左右。
毛泽东、朱德同志把各个方面的队伍集合起来，改编组成红四军，建立了三个师、八个团的队伍。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三个师的番号是十师、十一师、十二师。朱德兼第十师师长，下设两个团。第二十八团有二千多人，是朱德同志从广东带来的主力，团长王尔琢〔11〕[王尔琢，一九二七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参谋长。一九二八年一月，参加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参谋长。四月湘南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带领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后，任工农红军第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同年八月在江西崇义思顺圩被叛徒暗枪击中牺牲。]，党代表何长工。第二十九团是宜章暴动起义的部队，团长胡少海，党代表胡士俭，十一师师长由毛泽东兼任。下面有三个团。第三十一团团长张子清〔12〕[应为伍中豪。]，党代表何挺颖，队伍有一千多人，是毛泽东同志秋收起义组织的。第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党代表我记不清了。听说是陈东日，队伍有几百人，是原来在井冈山一带活动的地方武装，被毛泽东同志争取参加红军的。第三十三团是郴县暴动的农民军，团长邓允庭，党代表邝朱权（邝后来叛变）。十二师师长是陈毅同志，下面也是三个团。第三十四团是耒阳的农民军，团长记不清是刘泰还是邝庸，如是刘泰，则邝庸是副团长。党代表是邓宗海。三十五团是永兴的农民军，团长黄克诚，党代表李一鼎。三十六团是资兴的农民军，团长李奇中，党代表黄义藻。
改编时，陈毅同志从砻市来大陇视察，我向他提出希望再派一个团长来，我自己仍以做政治工作为较适宜。改编后，十二师即从大陇上山，经过茅坪、黄洋界、大井、茨坪、小恒州等地下山，到遂川县的黄凹和二十八团一起与朱培德〔13〕[朱培德，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湘赣“剿匪”总指挥。]的队伍打了一仗，把他的一个营打跑了。当晚朱德同志作报告，给大家讲国内外形势。敌军退到五斗江，我军又追到五斗江，再打一仗把敌军大部消灭。占领五斗江那天正是五月五号，我参加了党召开的纪念马克思诞辰的会议。五月六号，十二师就开到永新的拿山，在那里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红军十师、十一师则发起对永新进攻的战斗，胜利占领了县城。
奉命带队返回本县打游击
在拿山，领导上派戴诚本到三十五团当团长。戴是浙江人，黄埔军校学生。几天后，队伍又改编，取消了十二师的番号，把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这三个团合编为第三十团。派原十二师的参谋长刘之致为团长，陈毅同志回到军部，戴诚本也回原部队去了。原来的团都改编为营，我先被派到资兴的营，三四天后又被调回永兴的营。但这个三十团也只存在了不到一个星期。当队伍从拿山再上井冈山到大井宿营时，晚上李一鼎告诉我，领导已决定把耒阳、永兴、郴县、资兴四个县的农民武装编成四路游击队，仍然派回本县去打游击。并决定让我担任第二路游击队司令员，以原来的营长刘承羔和曹福昌为副司令员。于是我们就又改成游击队，并于第二天出发动身返回湘南。主力部队派第三十一团的第三营掩护游击队过了水口，就返回井冈山了。
