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陈毅

陈毅，1901年生，字仲弘。四川省乐至县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校担任政治工作。同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参加领导了湘南起义。[1]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党代表、师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红六军、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苏区，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军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建国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58年兼任外交部部长。还曾任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外交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副主席。是中共第七、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2年1月6日，因患肠癌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1974年病逝。

1968年后，针对苏联在边界不断增加的武力挑衅事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给予反击。中央军委指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准备用军事斗争配合外交斗争，根据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选择政治上军事上有利的时间、地点预作准备，有计划、有重点地打击苏军的批衅，在警告无效和苏军打死中方人员时，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实行自卫还击，力争“不斗则已、斗则必胜”。

1969年2月19日，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批淮了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提出的珍宝岛地区自卫还击斗争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前线部队成立了临时指挥部，抽调三个精干的侦察连，进行了集中训练和部署。珍宝岛是一个面积只有0.74平方公里的小岛，位于中苏边江岸相连，根据国际法理应届于中国领土。

1969年3月2日上午8时40分，按照部署，中国边防部队的巡逻小组登上珍宝岛。10分钟后，苏联边防哨所迅速地派出了2辆装甲车、1辆卡车、1辆指挥车和70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上岛后摆成战斗队形，阻止中国边防人员的巡逻。这时，隐蔽迂回的中国第二边防巡逻小组突然从侧翼出现，挡住了苏军的迂回部队。岛上的形势顿时出现混乱。仓促间，苏军开了第一枪，珍宝岛战斗打响。中国军队在岸上隐蔽部队及炮火的支援下击退了苏军，双方各有几十人伤亡。3月15日，中苏军队再次在珍宝岛进行激战。苏军出动坦克、装甲车50多辆，飞机36架次，发炮一万多发。中国军队在岛上埋没了地雷，并在江岸火炮的配合下，三次打退苏军的进攻，击毁坦克2辆、装甲车7辆，毙伤苏军140多人，其中包括前线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珍宝岛冲突本身是中国有所准备的对一段时间以来苏联频繁进行边界挑衅的战术反应。中国方面的企图是防御性的、有限度、有节制的。而且，冲突的发生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这一偶然的战术性冲突却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战略性的影响。这场冲突启发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对中国的国际战略进行更为深远的思考。

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战况汇报时表示：“让他(苏联)打进来……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

3月22日，毛泽东询问陈毅等人说：“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了?……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毛泽东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信号了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

这些话都是有所指向的．在中苏存在战争危险的情况下，决定力量对比的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显然只有美国。因此可以认为，珍宝岛的冲突开始把中美苏战略关系的课题提上了毛泽东及中国领导人战略思考的日程。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虽然珍宝岛事件刚刚发生，中苏关系正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但经过毛泽东审定的政治报告还是沿用了旧的提法：突出强调美帝苏修互相勾结、共同反华的本质；强调警惕它们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危险；继续强调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危险的敌人”。

“九大”以后，周恩来再次找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交代毛泽东安排的国际战略研究任务。四位老帅都表示木理解：经毛主席审定的“九大”政治报公刚刚发表，其中对国际形势作了详细阐述，为什么还要他们研究?周恩来说：“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贞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

这个情节再次表明，毛泽东已经不满足于“九大“所阐述的中国对外战略，希望在中国与美、苏两大国的战略关系格局中有所突破，以摆脱目前两面受敌的孤立被动局面。但是，他还需要观察和思考，尤其需要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帅们的政治智慧的帮助。恰如毛泽东所料，珍宝岛冲突也对美国的决策者们产生了重要影响，鼓励美国人加快了对华政策调整的步伐。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后来写道：“在苏联和中国军队在一条没没无闻的江上冰封的西伯利亚冻土地带爆发冲突的时候……一切膜肪不清都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

这样叙述可能有些夸张，中美缓和最初走出的几步并不是那么“毫不犹豫”的，而是一连串左躲右闪、小心翼冀、交错回旋的“小步舞”，不过前进的脚步毕竟还是从这里迈出了。  [2]

1972年1月6日深夜11时55分，陈毅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

陈毅逝世后，围绕对他的评价问题展开了一场斗争。

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代表的一伙，在陈毅追悼会规格问题上硬要压低标准，仅按军内职务军委副主席安排，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可以不必出席，对陈毅的悼词也大做手脚，在那份不足600字、简历就占了一大半的悼词中，硬要塞进“有功有过”几字，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周恩来处境困难，也不时受到这伙人的无端攻击。

