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有幸见到周总理，那是1973年的1月，我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他，那次对我来说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在意大利外交部梅迪奇外长访华之际，我获得了去中国的签证，我从小就一直梦想着到这个伟大的国家。到了人民大会堂后，我和一些大使排队等待着与周总理见面。当时，我排在队伍的中间，当我听到周总理向人们打招呼和致谢的声音时，我向排在我前面的一位大使询问，除了中文外，周总理还会讲什么语言？他回答说，周总理的法语讲得很流利。这也是我的运气，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直接向周总理说明我的要求。我向意大利驻华大使撒了个谎，说我没有带照相机。其实，你们也知道，作为一个摄影记者，是不可能不带照相机的，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有机会用到。之所以撒谎，我是想借机排到队尾去。因为队伍排到一半时，我意识到，即使我向周总理只要求1分钟（照相）的时间，我的要求也不会得到满足的，因为我的身后还有三四十人在排队。于是，我从队伍里走了出来，一直走到队尾，这样我就成了最后一个接近周总理的人了。
他的微笑、他的高雅气质、他的沉着稳重和高大形象立刻打动了我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有涵养而且高雅的人，他的确懂得预知未来，预知自己的国家。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但我认为，如果说毛主席是一个伟大国家的舵手的话，周总理则凭他的勇气为这个国家照亮了前进的道路。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在我接近周总理的时候，我想我得找一个理由说明我当时在场的原因。于是，我说：“总理先生，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撒了谎，我向别人谎称没有带照相机，但实际上我带了。因为这是唯一的机会能为您拍一张照片，我再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机会、再也不可能有像今天这么好的运气给您拍照了。”
他看了看我，对我说：“满头白发的人也会说谎吗？”
“是的，总理先生，我是说了谎。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如果您愿意的话，我这是第一次请求您，耽搁您一小会儿时间让我为您照一张相。”
他对我笑了笑，说：“面对一个满头白发的人，我总是愿意的。”
我让他走近沙发，并让他坐下来。他的姿态是那样高贵，他当时的姿势是这样的，你们可以从这张照片上看得出，他的手，他的胳膊肘这么完美地放在这里，根本不需要任何提示。我拍下了第一张照片，但那时他的眼睛几乎是往地上看，我认为这张照片不太好。于是，我走近周总理，对他说：“总理先生，我不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师，您能给我一个机会再为您拍一张照片吗？”
他同意了。我重新回到我的摄影位置。当我正在取景时，他的一个秘书从远处叫他，他的目光移向了远方，朝着中国的未来看去。就这样，我拍下了第二张照片。
能为周总理拍下这张照片的确是我的运气。有一件事我得说明，给周总理拍下这张照片不是因为我能干，而是因为我面前站着一个有个性的、如此重要、如此崇高的人物，是的，应该说他有着高贵的气质，他的面部轮廓，还有他的眼睛是这样的非同一般。如果说拍下这张照片有什么功绩的话，也就归功于他个人。他的确很有吸引力，我这一生永远都不会忘记他。
还有一件很有趣的轶事。有一天，我去为阿拉法特拍照，当我到了突尼斯时，阿拉法特对我说：“亲爱的朋友，自从我们在开罗见面到现在，我们认识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想请您帮一个大忙，像给周恩来总理拍照一样也为我拍一张。”我说：“噢，主席先生，这可比较难，因为你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为周恩来拍摄的这张照片，首先刊登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占了中心页整整两页篇幅。它很快引起了世人的关注。1974年，这幅照片荣获美国最有名的新闻照片奖：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认识世界奖”。
另外，与周恩来夫人的会晤也使我激动不已，她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女性。周总理逝世后，我再次来到中国，受到邓颖超的亲切接见。见面时，她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并对我说：“感谢你拍了一张很好的照片，这是恩来生前拍的姿势和神情最好的照片之一。”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喃喃说道：“不，这要感谢周总理！”
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为周恩来总理拍的这张照片在中国以各种方式被广为采用，我听说到1986年为止这张照片的发行量已超过了9000多万张。可以说，我得到的最为高贵和诚挚的谢意是来自周恩来的夫人。
（作者系意大利著名摄影家、《沉思中的周恩来》照片拍摄者焦尔乔·洛迪）
（本文系《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