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龙溪洞休息了一两天，就在毛泽东师长的率领下向井冈山前进。
当时，并不晓得什么井冈山，只知道在湘赣两省交界的地方有片大山，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就在那一带活动。
毛泽东是中央委员，部队中很多人习惯称他为毛委员。大革命时期，我曾经读过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其中揭示的真理深深折服。
这次，与他接触了短短的几天，他那轩昂的气度，敏捷的谈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能因为我是湘南起义部队中第一个与他见面的，40年后——1968年的“五一”劳动节，我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主席，他握住我的手，笑着谈起了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说：“我们是在龙溪洞见面的，那时候，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
我真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毛主席还记得我和他的那次见面，还记得我们那支小小的农民起义武装。我回答说：“男女老少加在一起，有五、六百人，六、七十条枪，300多杆梭镖。”毛主席听后不住地点着说：“揭竿而起，揭竿而起！”记得在沔渡，我们会合了一支特殊的部队——水口山工人起义武装。水口山是衡阳西面的一个矿区，我在补充第5团时听说我们的团长、著名共产党人蒋先云去黄埔军校前，曾在水口山矿区做工人运动，并当工人俱乐部主任，因此对水口山这个名字颇感亲切。这支工人武装约有300人，百十条枪，是清一色的产业工人成份。他们从水口山走到湘南，与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会合后，命名为第一师特务连，又走到湘赣边。他们经过长途跋涉，依然精神抖擞，威武严整，令我们这些农民军啧啧赞叹。
从沔渡到十都，见到了宜章县委和宜章农民团团部，我们归队后，一起到砻市集中。
砻市是宁冈的一个大集镇，群山环抱，清澈的龙江穿市而过，江畔屹立着一座古老而雄壮的建筑——龙江书院。我们一到砻市，就听说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都集中在这一带。宜章独立营营长龚楷对我说：“你还没见过朱德师长呢，我带你去见他。”
我在南昌起义前，不知道朱德的名字。起义后从行军的布告中得知，他是9军副军长，常率所属3、4个连打先锋。后来知道他是反袁护国军高级将领，到西欧和苏联留过学，是共产党员。湘南起义，我们都知道他起了主要作用。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败了“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许克祥，真是大快人心。我心目中早已认定他“知兵”，自然很想见他。
龚楷带我到砻江书院，他走在前面，一推门，就听到一个四川口音说：“是龚楷吗？快进来，快进来！”
龚楷跨进门去，又听到那个声音说：“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和你在一起的萧克没有来？”
龚楷马上把我拉到前面，说：“他就是。”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年约40来岁，身体健壮，面庞黑红，神色慈祥的老军人。不用龚楷介绍我就知道他是朱德。我激动地敬了一个军礼。
朱德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的名字我早就知道，你们干得好。”
我向朱德汇报了碕石暴动和在黄沙、梅田活动的情况，感慨地说：“南昌起义失败后，我苦苦地找党；湘南起义后，也到处找朱师长。”
朱德说：“现在革命力量在湘赣边大会合，今后，会有一个大发展。”
我们到砻市不久，就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称红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我记得当时成立了3个师，下分9个团，其中28团是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的；31团是由秋收起义部队改编的；我们宜章农民军编为29团。井冈山农民袁文才与王佐等部队改编为32团。其余各团，都是湖南农民改编的。不久，龚楷调任28团任2连连长。我为29团2营7连连长。
