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鹏
在革命战争时期，朱德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梳理和探讨。
一、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开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风气之先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将武装割据、红色政权建设、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相结合，实施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它主要区别于苏联式的通过城市暴动取得国家政权的革命道路。我党早期走的是苏联式的革命道路，企图通过几个大城市的起义成功，获得全国响应的策略取得革命的成功。由于苏联式的革命道路不符合中国国情，我党领导的几次大的城市起义相继失败，革命遭受到了严重挫折。在此种情况下，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面临的首要课题。朱德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索，特别是在湘南起义后,他广泛发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发展地方武装的实践,为我党后来在农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实施战略转变
南昌起义失败后，奉命驻守三河坝的朱德率部3000余人与敌钱大钧部3个师苦战3天,虽然退出了三河坝,但因主力被歼,部队处境非常危险。在外部,敌以5个多师的兵力,向朱德部队实行大包围,企图予以全歼；在内部,部队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得不到指示,无供给,无援军,军心涣散。面对这种危急局势,朱德于1927年10月7日在饶平的茂芝召开干部会议,就如何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朱德在会上坚定地指出,起义虽然失败,但“八一”起义这面旗帜绝对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必须走下去。“我军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去打大城市。”会议最后决定：在尽快找到党的上级组织,听取党的指示的同时，部队隐蔽绕道闽南向群众基础较好而敌人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湘赣边农村地区去寻找“立足点”。因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反动势力在广大农村势力相对薄弱,所以退向农村,在广大农村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走农村武装斗争的道路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必然。朱德主持召开的饶平茂芝会议与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浏阳文家市会议解决的其实是同样性质的问题,他们相继开始了从进攻大城市转向进军农村的重大战略转变。
（二）进行土地革命
朱德认为，南昌起义“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起义军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去了广东。假如当时能够利用军阀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在江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改造起义军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因而，朱德在率部转战湘南的过程中,非常注意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最大限度的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他号召广大农民“组织起来闹革命,彻底打倒反动派,实现耕者有其田”。在朱德的指导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和县农协,很快就制定了关于没收地主财产分配给贫雇农,不准夺佃,实行耕者有其田,责令地主偿还剥削账等政策法令,并且成立了县土地委员会,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使得宜章全县迅速形成了打土豪、分财物、烧田契的高潮。接着,朱德又帮助湘南特委制定了《土地分配法》。从此,工农革命军每到一地,就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击土豪劣绅,插标分田,烧毁田契,废除债务,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从而在湘南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局面。湘南土地革命的开展,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实际利益,他们坚决支持并投身于革命,纷纷参加工农革命军,使部队在两三个月内由2000人发展到万余人，农民积极性的调动和主力军作用的发挥,特别是革命武装的发展,为巩固根据地和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条件。
（三）建立工农政权和地方武装
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到达湘南后,智取宜章获得成功，接着成立了新政府,建立了革命武装,军队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开始了武装暴动与根据地创建相结合的伟大尝试。湘南暴动之后，湘南各县纷纷成立苏维埃政权，1928年3月中旬,在朱德的推动下成立了以陈佑为主席的湘南苏维埃政府,并发表了政纲、宣言和通电,恢复和发展各地党组织,普遍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由于朱德在湘南暴动中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迅速发展壮大人民武装。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从进入湘南的700多人迅速发展到2000余人。暴动胜利后,朱德又派军队宣传组织群众闹革命,帮助地方建立自己的武装,当时各县普遍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农民赤卫队等人民武装,并在这个工农武装基础上扩建了工农革命军。湘南各地共发展了地方武装10000多人,促进了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的结合,形成了正规军、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体制。湘南地区崛起的这支新型的革命武装力量,是我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朱德在城市武装起义失败的情况下,率部退向农村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求得发展,转败为胜的成功探索。
二、创建新型人民军队，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打造实践主体
从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再到人民解放军，这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革命军队既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所倚重的实践主体。然而，把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改造为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这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面临的重大课题，朱德在我党解决这一课题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奉行无产阶级人民军队宗旨和性质
朱德曾先后担任过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总指挥，红军、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他一直致力于军队建设，而始终把保持人民军队的宗旨和性质摆在首位。1931 年 7 月，朱德在瑞金发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指出：“红军是工农的军队，也可以说是一切穷苦群众的军队。”1945 年 4 月，朱德在中共七大作《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再次强调共产党领导的是一支“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训练起来，保卫人民利益，替人民服务的军队。”他还论述了八路军、新四军具备的民族性、人民性、民主性三个特点，认为“这三大特点，事实上也即是建军的三大原则。而归根到底，一个总的原则，即是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正因为这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军队”，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担负着阶级和民族重任，便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