在面对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他尽其所能据理力争。

陈毅作为开国元勋、人民军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共和国元帅、驰名中外的外交家，仅按军委副主席一级安排追悼会，不但是对死者的大大不恭，而且受规格和人数的限制，陈毅生前许多亲朋好友和国际友人都将无法出席。

周恩来为无力改变这一局面而苦恼。

对陈毅的悼词，周恩来为改掉“有功有过”的提法煞费苦心。

在审定悼词初稿时，他斟酌再三，从他处境来说，他无力抗拒江青一伙定下的调子，只能委屈求全地求其次，尽量争取多改一点，改好一点。

他提笔加上了一段话：陈毅“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

在送审时，他特地附信强调：“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

周恩来实在是用心良苦，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使周恩来感到莫大安慰的，是毛泽东了解陈毅，不赞成对陈毅作有功有过的评价，使得这一有意诋毁和贬低陈毅的图谋得以最终破产。

毛泽东审阅这份悼词送审稿时，冷峻的目光停留在有关功过评价的这段文字上，凝思片刻后提笔划掉了这段文字，随即写了如下批语：“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1月10日下午3时，陈毅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这天中午，毛泽东照例午休。

忽然他缓缓坐起身，对工作人员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当时发表的照片上，毛主席睡衣的领子被换成衬衣的领子。事实上那一天他是穿着睡衣，工作人员想给他换但没有时间。这也是毛主席一生中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3]

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当机立断地提高追悼会的规格，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要求参加追悼会的都能参加，同时不再受内外宾限制，设法将此事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夫妇，还增调电影制片厂、报社、电台的摄影师、记者到八宝山，在毛泽东到达之前，一切布置就绪。

追悼会上的悼词，原定由叶剑英作，现在由于毛泽东出席追悼会，叶剑英认为再由他作就不合适了。

他记起几天前陈毅弥留之际，他带着抄在一张纸上的毛泽东关于“二月逆流”的一段话去看陈毅。

他认为那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为了让老战友听懂，请珊珊接连念了两遍。

至今他还记得珊珊那清晰而缓慢的声音：“毛泽东说：现在再也不要讲‘二月逆流’了。

当时是‘五一六’、王、关、戚，还有陈伯达，打击一大片，包括你在内。

当时那个情况，有些同志要讲一些话，是应该的，是公开讲的。

在党的会议上为什么不可以讲？有些事情看来过了几年就清楚了。”

他无法断定陈毅是否听明白了，为此抱恨不已。

现在，这个悼词他无论如何不能作，只能由更合适的人来作，否则无法使自己安心，无法向刚刚远行的战友交代。

他拿着几页悼词来到周恩来跟前，恭恭敬敬地递到总理手中，再三抱拳，无语而退。

周恩来先是一怔，随后思忖片刻，把几页悼词收起来了。

毛泽东突然出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休息室，使张茜大感意外和深受感动。

她上前扶住毛泽东，眼含热泪地说：“主席，您怎么也来了！”

毛泽东泪眼相对，语音哽咽：“喔，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毛泽东随后转身勉励陈毅的孩子昊苏、丹淮、小鲁和珊珊：“要努力奋斗哟！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

随后，毛泽东向西哈努克亲王宣布了林彪仓皇出逃、摔死温都尔汗的消息后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党员、好同志。他能团结人。　他跟我吵过架，但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

他又对在场的几位老帅和中央领导人说：“林彪是要打倒你们老帅的，我们的老帅他一个也不要。　你们不要再讲他们‘二月逆流’了。　‘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陈老总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　都是政治局委员在一起议论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又是公开的。当时你们为什么不找我谈谈呢！”

追悼会上，周恩来满怀深情地宣读悼词，一篇不足600字的文字，竟然两次悲痛失声而读不下去。

他的声音，他对陈毅的评价，长久地刻在许多人的记忆里，久久地在人们耳边回响，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

他说：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悼念陈毅同志。[7]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　几十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　陈毅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历史是公正的，陈毅自应含笑于九泉了。[4]

1901年8月26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三）生于四川乐至复兴场张安井村。1916年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

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因参加中国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武装押送回国。