红4军成立那天，在砻市南边的草坪上，举行了庆祝两军胜利会师和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人很多，真是盛况空前。人们用许多禾桶排成方形，上面铺起门板、木板，作为大会讲台和舞台。毛泽东、朱德、王尔琢在大会上先后讲话。我现在还记得毛泽东那天讲的几句话，他说：我们是工人农民的队伍，要遵守纪律，工人农民的东西即便一个鸡蛋也拿不得。
这段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因为以前也常听讲纪律，但没有像毛泽东讲得这样形象、深刻，特别是他说“我们是工人农民的队伍”，我觉得恰如其实。北伐时期，我们唱过工农兵大联合歌，现在更现实了。
井冈山第4军成立后，部队尚未整编完，就接到出发的命令。上级通知带5天的粮食，但没有讲去哪里，我们只知道要翻过那座有大小五井的高山。
仲春时节，山茶花红，油菜花黄，竹林翠绿，溪流碧青。我们沿山间小路盘旋而上，走了一会儿，朝下望去，白纱似的云彩竟飘拂在脚下，置身山中，如临仙境。
我们在大小五井住了一夜，又下到小行州住了一夜。在小行州，我第一次见到陈毅。南昌起义军南下时陈毅是25师73团指导员，但我并不认识他。
还在湘南起义时，人们常提到起义领导人朱德、陈毅，我才知道他的名字。
陈毅在湘南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的党代表，我在湘南第一师的布告上看到他的名字。井冈山时期，陈毅先后任过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务，主要做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他性格开朗、豪放、豁达，批评人很严厉，甚至骂人，但不记仇，大家又觉得他宽厚、诚恳，愿意与他交谈。我们到小行州的第二天一大早，又沿着朱砂冲的小路前行，8点左右到了黄拗。一出山口，就听到枪声炒豆般地响起来，黄坳街后面的两座山上火舌闪闪。枪声就是命令。我们立即展开成战斗队形，向敌人的辟地冲去。
29团是湘南农军，有千把人，枪却不到300支，大部分人使用的武器是梭镖。这种梭镖长约2米，两刃雪白，刀柄是一寸直径的铁圆筒，插入木杆，刀刃下面围一圈红缨，衬着白晃晃的刀刃，好不威风。
农民军武器不好，但有冲劲儿，又仗着人多，分几路冲过去。只见漫山遍野的梭镖，像潮水一样，冲过黄坳河，又往山上冲，很快便把敌人冲垮了，缴了50多支枪。
战斗结束后，才知道交战对方是朱培德27师81团的一个营。我高兴极了，因为北伐时我就知道，朱培德部能打仗。我们这支农民军建立不过3个多月，到井冈山的头一仗就打垮了朱培德的部队，说明农民军也能打仗。当然，这一仗，说不上有什么好战术，就是靠革命农民的勇猛冲锋精神，加上人多，梭镖长，刀刃发亮，那个气势把敌人搞懵了，几下就垮掉了。
这个胜仗显示了农民军的威力，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它还引来了另一个更大的胜利。
战斗结束的当天，我们住在黄坳。午饭后，军部和28团也来了。28团奉命开往五斗江。这天下午，从黄坳溃败的敌人跑回拿山，向团部报告，说是在黄坳被农民军袭击，并说我们没什么武器，都是梭镖。敌团长立即带着全团向五斗江反击。没想到，第二天上午，一进五斗山就遭我28团的反击。
28团是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的，本来就是铁军，武器也好，一下就把敌81团打垮了，缴了370多条枪。第二天，我军向永新前进，28团为前卫，在进至永新城禾水之北，又击溃驻守该地之敌一个团和五斗江溃退之敌残部。
战史上称之为“一打永新”。
占领永新后，29团就到城东面的石灰桥、高桥头等地做群众工作，建立农民协会、苏维埃政府、游击队。因为工作对象是农民，我们自己也是农民，建立和参加过农民革命组织，所以我们这支农民队伍做地方工作也很得力。
29团团长胡少海在社会活动方面有经验。他是湖南宜章人，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但他在外读书，接受了进步思想，曾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在湘粤边搞军事活动。大革命时期受共产党的影响，成为同情者。湘南起义时，朱德就是以他的名义，把部队带进宜章城，取得年关暴动胜利，并揭开了湘南大起义的序幕。暴动后，胡少海任农军团长，而他的弟弟胡老六是宜章各区民团首领之一。有一次，胡少海率宜章农军与民团在他的家乡大战一场。兄弟俩各为红白两方面的指挥官，鏖战结果，红军胜利了，在追击时，胡少海边追边骂：“老六，今天要打死你！”这件事，对我们影响很大，大家都赞扬说：“胡团长真是大义灭亲。”