（二）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中，朱德把“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作为创造铁的红军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强调“工农红军只有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的伟大任务。”在华北抗战的总结会上，他再次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够获得以上的成绩，是由于我们有中国共产党作为部队和前方领导中坚。”在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上，他强调：“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经过红军中的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政治部及政治处）实行它的领导作用……政治委员是红军中中央苏维埃政权和党的代表者，对部队中的纪律、政治觉悟和战斗力的加强等，他和指挥员负有同样的责任。”此外，朱德还强调通过选拔可靠的人担任政治委员，进行有效的政治训练，执行铁的纪律等途径来保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三）高度重视部队政治工作
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在赣南领导部队进行整顿、整编和整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对朱德在以后的建军治军生涯中重视部队政治工作，积累了经验。红军时期，朱德强调，军队政治工作是红军各项活动的保障，军队政治工作要保证部队军事工作的落实，保证军事命令百分之百的执行。他在 1934 年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红军要有政治工作才能保证它为本阶级利益而牺牲，才是英勇无敌的百战百胜的红军”，“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抗战初期，他又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抗日游击队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在《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朱德进一步指出政治是“军队的灵魂”。虽然朱德非常重视政治工作，时刻警觉单纯军事的观点，但他同时也反对把政治工作绝对化，他在《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中强调：“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是部队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只能都搞好，不能只搞好一个”。
（四）主张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官兵一致
在军政关系方面，朱德指出，正确的军政关系应当是：军事行政系统必须自觉地遵守和执行党的路线，执行党的决议，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而党组织必须尊重行政系统。在军民关系上，建军初期，朱德就把军队与民众的关系提到建军宗旨的高度，作为区别军队性质的根本标志。朱德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最重要的是群众纪律，为了加强军队密切联系群众的自觉性，朱德提出了人民军队特有的养兵方针。他提出，要在精兵简政、军民兼顾的原则下，从总司令到士兵，一律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方式。他认为，越是条件艰苦，越要搞好军民关系。同时，组织部队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屯田生产，以补充部队的给养，减轻人民群众负担。对于官兵关系，朱德认为，在人民军队内部，无论是总司令还是普通士兵，都是革命同志，是平等的。在人民军队中要摒弃一切恶习，彻底废除军阀制度，清除军阀主义残余。朱德要求人民军队的干部要事事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不能搞特殊化。朱德提倡士兵尊重干部，不搞极端民主化；干部爱护士兵，不搞官僚主义。军队中要充分发扬民主，既要讲政治民主，也要讲军事民主，以发挥群众智慧，调动士兵的作战积极性。
三、制定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引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在战争实践中开花结果
在战争实践中，朱德重视战略战术的研究和指导，善于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同时，朱德善于把作战经验加以总结，上升为理论，再用以指导作战。他曾精辟地指出：“我们用兵的主张，可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朱德这种实事求是的用兵之道大大丰富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马克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开花结果、大有作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对游击战的突出贡献
游击战是我军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战期间的一个基本作战样式，它在人民军队的战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井冈山时期，为了有效地对付敌人的“进剿”和“围剿”，作为军事上的总指挥，朱德“通过实践，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后上升到理论，提出了有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敌强我弱的战略形势，抗日游击战争被提到战略高度。作为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1938年初就开始在八路军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上陆续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相关文章，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争理论。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朱德将抗日游击战争定义为“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关于抗日游击队的作战方法，朱德指出：“就是要最热心地、积极地行动，争取主动地位，集中自己的全力，用一切方法向敌人进攻”。 “抗日游击战术的基本形式不是别的，而是突然袭击的进攻”。游击战争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争取到主动的地位，就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迅速、秘密和坚决，是抗日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如果违背这一原则，它就要失利，就要受挫折，就要被消灭。为此，朱德还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主张，这是朱德独创的打与走相结合的战术。为了更好的发挥抗日游击队在战术和战略上的重要作用，朱德还从破坏敌人后方交通、震撼敌人军心、暴露敌人企图、分散敌人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等七个方面明确了抗日游击队的活动方针。