1922年回到四川家乡，通过与蔡和森通信，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到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并经颜昌颐、肖振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委员会书记。同年参加南昌起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25师73团政治指导员，率部参加湘南起义。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历任：中共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第6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员会书记；第22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军委新4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新4军第1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指挥、苏北指挥部指挥、华中总指挥部代理总指挥、新4军代军长、新4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1938年被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1940年11月4日由于在黄桥战役中表现优异，成功分化、瓦解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赢得毛泽东的赞赏。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历任：中共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上海市市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在上海市任职期间，曾着手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并下令对上海文艺界作出保护。

1954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2月起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陈毅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中国与缅甸、尼泊尔、阿富汗等划分了边界。1959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曾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九届中央委员。

文革期间，陈毅、谭震林等人与四人帮斗争，被对方划为“二月逆流”。1969年10月，陈毅被以“战备”为名，疏散到石家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卷入了所谓“二陈（陈毅、陈伯达）合流”。

1971年1月16日，腹痛加剧，发现患有肠癌。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在北京西郊八宝山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亲临现场。逝世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977年其遗作专集《陈毅诗词选集》出版。

萧菊英

1930年在江西信丰，与当地19岁女学生萧菊英结婚。1931年陈毅外出开会，归途遇敌人袭击，绕路回去，萧菊英听闻陈毅已牺牲，于是跳井殉情身亡。陈毅写下《忆亡》诗：“泉山渺渺汝何之？检点遗篇几首诗。芳影如生随处在，依稀门角见冰姿。”建国后，陈毅请萧菊英的母亲、兄弟去上海相见。

赖月明

1932年重阳节，经李富春、蔡畅介绍，与18岁的兴国女红军赖月明结婚。1934年红军长征后，陈毅留守江西中央苏区，动员赖月明服从大局带头疏散回乡隐蔽、打游击。二人于10月20日分别。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结束，陈毅才得知，赖月明在被捕后跳崖自尽。陈毅于当年农历九月初一写下《兴国旅舍》诗“兴城旅夜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战斗艰难还剩我，阿蒙愧负故人情”

1937年在筹组新四军途中，陈毅在南昌遇到了率领上海战地服务团的胡兰畦，二人早年就是相识相知。此次相见后订下婚约。然而中共党组织上不同意二人结婚，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找胡兰畦谈话，要求胡兰畦隐蔽共产党员身份，以国民党部队少将身份继续做统战工作对革命更为重要。陈毅致信胡兰畦：“马革裹尸是壮烈牺牲；从容就义是沉默牺牲，为了革命，我们就吃下这杯苦酒吧。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

张茜

1940张茜年，与张茜结婚，生长子陈昊苏，次子陈丹淮和三子陈晓鲁。张茜本名张春兰，陈毅在结婚前写《赞春兰》诗“小箭含胎初生岗，似是欲绽蕊吐黄。娇艳高雅世难受，万紫千红妒幽香。”[5]

陈昊苏

陈昊苏，陈昊苏陈毅元帅的儿子，1942年生，四川乐至人，中共党员。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历任七机部第二十三所技术员、副主任，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研究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丰台区委副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名誉教授。全国第四、五、六届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九届委员、第十届常务委员，中共十六大代表。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中俄友协会长，中欧协会会长，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会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等职。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陈丹淮

陈丹淮（陈丹淮解放军陆军少将）,中国的伟大军事家，革命家陈毅之子。四川省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人。少将军衔。男，汉族，陈毅元帅之子，1943年生于江苏淮南黄花塘。一九六一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无线电专业。1965年从哈军工毕业后，他先后在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空军机关，国防科工委从事技术、科研和管理工作。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技部副部长，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总装备部科技部副部长，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92年7月晋升为少将军衔。

陈晓鲁

陈晓鲁陈晓鲁（1946年7月—），生于山东，中共开国元帅陈毅之子。197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外语学院武官系，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国防副武官。目前是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人事代理单位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1940）