1928年6月中下旬，江西敌人杨池生部3个团向龙源口进犯，其中一个团攻新七溪岭，两个团攻老七溪岭。4军28团在老七溪岭迎战敌人两个团，我们29团和31团的一个营及特务连守新七溪岭。
23日早晨6点战斗打响，我连控制最前面的一个山头。可能是因为担任迟滞敌人前进任务，头天晚上，上级命令我们撤下去，撤下后不久又命令我们回到山上。等大部队到来，我们才一起向敌阵地攻击。
冲到山脚时，我突然觉得右脚被石头重重击了一下，低头一看，鲜血顺着脚腕流到了地上，扒开鞋袜，见一颗子弹贯穿了脚腕，伤口冒血。我被人背下火线，接着又被送到井冈山的小井医院。这是我从军以来第一次受伤。
小井是井冈山上的一个小村庄，有十几户人家和店铺。红4军成立后，在这里设立了一所医院。说是医院，实际就是在民房旁搭几间茅屋，屋内的地上铺着稻草，四围用木头围起来，算是病床。轻伤员都睡这种地铺，重伤员就用门板架个床。医院设备简陋，但治疗还是很正规的，分内外各科和药房。药很少，尤其是西药，主要靠打仗缴获些，有时到城市的西药房买一点。
除了较重的外伤，一般都用中草药治疗，就这样也治好了不少人。
一到医院，医生就给我做了检查，由于伤口大，失血多，脚已经肿起来了，但万幸的是，没有伤到骨头。上完药，医生告诉我，安心休养一段就能好。
医院的环境很安静，生活也不错。当时伤病员都发负伤费和营养费，我住院期间部队在莲花县罚土豪的款，还专门派队伍送上山，给我们每人发了2元钱。山下的老百姓经常挑着东西来卖，有鸡蛋、黄瓜、油豆腐等，就摆在病房的窗外，伸手可以买到。在那种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有这么一块宁静的后方，真是太好了。
我想起毛泽东曾向我们讲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任务，用“工农武装割据”这个词来阐述建立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波浪式向前发展，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思想。经过一段实践，特别是亲身体会到大小五井（即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重要作用，我对这一思想更为信服。
那时，我们都有一种信心，觉得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绿林”占山为王，割据一块地盘，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队伍好，人才也多，还怕搞不了？当然这还是一种朴素的农民战争思想，毛泽东“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理论则是大大提高了一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使我们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
然而，对于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来说，要彻底克服农民意识是不容易的。
1928年7月中旬，我还在医院休养，突然接到团部从酃县捎来的信，让后方的同志能走的都赶到酃县。据送信的同志说，湘南敌人吴尚第8军侵入宁冈，再进永新，畏我群众，仓卒经莲花退回茶陵，这时28团从安福，29团从莲花向宁冈进攻，没有打上敌人，便由宁冈向酃县、茶陵进攻。敌人控制了茶陵，我军则控制酃县。我们从井冈山去酃县的时候。听到部队正在议论回湘南问题。29团士兵大多为宜章农民，眷恋家乡，难舍故土，从到井冈山后，他们常常想打回家乡去，现在部队已进到湘赣边界，特别是听说湖南省委的代表也主张回湘南，29团就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回乡情绪。
那天晚上，29团士兵委员会给各营、连发了通知，让第二天早上3点钟起床吃饭，4点钟集合出发去湘南。我党得奇怪，怎么营部没有命令啊？
就跑去问营长，营长说：“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又派人问团部，回话说：军部没有命令。
第二天早晨，队伍果然集合了，团长、营长，连长和各级党代表也跟着集合，我们说：“军部没有命令，怎么走？”干部中也有许多人想回湘南，但组织观念还是有的，认为军部没有命令不能走。干部不动，士兵也不敢走。
等了一会儿，朱德军长来讲话，他大声说：“罗霄山脉的形势很好，还需要我们在这里干！28团不去湘南，你们29团回去行吗？”但是讲不通。朱军长又说：“你们要革命，就要听军长的命令。”有些战士就嚷起来：“军长带我们回湘南去呐！回宜章去呐！”军长说：“28团不去，你们29团行吗？” 29团是农民团，没有28团在旁边，信心不大。朱军长见下边有些犹豫，便说：“你们特务连很听命令，特务连先走，回沔渡去。”特务连确实很好，作为前卫出发了，后续部队有些人就骂开特务连了，但骂归骂，走还是走，各营按次序向东，回到沔渡。