永兴县游击队和耒阳县游击队同走一路，三天就到达永兴县的边界。李一鼎告诉我们说他要去找特委，把县委书记的工作交给我代理，他夫妇二人就离开了队伍。这以后，李一鼎下落不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我们和耒阳县游击队进到离永兴县城三十里名叫树头下的地方分路。他们回耒阳，我就召集县委和部队干部开会。这时我们已经知道永兴县城驻有国民党一个团，而我们自己虽有几百人，却只有二十多支枪，不但缺乏训练，而且还有老幼妇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游击战争需要认真研究一下。我们那时都非常缺乏斗争经验，后来才听说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可是上井冈山时根本没有见到他，在匆忙中没有学到东西。李一鼎走后，县委只有我们四个人，他们比我还缺乏经验，我成了主要负责人，必须对这几百人负责。我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把队伍拉过江去打游击会站不住脚。因此提出一个意见，主张把妇女老幼动员回家，留下精干力量在江东，在永兴、资兴、安仁三个县的边界打游击；选择三个县边界，为的便于利用敌人空隙；选择在江东，为的便于在不利时间向井冈山靠拢。但这个意见除县委几个人外，其他干部都反对。以游击队副司令员刘承羔为首坚决反对我的主张，提出要攻打永兴县城，否则也一定要回到江西边，并发牢骚说：你把我们带出来，也应该把我们带回去。农民队伍纪律很差，家乡观念极重，暴动后一直忙于开辟工作，接着就撤退、改编、上山、下山，没有进行训练。我们又不懂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预先没有抓这个工作。队员的家乡多在江西边，他们一直想回家，情绪很难扭转。我再三说以利害，一直谈到黑，意见还是不能一致。大家都累了，我们只好安排大家休息，打算第二天再作决定。哪知道这刘承羔半夜里就自由行动起来，乘县委几个人睡着的时候丢下我们，带队向过江的方向移动，连邓孝榜、刘在南也跟他走了。快天明时，他们碰到民团，打起枪来。那时有些民团实力相当强，永兴游击队枪支很少，一打就垮了，许多同志就各自跑散回家，只有两个队员仍返回到我们这里。我们听见枪响，才发现出了问题。县委4个人加上回来的两个人就去追耒阳的队伍，耒阳游击队枪支多、骨干强，刘泰、邝庸、邓宗海都在队伍里。在路上大家商量了一个办法，扯起国民党的旗帜作伪装，出其不意的袭击了附近一个镇的地主武装，又缴到二三十条枪和几千块钱，情绪很高。耒阳的队伍也多是江西侧的农民，也要求回江西边打游击，刘泰、邝庸也赞成过江。只有县委书记邓宗海不赞成过江，他就留下县委几个人在江东坚持工作。听说他坚持了一个时期，终于被民团抓住牺牲了。
耒阳的队伍过到江的西边后，我们就离开他们仍回永兴县界。没有了队伍，我们就只能依靠亲友关系隐蔽下来了解情况。这时才知道我们撤退后，国民党杀了无数的人。耒阳牺牲的人上万，永兴被害的有三千。永兴旅衡学友互助社的同志留在永兴的几乎全被杀光了。又听说原警卫团团长尹子韶同志还在被“通缉”，不知躲在何处，我们设法打听，也不知下落。其他各县情况也差不多，死的人成千上万，不死的也不知逃向何处了。没有几天，就又听到耒阳游击队被打垮的消息，刘泰、邝庸同志都牺牲了。又听到永兴的游击队跑散回家的同志们大多数都被民团抓去牺牲了。刘承羔回去就被杀害，邓孝榜、刘在南也都已牺牲。曹福昌夫妇二人回家就分了手，女方跑到南京，背叛了革命。曹福昌存身不住，也跑到南京，被女方出卖，牺牲了。郴县的游击队也是回去就垮了，领导人李才佳同志也牺牲了。只有不多几个同志半路折返井冈山，得以保存。邓华同志和向大复同志就是这样回到井冈山的，邝朱权、邓允庭也是半路上返回井冈山的。资兴位置偏东，离井冈山较近，尽是大山，敌人力量又较弱，游击队得以在那里坚持一年左右，在龙溪洞建立了一小块根据地。但后来也垮了，县委书记黄义藻同志牺牲了。
只有宜章胡少海的二十九团留在井冈山，经过了一段训练，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和二十八团一起在朱德同志领导下回到湘南，一度打下郴县县城。后来敌人反攻，二十九团大部被打垮，只剩下一小部分由胡少海、胡士俭、李子超、肖克等同志率领，随二十八团返回井冈山。后来胡少海同志到了中央苏区，大约是在一九三○年或一九三一年牺牲的。胡士俭同志也到了中央苏区，在打大柏地的时候牺牲了。李子超同志是宜章县青年团的书记，衡阳第三师范的学生，他后来被派回资兴地区任团委书记，在那里牺牲了。
我记得的参加湘南暴动的同志，后来牺牲了还有下列同志：
李天柱同志，耒阳人，暴动后上井冈山。一九三○年以后在湘赣地区担任红军师长职务。红军长征时，他留在湘赣地区坚持斗争，在那里牺牲了。
谭楚才同志，耒阳人，在暴动中担任一个区的领导工作。暴动后上井冈山，后随游击队回耒阳。队伍垮了以后，他跑到中央苏区。红军长征时，他留在川南打游击，牺牲在川南。