黄桥战役新四军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的重要战役。

1940年9月30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调集部队，对江苏省泰兴县黄桥地区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再次发动进攻。其部署是：以第89军李守维部和独立第6旅翁达部为主力，组成中路军，经营溪、古溪和祖师庙、加力，进攻黄桥北面和东面地区；以鲁苏皖边区游击军李明扬部、苏北游击第8军陈泰运部组成右路军，以保安第1、第5、第6、第9、第10旅组成左路军，掩护主力之两翼，攻击黄桥以西及东南地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陈毅、副指挥粟裕成功地争取了李明扬部和陈泰运部保持中立，同时采取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法，在黄桥地区进行自卫还击。10月1日、2日国民党军受阻于暴雨，3日雨过天晴，即分几路扑向黄桥。4日下午3时许，独立第6旅3000余人进抵黄桥附近。担任伏击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分四路猛插，将独立第6旅分成数段。经3小时激战，全歼该旅，中将旅长翁达自杀。国民党军为扭转被动局面，猛攻黄桥，一部突入东门。守卫黄桥的第3纵队顽强反击。第2纵队从八字桥插至分界，第1纵队挥师南下，完成了对第89军的合围。经一夜激战，至6日清晨将该军全歼，中将军长李守维逃跑时失足落水溺毙。黄桥战役进行时，八路军第5纵队从淮阴地区南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部队东进至运河，在战略上起了策应作用。此役历时4天，共歼国民党顽固派军队1．1万余人，俘师、旅、团军官10余名、下级军官600余名、士兵3200余名，缴获步马枪3103支、驳壳枪229支、重机枪24挺、轻机枪135挺、山炮两门、迫击炮6门、子弹、手榴弹、电台等军用品甚多。新四军伤亡900余名。此次战役，为创建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

（1947）

1947年4月，蒋介石在进攻延安的同时，又调动40万人向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陈毅、粟裕等率领的华东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歼敌2万4千多人。5月上旬，国民党军复由临沂、泰安一线，分左、中、右三路向沂蒙山区进攻，企图压迫华东解放军退至胶东狭窄地区。华东解放军以部分兵力分别钳制敌人的左右两翼，而以主要兵力实施中间突破，即选择了冒进突悬的中路敌人，实行猛烈的围攻，经过5月13-14日的浴血战斗，我军将国民党素有“王牌师”之称的整编74师全歼于孟良崮山区，此战共毙伤俘敌3万2千多人，该师师长张灵甫亦被击毙，这就是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也是后来小说《红日》的历史题材。人民解放军打退了敌军对沂蒙山区的第二次进攻，扭转了山东战场的整个战局。7月，我军再次打退了敌人的第三次进攻，敌人被迫西撤。人民解放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1949）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第二个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这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统一指挥淮海战役。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发起，到22日为战役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华东野战军在碾庄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10万人。中原野战军也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11月23日到12月15日，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包围并歼灭黄维兵团11万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杜聿明指挥的徐州国民党军3个兵团25万人向西突围时，将这股敌人合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并歼灭其中的孙元良兵团约4万人。12月15日到1949年1月10日，为淮海战役第三阶段。1949年1月，华东野战军发起对杜聿明部的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10个军约20万人，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经过66天紧张艰苦的战斗，以伤亡11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

（1949）

上海战役是陈毅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他指挥的最艰难的战役。南京虽然解放了，但是国民党大部分军队都退集到了上海，蒋介石要求指挥这三十万残兵败将的汤恩伯坚守六个月，等待美国人出兵救援，陈毅元帅指挥的第三野战军已经达到了上海。

中共中央已经确定解放上海后由陈毅担当上海市市长；上海战役决不能仅仅限于解放上海，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如果按照以往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战术的话，上海必将毁于一旦，这场战役，是一场投鼠忌器的战役。我军极力将敌人调到外围阵地加以歼灭，以轻武器攻占城市，付出了重大代价，取得了胜利，前后仅仅15天时间。上海战役，除汤恩伯率5万人乘军舰撤逃外，第三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第51、第37军和5个交警总队全部及第123、第21、第12、第75、第52军大部，共15.3万余人；缴获各种炮1370门，坦克、装甲车119辆，汽车1161辆，舰艇11艘。上海的解放，为继续肃清华东国民党军余部，保卫东南沿海国防，以及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6]

1942年，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盱眙地区的黄花塘。是年，根据党中央统一安排，军部进行了整风运动。时任新四军代理政委的饶漱石认为排挤陈毅的机会到来，于是借整风之机私下以军部名义打电报到延安，罗列出陈毅反对党中央、毛泽东的十大错误，史称“黄花塘事件”。这次事件由于毛泽东的干预没有公开化，但它却像一个噩梦一直缠绕着陈毅。直到全国解放以后，“高饶反党集团”事发，陈毅才讨回清白，如释重负。