(二)提出许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从早期游击战到一定程度的正规战，到抗日游击战再到大规模正规作战，人民军队经历了多次作战方针和作战样式的转化，也产生了许多可圈可点的战略战术，作为人民军队的统帅，朱德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了他对游击战的突出贡献外，在红军反“围剿”的斗争中，朱德还同周恩来等一道创造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伏击歼灭敌人的战法。抗战时期，根据我军特点和抗日根据地的具体条件，朱德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提出了“小股进退，分支袭击，集中主力，乘弱仗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掩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的战术，并决定实行内线与外线的灵活作战，夹击敌人，提出了反“包围”、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的一系列战术原则。解放战争时期，朱德组织和指挥的石家庄攻城战役取得了攻坚战的成功经验，成为人民解放军夺取大城市之创例，为给后来解放全国各大城市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之后，他在《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一文中，提出了“钓大鱼”的战术，即把敌人引出来、弄疲劳，从而解决了以大规模运动战歼灭敌人强大兵团的难题。1948年，根据全国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朱德又初步提出了战略决战的思想，规定了各个战场的作战思想和具体战略战术，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理论。
四、 提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相似概念，促成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第一次理论飞跃的最终实现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从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对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认同和推广，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有了相当大的进展，中国开始有了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从提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相似概念，到号召全党全军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朱德同样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一）提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相似概念
1941 年到 1943 年，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开始将毛泽东各方面的思想加以概括，逐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随着这个概念的提出，在军队系统也开始相应地提出了诸如“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路线”、“毛泽东军事理论”等近似概念，但是影响范围有限。1945年4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代表军队系统做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这次报告中，朱德先后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方针”“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理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和“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等四个概念并进行了必要的理论解释。他在报告中讲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治方针与正确军事方针的结合，造就了人民军队，造成了解放区，造成了解放区三三制的民主联合政府，造成了解放区真正的人民战争，并使解放区战场所进行的战争能够取得不断的，伟大的胜利。”“毛泽东同志的名著如《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尽人皆知，是代表了共产党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总括地说，就是人民军队的路线，就是人民战争的路线。这正是使抗战胜利的路线。”“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八年来的抗日战争，已经产生了合乎中国人民需要的正确的军事学，这是又有理论又有实际的军事学。毛泽东同志的许多军事著作，便是这种军事学的代表作品……抗日战争的实践，是检验和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理论之正确的尺度。”由于朱德在党和军队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他的认识和提法不仅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而且对全党和全军来说具有很大的示范效应。朱德在党的七大上提出的“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方针”“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理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和“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的概念与陈毅在《建军报告》中提出的“毛泽东军事学派”一道成为用以表征后来为全党和全军所认可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概念的常用语。
（二）宣传并号召全党全军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
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不仅需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而且需要这些理论为最大多数的中国同志所接受和掌握，在这一点上，朱德功不可没。他在党的七大《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郑重的讲到：“为着争取抗战的胜利，我在这次大会上特别号召同志们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一如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学说一样。所以部队、军事学校、军事训练班，都必须以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作为基本教材，作为教育的灵魂，以便于在思想上加强武装自己、战胜敌人。”在党的七大第十七次会议上，朱德作关于军事问题的结论，对代表们在讨论军事报告时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解答。在这次会议上，朱德不仅直接使用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有别于当前所用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概念）的说法，还对如何认识和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向与会的有关代表们做了辅导性的阐述。朱德指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用辩证法来分析中国的政治，同时也分析中国的军事”。接下去，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法分析了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认为应该进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应该在农村中进行。军队的产生、发展、壮大要依靠农村，依靠根据地，依靠根据地的政权来养活。这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特点”。之后，朱德又在多种场合向党和军队发出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号召。在朱德的大力宣传、号召和推动下，全党全军在党的七大后迅速掀起了一场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高潮，这大大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我党我军广大干部在较短的时间里快速提升马克思主义军事素养，取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来源：《朱德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