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的一年间，人民解放军从重点防御转入全面进攻，战争形势如同长剑刺破青天，瞬间天翻地覆，毛泽东步步紧逼，蒋介石节节败退。毛泽东的指挥部不停地朝前挪，蒋介石能够伸缩的范围越来越小，只剩东南一隅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于1948年3月东渡黄河，4月11日到达晋察冀边区党政机关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当时的毛泽东就有去趟苏联的打算，以便同斯大林交换意见，争取他们的支持。但是，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之快，连领袖们也始料不及，军情万变，所有大事都离不开毛泽东的决断。他简直一步也离不得。等到1949年初，三大战役告胜，更复杂的事情又出现了。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请求苏、美、英、法调停国共内战，企图赢得时间，伺机再起。中共中央观望片刻，很快表示了拒绝调停的态度。但是，代表苏联政府的驻华大使罗申却同代总统李宗仁达成了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实际上支持了李宗仁“划江而治”搞“南北朝”的企图。这种情况，对斯大林来说，是有他的想法的。正如后来毛泽东所批评的，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斯大林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了，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这个批评至少说明，当时在苏共和中共之间，存在着一些历史的隔阂。
1949年1月31日，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来中国。陪同来访的还有苏联在东北铁路局的顾问格瓦洛夫、翻译瓦廖夫和警卫员共四人。他们是从大连乘机抵达石家庄的。中共方面派出中央警卫处长汪东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师哲到机场迎接。米高扬以俄罗斯式的热情和机场的每一个人拥抱，汪东兴告诉他：“毛泽东同志派我们来迎接苏联同志，你们远道而来，先休息一下，西柏坡离这里还有九十多公里，还要坐几个小时的汽车，很累的。”
米高扬扬起双臂，以示他的身体很好：“我们不累，可以立即上路，我们盼望早些见到毛泽东同志。”
于是，宾主很快登上吉普车，朝着西柏坡方向前进。路况很差，汽车颠簸得厉害。米高扬却兴致很高，像拉住缰绳一样拉着座椅的把手，像骑马一样摇来晃去。只是路上行人极少，使他有些扫兴。车子路过村庄时，他要求停车，要到老乡家看看。同车的师哲劝他：“米高扬同志，为了你的安全，还是免了吧。”
米高扬有些误解：“反正人家都会知道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全世界，人家会说：‘苏联鬼子到中国进行破坏活动了’，反正保不了密，豁出去了，你知道，虽然这会给我们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带来一些麻烦，但是我们做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你瞧着吧，我的中国之行，会轰动全世界！”
师哲难以理解他的想法：“我想不会，你们此行一定是名副其实的秘密访问，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外交上的麻烦。”
米高扬有些失望：“真的吗？外界真的不会知道？”
米高扬不肯相信，扭过脸朝车窗外望去，他想发现田野里朝他们招手的人们，哪怕有些行注目礼的人也行。可是，除了没有融化的冰雪残迹和闲置的农田外，只有几个双手推着手推车，嘴里叼着烟袋的壮年农民在赶路，对几辆驶过的吉普车只是看了一眼，让了路。米高扬难以置信，正是这些满身泥土的农民扛起枪，由毛泽东指挥着，竟打败了全副武装由美国人支持的蒋介石的正规军。毛泽东比蒋介石的高明之处究竟在何处？
蒋介石，米高扬是见过的。
两年前，他作为斯大林的特使，到过南京。斯大林想让他通过蒋介石了解中国内战的现状与未来，以便商量对策。斯大林好像是把蒋介石当做中国的代表，实行“国际法”的准则，像在抗战时一样给予蒋介石援助。毛泽东对此是有意见的。米高扬带回了蒋介石请求军事政治全面援助的信函，斯大林的大烟斗在嘴里拔进拔出，显出他的矛盾心理。他完全明白，现在不是抗战，而是内战，支持蒋介石就意味着打击共产主义盟友。所以他的理想结局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再次坐在一起，如重庆谈判那样，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同时斯大林觉得如此贫穷又如此庞大的中国，托付给谁都是沉重的负担。关于这一点，只有美国能做到，苏联做不到，英国也无能为力。
所以，斯大林对于中共打过长江去的想法是消极的，至少不积极。
当吉普车将米高扬送到西柏坡，他第一眼望见缓缓走过来、伸出一只手向他问好的毛泽东时，他便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毛泽东的确是代表“农民”的。虽然他穿的棉衣不旧，但其色灰暗，又鼓鼓囊囊，基本还是农民模样。
米高扬一行被请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随后，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也集合过来。米高扬通过翻译说：“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打了这么多大胜仗，真为你们的胜利高兴。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
毛泽东的香烟一直没有离手，他微笑着点头：“谢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谢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
显然毛泽东话里有话。
米高扬也听出来了，他解释说：“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带了两个耳朵来听，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中国同志们原谅。”
毛泽东不喜欢别人当说客，也不喜欢别人当听客。但他认为这样比指手画脚的好：“我原想要到苏联去，同苏联同志谈谈，以便你们能很好地了解我们的情况。我等斯大林同志的答复，现在斯大林同志派你们到中国来听取意见，这样安排也很好。”
米高扬继续说：“斯大林同志很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经过研究，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中国境内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往返苏联的时间会很长，不安全，恐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所以斯大林同志决定派我们来这里听取意见。”
毛泽东对这一番话不感意外，他建议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他要把中共现在的情况和未来打算描绘给苏联同志听。三天的长谈，基本都是毛泽东唱主角，别人稍作补充。说到未来新政府，毛泽东的目光里闪着快乐：“这个政府的性质不是共产党人清一色的政府，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通向共产主义的。这一点，希望兄弟党的同志们了解和支持。”
毛泽东特别说明世人担心的美国是否会出兵干预的问题：