当年，毛泽东调陈毅离开新四军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会议，以调解陈饶之间矛盾。毛泽东曾秘诫陈毅：“凡事忍耐，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1949年以后，身为上海市长的陈毅面临着工商业改造的困境，而身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却迟迟不肯表态予以支持。关键时刻，陈毅豁出去了，向党中央连发六封经济电报，赢得了毛泽东的赞扬。而毛泽东也深谙陈毅的这块心病，早在揭批“高饶反党集团”之前便召见了陈毅，听取了陈毅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意见，从而也就诞生了至今脍炙人口的诗篇《手莫伸》。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在一次会议上，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提出，新四军应该有一支雄壮的军歌。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和大家均表示同意，并委托陈毅写词。陈毅欣然答应，并于3月30日写出歌词初稿《十年》：光荣的北伐行列中/曾记着我们的威名/我们继承着革命者受难的精神/在南国的罗霄山/锻炼成为钢铁的孤军/这里有革命的反帝的歌声烂漫/飘扬海外/散播农村/我们送出了抗日先遣的万里长征/我们留下来坚持斗争/招引那民族再团结/雄鸡破晓/伟大的抗日之声。

风雪饥寒/穷山野营/磨炼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三年隔绝/四围孤立/增添我们独立坚持的勇气/长年累月的埋伏和周旋/把游击战争与秘密工作结合在一起/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广大的人民/我们就是这个母亲的儿子/我们铁的纪律就来源于此/啊！这光荣的传统准备了十年/今朝抗日/敌寇胆寒！

我们在大江南北/向敌后进军/南京城外遍布抗战的旗旌/我们有共生死的政治团结/鼓舞着敌后人民的胜利信心/在日寇封锁线上穿插/在日寇坚城下纠缠/我们惯长于夜间作战/用白刃同日寇肉搏/向敌人巢穴里投进烈火/集小胜为大胜/由相持到反攻/看我们风驰电掣/横扫千军/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高举新中国的旗帜前进！

陈毅写的歌词初稿共3段，概括了参加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工农红军第四军和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色健儿被编为新四军的光荣历史和光荣传统，以及新四军开展抗日斗争和建立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内容全面，基础很好。

项英接到歌词初稿后，很快同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军政治部宣教部长朱镜我、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等讨论研究修改。项英当时请上述几位同志参与改词是很合适的：袁国平、周子昆对北伐第四军、红军第四军的历史都很熟悉；袁国平对文学艺术有很高的造诣；而李一氓、朱镜我、黄诚都有很高的学历。他们根据歌词要简洁、好记好唱等特点，对歌词初稿进行了认真研究和修改，形成了今天广为传唱的《新四军军歌》。

集体改词后同原词相比，有两个很大的不同：一是内容更为精炼。由原词三段变为两段，由原408字浓缩为263字（含标点符号）；二是突出了向敌后进军的思想。增加了“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的驰骋”，“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从而使向敌后进军的思想更加具体化。

为了集思广益，他们还将原词《十年》和集体改的词一起在《抗敌》杂志上刊出，以听取各方意见。稍后，陈毅从苏南来到云岭，对集体改词也表示同意。这样，歌词就最后定了下来。

对原词和集体改词的情况，陈毅夫人张茜1973年在主持整理出版《陈毅诗词选集》时，将《新四军军歌》歌词附在《十年》后面，并注明：“这是陈毅同志为新四军军歌所拟的初稿。军歌后经集体改词，与初稿一起在《抗敌》杂志上发表，现附改于后。”这段说明，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提及项英他们的名字，但提到集体改词这个重要史实，当时能做到这样也是不容易的。由于历史原因，集体改词这个重要史实未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新四军军歌歌词确定下来后，交给教导总队文化队队长、作曲家何士德谱曲。何士德意识到这是党组织、军首长对他的信任和重托，抓紧时间，很快谱出第一稿。袁国平和朱镜我听了试唱后，认为第一稿曲调流畅，好听易上口，可是战斗的劲头不足。他们要求：歌词第一段“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和第二段最后一句“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均应重复两遍。袁国平还向何士德指出：“现在这个曲子劲头还不足。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军歌的曲调应高昂雄伟，要有一往无前的进军气魄。”这对何士德修改军歌的曲子很有启发。