张风岗同志，耒阳人，衡纟纟三师学生，参加耒阳暴动。敌人进攻时未来得及撤退，在被缉捕不能存身的情况下化装逃到江西找党，后来回到红军担任师政治部主任。长征时留在川南，牺牲了。
彭芷荀同志，耒阳人，三中学生，湘南暴动时是耒阳县委组织部长或宣传部长，随队伍上山，又随队伍回耒阳。队伍垮了以后，我听到刘泰、邝庸牺牲的消息，却不知彭芷荀在何时何地牺牲了。
谢翰文同志，耒阳人，参加暴动上井冈山，没有回耒阳；后在红五军、红三军团工作，担任过师政委。抗战后在十八集团军总部担任过秘书长，百团大战以后牺牲了。
李鸣铁同志，资兴人，中学学生，参加暴动上井冈山，后来去红三军团工作，担任过红五军政治部组织部长；长征快到陕北，在即将进入苏区的时候因病牺牲。
黄义行同志，资兴人，第三师范学生，参加暴动上井冈山，后来在红三军团所部担任过团政委，在第三次反“围剿”以后牺牲了。
邵杰生同志，也是资兴暴动上井冈山的青年学生，后来我在红军中见过他，但不知他在何时何地牺牲。曹亮华同志也是我后来在红军中见过，不知何时何地牺牲的。
高静山同志，宜章人，衡阳第三师范学生，是衡阳第三师范闹学生运动时的领头人，宜章暴动后上井冈山，后在福建牺牲。
曾日三同志，宜章人，参加暴动后上井冈山，后在红军担任过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后在张国焘的西路军中牺牲了。
李惠黎同志，永兴人，衡阳大同中学学生，参加湘南暴动，担任区的领导工作，敌军进攻时来不及撤退，自己逃出永兴找党，后来在武汉接上关系，和李卜成一起工作，李被害后跑到洪湖苏区。
李翔同志，永兴人，第三师范学生，和李惠黎一起参加暴动，一起逃出永兴，又一起到洪湖苏区工作，他二人不知何时牺牲。
还有邓题发、邓大开同志，都是永兴的农民，在湘南暴动时参加朱德同志的队伍，邓大开同志在红军攻打长沙时牺牲了，邓题发同志在江西苏区时和我见过，在第二次或第三次反“围剿”时牺牲了。
我还要提到永兴县油麻圩农村的两个旧知识分子，一个叫康子良，一个叫邓克均，他们都是秀才，都不是党员，暴动时期都快五十岁了，我们也并未联系他们，但他们自己起来响应暴动，带起一些人建立了乡苏维埃政权，暴动失败后，这两人都被杀害。邓克均的哥哥邓笔轩，也是个旧知识分子，也被连累受害，牺牲了。
和我们在一起的两个战友，一个叫廖子厚，是永兴城里的学生，要求设法送他回家，我们托人送回去了，他后来参加了十九路军，在江西红军打十九路军时又跑回红军，随即牺牲了。另一位是衡阳人，忘了姓名，他原是永兴的打铁工人，这时决定回衡阳，路上曾被民团抓住盘问，他什么也不承认，后来就被放回衡阳去了。最后只剩我们县委的四个人，也是存身不住，我和李卜成决定离开永兴找党组织，从湖南经过武汉、南京跑到上海才和党联系上，两人就分开了。我回到红军，李卜成派在武汉工作，后来牺牲了。刘申和黄平在家乡隐蔽几天后，跑到广东乐昌一带，刘申在那里牺牲了，黄平又回到家乡隐蔽坚持，后来还和尹子韶联系上了。抗战开始，我从家信中得到消息，就寄信寄钱回家，要家里转给他们，让他们出来参加抗战。但那时尹子韶已在嘉禾县被害牺牲。黄平动身到西安，走到长沙时，碰见湘南特委的王涛同志，把他留在湘南工作。王涛同志在抗战时被国民党杀害了。黄平同志因为和群众关系极好，到处有人掩护，一直坚持到解放后，于一九五九年去世。
总计湘南暴动拉到井冈山的八千农民军，除保留少量干部外，本身没有形成一支革命的队伍。这和暴动时期执行“左”的路线有关，和几县农民军缺乏一个总的领导有关，也和我们这些县里的干部缺乏经验、缺乏能力有关。但当队伍拉到山上后，领导上很快决定派回本县打游击，固然是粮食装备缺少、环境困难所迫，但这个决定还是过于仓促了一些，缺乏应有的准备和进一步的指导。四个县回去的五六千人，除少量于部外，可以说是全部垮掉和大量牺牲了。总的来说，整个党在那时都没有经验。湘南暴动每一步都有严酷的教训，这些教训都是许多同志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的党，我们的先烈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谨以此回忆，表示我对先烈的崇敬和哀悼。
*这是黄克诚一九八年写的回忆文章，原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年第四期。小标题是编者加的。
《黄克诚军事文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