到沔渡后，军委本来可以采取有力措施，说服干部战士，因为当时28团不要求回湘南，29团也不是全部要回去的，如把道理讲清楚，是能说服的，但由于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主张回湘南，使部队中的农民意识更加狂烈，军委又采取了迁就态度，最后还是决定回湘南。
部队走到水口，还有两种意见，28团不同意回去，29团也有人不同意回去，就在水口开会。我连党支部派代表参加。他回来对我说：“王尔琢团长反对回湘南，杜修经就指着王团长质问：‘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
在水口停了一天，第二天又走。29团为前卫，28团为本队。29团就是想回家乡，一天走七八十里，28团赶都赶不上。7月24日打下郴州，29团住郴州南门外通宜章的城关街上，28团住在郴州城北。将近黄昏，国民党范石生部从北面来反攻，同28团接触。枪声一响，29团各部就拥到街上，没有命令，没有指挥，建制混乱，也不集合就向南跑，老少和行李担、伙食担夹在部队中乱跑。走出两、三里路，队伍还不停。我看情况不对，28团在打仗，29团不去增援，反而向南跑？我当即命令我连坐在路边不要走动，也不许散兵乱插队。我站在南面最前头，把班长、排长叫来，对他们说：“28团在北边打，敌人还远嘛。上级没有命令就向南乱跑，一定是那些想回家的人发谣风。”
有的班、排长也说：“是发谣风。”
“军长在北面，28团也在北面，我们单独回宜章行吗？”
部队对朱德军长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又佩服28团能打胜仗。我这句话，提醒了他们。大家都说：“不行！”
征得他们同意，我命令回头走，走了三四里，天黑了，听到北面的枪声向东移，而且稀了，我就向东北的岔路走，恰巧遇到28团向东撤退。我问了情况，就跟着28团走。第二天，退到东江，29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带着团部和通讯排、特务连共八九十人，四五十支枪，也来了。这时，29团基本散了，总共剩下不到200人，约百支枪，只有我连是保持完整建制归队的。过了天把，全军又退到资兴的布田圩，军委决定进行整编，把军部特务营及29团撤销，所有人员编入28团，朱军长兼团长，原团长王尔琢为参谋长，陈毅仍为军委书记，我调28团第1营第2连当连长。
红4军从组建时的9个团，到现在只剩下28团、31团和留守井冈山的32团，号称八千子弟的湘南农军，经过两次南返，已没有好多人了。其中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没有克服农民意识。
时值8月，此次行动被称作“8月失败”，它使红4军遇到了自成立以来最困难的局面。但大家并没有失望。陈毅在行军休息时讲了一段话，使我深受鼓舞，他说：“半年以前，我们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呢。打个败仗要什么紧！再干就是。打剩一个营，朱德当营长，我当营党代表；剩一个连，朱德当连长，我当连党代表；一个排，朱德当排长，我当排党代表；一个班，朱德当班长，我当班党代表。总而言之，革命到底。”
8月1日，正是南昌起义周年纪念日，我们在布田圩开纪念大会，朱德以他那在革命失败时的乐观主义态度，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指出只要努力奋斗，革命一定胜利。由于他的经历、地位和年龄，更易为人接受。
陈毅和朱德的话，说到了我的心里。大会后，我就去28团2连当连长，朱德对我说：“这次回湘南，29团只有你这个连保存下来了，现在让你当2连连长，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好。”2连是南昌起义军73团一个营缩编的，前身是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的一个营，战斗力强。我从农民团转到正规团，又带这样一个主力连，真好像自己又回到了“铁军”，当然也感到责任重大。
队伍改编完，我们就在资兴地区和汝城、桂东县一带分兵做群众工作。
有人揭发2营营长袁崇全从郴州回来就想另走一条路，说这个人靠不住。后来有人当着他的面在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那家伙暴跳如雷，说没有这回事。
后来军委感觉这个人不可靠，决定调动，但还没有执行，队伍要分兵，就由他带着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和2营全部，从住地出发往东南方向一天行程的地方游击。