何士德根据袁国平和朱镜我的要求，很快谱出第二稿。1939年7月1日上午，在文化队驻地新村试唱时，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朱镜我、黄诚等均到场，听后一致认为符合要求，当即定了下来。

就这样，由陈毅原词、集体改词、何士德谱曲的《新四军军歌》，只用3个多月时间就正式诞生，并在新四军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8周年的大会上，由教导总队文化队和战地服务团正式演唱，出席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新四军指战员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表示拥护和赞成。

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南下到达徐州贾汪的时候，陈毅司令员就找时任司令部城市政策组组长的曹漫之谈话，交代他一项重要任务，起草第三野战军《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陈老总说：自古以来，军队进入城内，住进民房，干好事的不多。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那里老百姓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对我军很不了解，我们进城以后一定要严守纪律，给他们一个好的“见面礼”。因为老百姓接触我们，首先注意的是军队的纪律，所以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入城纪律搞不好，以后影响很难挽回。你要好好把这份文件起草好，提请总前委领导讨论。

曹漫之接受任务后刚要出门，陈老总又把他喊回来，特别交代说：“你去找些历史书查一查，看上面有没有军队进城‘不入民宅’这句话，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 于是，曹漫之一方面抓紧时间与“秀才”们着手起草《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的文件，另一方面，每到一处就去地方图书馆查看“二十四史”等古书。谁知查来查去没有“不入民宅”这句话，他只好又去请示陈老总。陈老总笑着说：“你真是一个书呆子，书上没有的，我们就不能写吗？反正军队进城后，在没有找到营房之前一律睡马路，这一条一定要写上，否则那么多人一下子涌进老百姓家里肯定要出问题的，弄不好会天下大乱。” 毛主席电报批示“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八个大字 这份“入城公约守则”写好后，陈老总让军队及接管干部都参加讨论。接管干部这一边大多赞成这个文件，可一放到军队讨论，顿时炸开了锅。 有的同志不理解：“从红军时代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有住进民房要‘上门板、捆稻草’这一条。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都是住到老百姓家的，为什么进入大城市就不能住民房呢？” 有的同志质问：“不住民房睡在马路的水泥地上，早晚天气凉，要是战士受寒生病了，怎么打仗呀！战士睡马路，师、军指挥所也放在马路上吗？” 还有的同志担心：“下大雨怎么办？难道要我们的战士躺在水里睡觉吗？还有伤病员，在马路上怎么医治呀？！” 总之是不赞成之声居多，不仅有战士、基层干部，还有营团一级干部，都对进城睡马路表示想不通。 这些意见使曹漫之很为难，他只得向陈老总如实汇报。陈老总听后很生气，口气坚决地说：“这些困难都是可以想方设法克服的，但军队不入民宅睡马路这一条要坚决执行。就这么定了，天王老子也不能改！”于是在上报总前委得到邓小平、刘伯承同意后，上报党中央。很快就收到了毛主席的电报批示，主要是“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八个大字。 就这样，1949年4月1日，第三野战军颁布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的命令。其中十项守则第二条，白纸黑字写着进城后一律“不住民房店铺”。 看到解放军不住民房睡马路，荣毅仁下定决心让工厂赶快复工。 不仅三野颁布了命令，中共中央于1949年5月16日又发布了《中央关于城市纪律的指示》，其中第七条明文规定：“军队在城市特别大城市、中等城市驻扎时，不得借住或租用民房，以免引起城市居民的不便和不利……”

现任外交部长唐家璇这样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我认为‘乒乓外交’之前，首先是‘围棋外交’。”这是从未见诸报端的新外交提法，它背后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外交风云。

自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间便陷于冷战状态，政府间交往中断，只保持了一部分民间交流，而建国后的中日外交则面临着新的考验。50年代刚刚出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正在寻找打开外交僵局的突破口，恰逢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这位闻名政坛的围棋迷抓住这一机会，亲自前往设在北京饭店的赛场与日本棋手对弈，并在宴会上提出，中日两国围棋界今后可以进行交流。从此，也就拉开了中日两国间“围棋外交”的序幕。唐家璇部长介绍说，陈毅正是抓住了围棋在日本的影响(日本有800万人下围棋)，把围棋与外交联系起来。在陈老总的热心推动下，日本棋界名人联合发表了呼吁书，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