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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地位，寻求广泛的国际合作和支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南方局深入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搭建与国际社会联系和交往的桥梁，开拓了中国共产党外事工作新局面。南方局开展统战工作留下的红岩文物，见证了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彰显出别样的情怀。
毛泽东与美国士兵的合影相册
1976年7月25日，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两位美国朋友，率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退役军人及家属代表团来到重庆红岩村参观。当看到陈列中一幅31年前他们与毛泽东的合影时，高兴得叫了起来。参观结束后，他们将一本珍藏的相册，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手中。
相册首页附有200余字的英文前言，简要叙述七位美国军人二战期间曾在中国服役的经历。末页夹有一张英文报纸，刊载了七位美国退役军人将于1976年7月19日重访中国的消息。相册中最为珍贵的画面，便是毛泽东于1945年在红岩村与霍华德·海曼等三位美国士兵的合影。
1944年至1945年，爱德华·贝尔、霍华德·海曼和杰克·埃德尔曼在美国驻华第14航空队服役，在中国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目睹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到处是疾病、乞丐、饥饿，到处是衣衫褴褛的人们，到处是卖淫和死亡的现象。许许多多骨瘦如柴的青年拉黄包车，活到二十五六岁就死去了”。他们渐渐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解放区才是中国的希望，并渴望去延安，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抗战胜利前后，三人奉调重庆。此时，逢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听闻消息后，他们通过在昆明西南联大认识的地下党员李储文，联系上在南方局做外事工作的龚澎，不久与百忙中的周恩来见面，说明心愿，并特地将从军营领来的两条香烟和一张便条留在办事处，请求转交毛泽东。一周后，他们接到龚澎的电话：毛泽东请他们去红岩村共进晚餐。
1945年9月16日下午，三位美国士兵在南方局工作人员的安排下从周公馆来到红岩村。毛泽东身着白布衬衫，外罩灰色中山服，笑容满面地来到他们面前，一一握手问好。当毛泽东看见他们汗流满面时，立即将手中的扇子递过去。看见他们胸前挂有照相机，毛泽东诙谐提醒道，太阳快下山了，如果你们想照相的话，最好趁光线还亮的时候到花园里去。于是，他们在靠近办事处大楼左边的两棵七八米高的芭蕉树前，和毛泽东、钱之光、乔冠华、龚澎等留下了一个个珍贵的镜头。周恩来秘书童小鹏也举起了照相机，拍下一张象征中美友谊、有着特殊意义的照片。
随后，在办事处底楼会客室，毛泽东同三人亲切交谈，龚澎在旁翻译。毛泽东仔细倾听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坦率诚挚地向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当前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
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在办事处二楼请三位美国士兵共进晚餐。毛泽东、周恩来先后举杯，欢迎美国朋友的光临，感谢美国人民对中国的援助。大家互相斟酒敬菜，融洽交谈，亲如一家。
席间，三位美国士兵将积存的115美元赠给毛泽东，表达美国人民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坚持抗战的支持。临别时，毛泽东赠给他们一套十二幅版画作为留念。
从红岩村回到驻地，三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海曼后来回忆，毛泽东“是一位热情、恬静、关心人的人，他能很容易地立即使你不感到拘束。他与他自己手下人员的相互关系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毛同工作人员、领导人、厨师和招待员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友爱和热情的关系。我没有发现丝毫自负、讲究礼仪、神气十足或其他任何做作行为的迹象”。
贝尔也在日记中生动地记录了这个难忘的日子，称毛泽东“非常谦虚，讲起话来声音柔和，从不提高音调，从不激动，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在这样的人面前，我们不由得有卑微之感”。他描述周恩来“是个五英尺四寸的壮汉子，我喜欢他那有力的握手。他真诚，英文讲得相当好，穿着举止都很有风度”，“他们都如此真诚、幽默，而且是那样地由衷啊！”贝尔写道：“在这一天，语言不可能成为我们的障碍，我们通过译员谈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世界和平的重要性与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怀着一份眷念之情，几十年后，贝尔与老朋友故地重游，了却了多年的夙愿。贝尔还将记有接受毛泽东会见的日记捐赠给了红岩革命纪念馆。