袁崇全带着6个连向前走，走了一百七八十里还不停下，干部们就怀疑了。以机关枪连党代表何笃才和六连党代表赵尔陆为首，就找其他连党代表和连长商量，都说袁崇全这样走，一定有问题。有个排长李见林（湖北汉川人）说：“他要是反革命，我就敢打死他。”
他们十几人就带着盒子枪到营部质问：“往哪里去？军部有没有命令？”2营党代表也是反革命，假造一套说军部口头交代的。他们不相信，因为出发时团部讲得很清楚，是到布田圩东南五六十里地做群众工作，而现在走了一百七八十里还不停，再分析袁崇全平常的表现，特别是从郴州败退时那种动摇的表现，认为他是要叛变投敌。他们就互相商量，定下主意，约定夜深集合往回走。5连连长是袁崇全的亲信，迫击炮连有3门炮，同营部在一起，不好办。就没有惊动这两个连，其他第6、7、8连和机关枪连半夜集合，调头往回走，急行军100多里，第二天中午回到军部驻地。
住了一个星期，毛泽东率31团3营从井冈山到桂东来接我们。当时，28团1营住在桂东城西南的村子中，军部和3营在龙溪洞一带，离桂东城还有一段距离。1营马上向军部报告上述情况。第二天早上9点钟，朱德和陈毅率军部赶来，靠近1营驻下。毛泽东到了军部，与朱德、陈毅会合，决议重回井冈山。就在那天下午两三点钟，敌第8军突然从北边打来，31团3营被隔断在城东边，冲了几次过不来，就从原路回井冈山了。我们只有一个营在山上同敌人打。打了两三个小时，伤亡很重，我的颈部和左肩受了重伤，这是我从军以来的第二次受伤。在这次战斗中，营长林彪也挂了彩。
晚上，一营清点人数，共伤亡五六十人。次日晨，部队继续撤退。由于伤员多，担架不够用，一些伤员只能骑马或走路。那天，我伤得很重，走路都摇摇晃晃，卫生员找来一匹马给我骑。我们走在队伍的最后。走着走着，听到北边打起来，枪声很紧，而且离我们不远。队伍中有人大声喊：“赶快走！赶快走！”我想回头看一看，但颈部肿得很粗，回不过头，我就扭转身子看，已经看到敌人打的白旗子了。我想上马快走，但身子虚得连马也上不去，就拼命跑。跑了里把路，回身一看，敌人离我只有百米左右。正在紧急时刻，28团4连党代表彭葵从后面赶来，攥着我的腰带上山，这时副营长龚楷带队伍反冲锋，打退了敌人的先头部队，我和许多伤兵，才算脱离了危险。
彭葵是奇石彭家人，彭儒的堂哥，湘南起义时我们就在一起。这次若不是他，我很难脱险，而他却不幸在后来的大柏地战斗中牺牲了。
这一天，我们退到龙溪中洞，第二天继续南进。刚宿营，老百姓说前面30里处的思训圩有二三百人的队伍，还有3门迫击炮。我们一听便知是袁崇全叛部。王尔琢团长恨极了，黄昏后就和团党代表何长工带着2营的3个连去打叛徒。半夜过后把思训圩包围了。叛徒打枪，王团长带传令兵直往街上去，边走边喊：“我是团长，来接你们的！”战士听到是团长的声音，不打枪了。那几个叛徒铤而走险，对着王团长一阵驳壳枪，王团长中弹牺牲，但3个连都归队了。叛徒袁崇全想拖部队走，结果一个班也没有拖成，说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团结一致，坚不可摧。
王尔琢团长的牺牲，是红4军的重大损失。他是湖南甲种工业学校学生，投笔从戎，入黄埔一期，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他临阵沉着，指挥灵活，勇猛果断，是朱德军长的得力助手。他和下级，同甘共苦，能团结人。由于对反革命缺少警惕，竟牺牲在叛徒的枪下，实在痛心。
第二天，我们开了追悼会，朱德亲自主持安葬，毛泽东写了一副挽联：
“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待到胜利方始休！”毛泽东的挽联，代表了红4军全体同志对王尔琢的悼念与悠思之情。
从思训圩继续向南走了一二十天，终于回到井冈山。一路上，我们这些伤员受到很好的照顾，部队到一地就打土豪，杀猪杀鸡，马上给卫生队送来。
说来也怪，我受重伤，喝几次鸡汤，竟慢慢好了。到底年轻，生命力强。
回到井冈山，我又在小井医院休息了一段时间，大约是9月下旬，我伤愈归队。这时，部队干部作了调整。林彪任28团团长；伍中豪任31团团长；我调28团1营当副营长，营长是胡少海。
这时，宁冈城已被敌人占领，我军驻茅坪、柏露等地区，根据地略有缩小。10月1日，敌周浑元旅的一个营来袭击，28团在离茅坪不远的拗头拢迎战来敌，打垮了敌人，并乘胜收复了新城，恢复宁冈全县政权。接着部队分兵，28团2、3营和31团全部到遂川游击；我们1营和袁文才、王佐部守井冈山。10多天后，敌又占新城。主力回来，再打新城，歼敌一个营；次日追至永新南阳区之四教书院打垮敌一个营，进至烟江。住了一夜，第二天打永新。敌人在东瓜岭一带构筑工事，我们一直打到黄昏，我率两个连虽一度打进了永新城，但敌人主阵地东瓜岭始终没有攻下，黄昏撤退，我部退到禾水南归还建制。