周恩来致柯棣华家属的慰问信
1943年3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致柯棣华大夫家属的慰问信。信中写道：
亲爱的朋友：
我谨代表第十八集团军和中国共产党，为柯棣华大夫的逝世，向你们致最深挚的悲悼。柯大夫曾予华北敌后五台区最需帮助的军民以无可比拟的贡献。
柯棣华大夫系于一九三八年受印度国民大会之命，参加其所派遣的印度医疗队，去到延安，于一九三九年进入华北游击区。他在华北曾经过许多地方，最后定居于五台区，成为故白求恩大夫事业的承继者，担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直到逝世。他的中国同志都爱他，尊敬他。为了在抗日游击根据地中之最高贵的任务，为了给伤病战士以兄弟般的友爱，他曾救活了许多抵抗日寇侵入自己祖国的战士的生命，还帮助了许多人免于残废。我们受惠于他的极多，使我们永不能忘。
柯大夫曾是中印两大民族友爱的象征，是印度人民积极参加反对日本黩武主义和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战斗的模范。他的名字将永存于他所服务终生的两大民族之间。
我们在全体爱自由的人类的共同损失中，分担你们的悲痛。谨致热烈的敬礼！
信中，被周恩来誉为“中印两大民族友爱的象征，是印度人民积极参加反对日本黩武主义和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战斗的模范”的柯棣华大夫，在抗战烽火中的重庆留下了一段特别的记忆。
全面抗战爆发后，柯棣华毅然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于1938年9月来到中国。9月25日，医疗队到达武汉。9月30日，驻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代表董必武、叶剑英为医疗队举行了欢迎宴会。
这次宴会不过是家常便饭，但主人的情操和风度却给医疗队留下很深的印象。宴会上，大家一次又一次为印度独立祝酒，一起用中文、法文、俄文唱歌，离席时，队员们都为这次会见所感动。第二天中午，医疗队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和工作人员共进午餐，每人只花了八分钱菜金。看到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和战士同样是这个标准，柯棣华感叹不已。
10月7日和10日，刚从延安回到武汉的周恩来两次会见医疗队，像拉家常一样谈起了中国和印度，谈起了喜马拉雅山的峡谷及其高度。队长爱德华表达了要到八路军工作的愿望，周恩来亲切地说：“谢谢你们！八路军新四军确实很困难，很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们欢迎你们去八路军新四军工作。但考虑到统一战线政策，我们研究，你们是不是先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一段时间？”
他们听从了周恩来的建议。这支援华医疗队被中国红十字会委任为第15救护队，辗转奔走于武汉、宜昌、重庆等地，也目睹了国统区水深火热的现状，更加深了对延安的向往。
12月8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再也按捺不住，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向董必武提出到延安的想法。可是，他们去延安的要求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多方阻挠。
最早露面劝说的是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他俨然一副佛学家的模样，“开导”来自佛教发源地的印度人，极力劝说医疗队留在重庆才是佛家的“真谛”。他诬蔑说：“共产党不知伦理，不要纲常。正人君子应洁身自好，决不可与之共事。”戴季陶碰壁后，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又出面劝说：“听说你们几位想去延安？”“延安除荒山野岭什么也没有，除了山就是雪，担心你们这些从温暖地带来的人忍受不了哇。”“重庆虽然雾大一点，可是山川秀丽，风景宜人，无论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要比延安好得多，否则政府就不会将重庆作为陪都了。”“前线危险，无法保障安全，一旦不幸，无法向印度人民交待。”
柯棣华说：“我们不是来参观访问的，印度人民派我们来，是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既是战争就难免有牺牲，这一点，我国人民是会理解的。”
1939年1月22日，印度援华医疗队终于踏上了奔向延安的道路。为了医疗队的安全，八路军办事处请来在中国工作多年，恰好要到榆林视察“中国工业合作组织”的路易·艾黎，让他陪同医疗队到延安。
事实上，就在出发前夕，柯棣华收到了哥哥寄来的家书，告诉他父亲去世了。柯棣华悲痛欲绝，但心里已打定主意。他给亲人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不能回去照料家务的原因：“这个城市（重庆）昨天遭受轰炸，死亡50余人。我目睹男人、女人以及无辜婴儿的尸体从瓦砾堆中被拉出来。他们有何过错竟要遭到惨死呢？”他表示：“在我未履行我向国大党提出的至少要在中国工作一年的诺言之前，我不能回国。”
2月22日，柯棣华等五位印度医生抵达延安。此后，柯棣华在抗战前线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抢救和治疗了无数的伤病员，并于194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积劳成疾的柯棣华不幸去世。延安各界召开了追悼大会，毛泽东敬赠挽词“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远在重庆的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向柯棣华的母亲及兄弟姐妹写信，表达最诚挚的哀悼。
董必武筹划出版英文版《中国解放区实录》
1945年4月，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中共代表，赴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登上重大国际政治舞台，成为中共开展独立外交的重要开端。
在美期间，除了参加会议外，董必武广泛接触各方友好人士和海外华侨，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主张。其间，董必武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与秘书章汉夫、徐永瑛在美国筹划出版了英文版《中国解放区实录》，发行5000册，向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各国代表、海外华侨、外国记者及美国人士，全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军民抗击日寇的成绩，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纲领和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伟大成就。
董必武在《中国解放区实录》导言中介绍：
中国抗日战争到第七年（一九四四）为止，外间知道中国解放区的情况仍然是很少的。这部分中国土地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收复的。
去年，一直对这些地区进行封锁的国民党政府准许了一批新闻记者访问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许多新闻记者作出认真地努力，把这地区的真相披露出来，这才使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和敌后解放区的政策和措施，有了更多的知识和了解。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绩亦为人们所共知。
董必武列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取得的一系列成绩，并认为取得这些成绩的关键是因为：
他们每一个军人都知道，他们是为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而战的；
他们有旺盛的士气，他们每一个人在任何困难环境下都是抗战到底的；
他们的队伍是团结统一的，同人民是紧密团结的，同友军也是团结的；
他们有把敌伪军官兵争取过来的正确方针政策；
他们欢迎、优待和教育所有那些投降过来的人，从来不伤害或杀死任何俘虏；
他们善于运用战略策略，发动人民战争，并能在极困难条件下运用各种不同的战略和策略；
他们能进行良好的政治活动，以团结自己的队伍，取得人民和友军的合作和支持，并削弱敌军官兵的士气；
他们利用打仗及训练以后的空闲时间从事生产劳动，以求达到自给自足，克服经济困难、改善生活状况并减少人民负担。
在战争中，他们得到自卫队、民兵、游击队这些人民群众的军事组织的援助。这些是志愿的组织，实际上当地的人民群众，从小孩到老人以及妇女都参加这些战斗单位，同时又坚持着生产。
然而最重要的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解放区的政府，都是真正民主的。共产党曾经并继续尽力同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和个人合作。边区和解放区每一个人都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每一个人都通过民主方式组织在各种团体中，为抗战作出贡献。每一个人都从事某种生产工作，以达到自给自足。
人民生产劳动的巨大规模和热情，是令人惊讶的。简而言之，陕甘宁边区和一切解放区民主选举的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领导和协助人民，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的总口号下，用自己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和解决一切问题。
最后，董必武大声疾呼：