经过一系列战斗，我们克服了8月失败给井冈山根据地造成的困难，重新打开了湘赣边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尤其令人鼓舞的是，这个时期，有两支国民党的部队起义参加了红军，一支是毕占云领导的，有100多人；另一支是张威领导的，有八九十人。这两支部队起义，对我们影响很大。大家觉得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还有国民党军队倒戈参加红军，说明我们不孤立，我们的事业有希望。
打永新回来后，我调28团2营当党代表和党委书记。营长是王展程，湖南石门人，黄埔四期学生。也是在这时，我们听到了敌人要来“会剿”的消息。为了长期守山，特委决定发动军民往山上运粮。井冈山上有些稻田，但产粮不多，部队在山上住久了，吃饭就成大问题，因此要守山就得大量储备粮食。宁冈是产粮区，古城新城一带粮食也多，军队和地方分了工，农民把粮食送到大垅、茅坪、柏露等村，部队转运上山。当时叫做挑谷子。全军上下除了病、伤残外，都去挑粮。我印象中，28团只有两个干部没有参加，一个是林彪，因为身体不好；一个是周子昆，脚上负伤。朱德军长同我们一样，每天步行几十里，用扁担挑粮上山。
朱德军长威信高，一方面因为他善于指挥打仗，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与士兵同甘共苦。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朱军长，虽然当过滇军的旅长，还留过洋，但始终保持着农民的忠厚、朴实和勤劳。闲暇时，他帮助老乡犁田和耙田。
于得熟练，就这一点，也使他与老乡和许多农民出身的红军官兵亲近了许多。
朱德性格谦和，与他接触也比较容易。那时他的夫人是伍若兰，这是一位有文化的革命知识分子，她在湘南起义时是耒阳县委较得力的常委，湘南起义时朱德率部队到耒阳，与她一道工作，颇有好感，县委一些人开玩笑，说他俩很般配，一来二去，他们真的结为伴侣了。在井冈山时，我们常拿这事讲笑话，我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记得其中有两句是“朱伍才貌正相当，邂逅相逢于耒阳……”。我用小毛笔把诗写在石灰墙上，张际春看到了，说：“你真是，玩笑开开可以，怎么还写到墙上？”我一听，也觉得不好，伸伸舌头，赶紧擦掉。
大家努力挑谷子上山，是抱定了与井冈山共存亡的思想。我们相信井冈山可以守住，因为井冈山有五大哨口（黄洋界就是其中之一），每个哨口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口子上放一两个连，敌人千军万马也难进来。
12月上中旬，井冈山上粮食准备得差不多了，这时彭德怀和滕代远率红5军来井冈山。我们在新城开了一个联欢大会，4军、5军和新起义的两个部队及地方干部、老百姓都到了，好多人。主席台的柱子上贴了一副对子，据说是陈毅写的，上首是：“在新城，演新剧，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下首记不得了。这个上联写得很有意思，用了四个新字，把整个形势和任务，都描绘出来了。
5军上山后，敌人“会剿”的风声更紧了，大家都在考虑如何守山的问题。当时有个说法，要留5军守山，4军打到外面去调动敌人。彭德怀军长每天都在搞调查，找老百姓谈，然后一条条路去看。开会讨论时他就说：“留下5军守山不行，兵力不够。”大家就说：“5军有6个连，加上本地武装，兵力怎么不够？”有的同志也说：“5个哨口做好工事，各放一个连就能守住。”彭德怀说：“上井冈山不止5条路，而是9条路。”他一条一条他讲出来。我们在井冈山住了近一年，他说的几条路有些连“山大王”王佐都不知道。28团党代表何挺颖对彭德怀非常佩服，对我们说：“彭德怀这个人不简单，是个好军长。”我和5军没有接触，只在宁冈城听过他一次讲话，何挺颖说他是好军长，我们都高兴。在那四周都是白色恐怖时期，多一个好军长，怎么不高兴！1月4日至7日，湘赣边界特委和红4军、5军军委在柏露召开会议，正式决定留5军守山，4军打出外线。为了加强井冈山的守备力量，在下山前成立了一所红军学校，由彭德怀兼任校长，从每个连调4名学员，当时全军有20个连，这样就抽调80人，组成了一个连。红4军离开井冈山时，这所学校的学员全部编到5军。这年4月，我们在于都与红5军会合，当时我营有三四个原红军学校的学员跑来找我，要求回4军，我就到军部找毛泽东，请求批准他们回来。毛泽东说：“5军正缺人，哪能把他们调回来呢？我们不能只想自己的部队，要有全局观念。”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和朱德率红4军军部、28团、31团及特务营、独立营，共3600余人，从茨坪地区出发下井冈山，向赣南进军。
当我们离开这座战斗了近一年的大山时，都想着很快就会回来的，不料一别竟是几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