同盟国的人民给予中国的物质和道义支援，是始终为中国人民所感激的。因此，他们恳切地希望他们的朋友和同盟者，对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这么少的武力抗击我们的共同敌人，又作出这么大贡献的中国民主解放区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真相，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中国解放区实录》全书分七部分，3万多字。它的出版发行，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在美国旧金山，董必武先后走访了华侨会馆、中华学校、东华医院等地，在华侨宪政党、致公党举办的演讲大会上，他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长篇演讲。他还专程前往纽约，看望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史迪威的女儿、著名小说家赛珍珠以及汉学家费正清等美国朋友。
董必武在美国开展的一系列国际统战活动，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效果，国际友好人士及华侨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正如美籍华人邝治中在《纽约唐人街》一书中写道：“后来在考虑中国在战后世界中的前途时，华人中间几乎没有人认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继续下去会有什么好处。”
周恩来赠与谢伟思生活照
在战时重庆，年轻的美国外交官约翰·Ｓ·谢伟思与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有着长期的接触和交往。周恩来认为，他具有一般外国人所不具备的非凡见识，他不仅仅限于提问题，而且有自己的见解、分析和判断，他能够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因此，周恩来乐意就重要的问题同谢伟思进行坦诚、公平的讨论，通过他向美国政府传达中共的方针和政策，并了解美国对中共的看法。
在与周恩来的交往中，谢伟思被这位共产党人的风采和智慧所吸引。他回忆1941年在重庆和周恩来的初次见面：“凡是亲自会见过周恩来的人几乎都不会忘记他。他身上焕发着一种吸引人的力量。长得英俊固然是一部分原因，但是使人获得第一个印象的是他的眼睛。在浓密的、向上翘起的黑眉毛下边，他的眼睛炯炯发光，清澈敏锐，凝视着你。你感觉到他全神贯注于你，他会记住你和你所说的话。这是一种使人一见之下顿感亲切的罕有天赋。”随着交往加深，谢伟思认为，与周恩来进行的谈话“一向是很理智的，但却是非常愉快的。他温文尔雅、心情愉快，机警而不紧张和急躁，诙谐而没有讥讽或恶意”。
谢伟思经常往来于周公馆和红岩村，与共产党人频繁接触，据此获得了中共方面的真实消息，对中国的抗战现状有了更全面的认识。1943年谢伟思回国述职，他在一份国共关系备忘录中提出“中共军队的价值不容忽视”，并第一次提议派遣美国官员到延安去，得到了史迪威的支持。一开始，国民党当局拒绝进入延安的一切请求，直到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直接向蒋介石提出派一个美国代表团去延安，蒋介石才被迫同意。
谢伟思是1944年至1945年间赴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中惟一一名外交官，他成了美国与中共方面的主要联络人，并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长谈。经过对陕北和其他八路军根据地半年多的考察，谢伟思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崭新的中国——延安的生机勃勃、干劲十足，与重庆当局的灰暗颓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此时，周恩来也在延安，他把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看作是“我们外交的开始”，与谢伟思进行了广泛的交谈。谢伟思不断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报告给美国政府，建议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但美国政府不置可否。不久，赫尔利继任驻华大使，推行单独支持蒋介石的政策，国共谈判面临破裂，内战一触即发。
1945年2月底，在重庆美国大使馆内，谢伟思和一群年轻的美国外交官秘密讨论，主张向华盛顿写一份紧急报告，汇报被赫尔利掩盖的中国真实情况，谢伟思被推为报告的起草者。《报告》 指出，中国的局势似乎正沿着某种无益于有效地进行抗战，也无益于中国将来的和平统一的方式演变。报告批评了赫尔利执行只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使中国局势更加恶化，若任情况持续下去，“在中国发生混乱将是不可避免的，并且灾害性的内部冲突的可能爆发将会加剧”。
在等候报告结果期间，谢伟思于3月9日再次飞抵延安，准备旁听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3月30 日，谢伟思接到美国急电，要他尽快返回华盛顿。
中共领导人得知谢伟思即将被召回国，在4月1日共同向他告别。临行时，为了纪念与谢伟思的友谊，周恩来送给谢一张生活照。照片中，周恩来双手枕头，目光慈和。这是目前公认的周恩来最有人情味的照片之一，也成为谢伟思一生的珍藏。（作者单位：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来源：《红岩春秋》201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