“ 我们的解放战争正在胜利声中向前发展，到目前为止，尚未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干涉和阻拦。小的冲突是有过好几次的。例如，天津城外某地、山东青岛市附近都发生过冲突。那都是他们出来试探的，一遭到我方的抵制和打击，就龟缩回去了，接着就逃之夭夭，索性撤走了。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
米高扬在本子上匆匆记下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换了一支烟，继续说：“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的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火军用物资大量供应给蒋军，指望这些饭桶发挥作用。但这些可怜虫实现不了其美国主子的愿望，只能起运输队的作用。其他帝国主义目前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谁也不愿、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出来冒险。目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有利于我们把解放战争进行至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这个形势，在往昔，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毛泽东由此发挥开来，向米高扬阐述共产党初步形成的对外政策：
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理。等屋内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这也是一种礼貌，不好么？！我们的屋子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的屋子里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啦。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只能讲到这里。但是我们知道，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的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为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扫净屋子再请客”，和后来阐明的“另起炉灶”、“一边倒”方针，构成了共和国最初的外交原则。
连仍留在中国徘徊观望的司徒雷登也劝告美国的执政者说：“应该感谢毛泽东，他空前清楚地说明了最高领导的立场，不必再从字里行间来寻找他们实际执行的和公开申明的政策之间有何不同了。”
说到司徒雷登，还有一些趣事：
4月23日午夜，解放军攻下南京古城。24日天亮以后，市民涌上街头欢迎解放军进城。在市民迎接的车队里，有一辆由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派出的吉普车，正在山西路口等候。当三野某师的侦察科科长沈鸿毅带领的入城先头部队到达时，司机主动将吉普车开上前去招呼。沈鸿毅不明究竟，在寒暄中匆忙登上了吉普车。开车的美国人便以流利的中国话对沈说：“我是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请阁下到大使馆谈一谈。”沈鸿毅一愣，因为他还不曾与美国人打过道，再说进城前也没人交代要与什么外国人联络。他颇有些紧张。但职业的敏感使他不但冷静下来，还发出几句颇有外交辞令的答复：“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美国大使馆，我们只承认你们是居住在南京的侨民。”说着，他让司机停车，下车走了。
当时南京城里，出现了让人十分费解的现象：代表共产主义旗帜的苏联，它的驻华大使罗申不但没有出现在欢迎队伍里，反而远离南京，跟着国民党政府跑到广州去了；与共产党为敌的美国驻华使馆却按司徒雷登的指示，继续留在南京没有动。英、法等西方国家的使馆见美国人不走，也留下来静观事态的发展。
司徒雷登曾担任过多年燕京大学的校长，解放军里的黄华是他的学生。周恩来对在天津工作的黄华说，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毛泽东对此事也极其关注。就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问题，亲自给中共南京市委复电。电报说：
（一）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的意向为目的。
（二）见面时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
（三）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它“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
（四）与司徒雷登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
（六）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七）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电文中所说的“李涛声明”，是指1949年4月30日，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受毛泽东委托，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紫石英号”等英国军舰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炮击人民解放军的暴行一事。
据黄华回忆，当年五六月间，他与司徒雷登有过三次接触。俩人见面两次以后，6月8日，司徒通过其秘书傅泾波向黄华提出，按惯例他作为老校长想去北平参加这年燕京大学毕业典礼，并想与周恩来先生会面一次。黄华于是把司徒雷登的要求向北平作了汇报。北平方面考虑还是通过非官方联系较好，于是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奇韦往南京去信邀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据说每年6月24日司徒雷登都要回燕大过生日。）6月28日，黄华第三次会见司徒雷登，面告他已获北平来电，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北平当局晤面之事亦有可能。在此之前，司徒已经收到了陆奇韦校长的英文信，信中说司徒先生如要求来北平，可望获得当局同意，并转达了周恩来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
事后发表的司徒雷登日记，披露了他已经为北平之行作了事先的准备。可是事情发生了变化。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未能实现。8月2日，他离南京飞回美国去了。
司徒雷登之所以没有完成北平之行，据后来解密的美国档案披露，在黄华6月28日通知以后两天，司徒报告美国国务院，说他拟作北平之行，并分析了此行的利与弊。利的方面，可以借会晤中共负责人获得有关中共意向的最权威消息，极有可能影响中共不要倾向苏联。司徒指出的弊害是，此行可能使国务院在国内批评中处境尴尬，美国的西方联盟对此率先破坏反共联合阵线的做法不满；还考虑到此行可能提高中共与毛泽东在中国及国际间的声望。为了抵消这些后果，司徒提及也作一次相似的广州之行；但是，他担心这种双重努力看起来可能像是干涉中国内政，因而激怒中共。司徒请求美国国务院早日给予指示。司徒的报告使美国国务院中主管远东事务的官员们意见冲突，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只好将矛盾上交。据国务卿艾奇逊的说法，将这个问题呈交“最高当局”，而最高当局决定不让司徒成行，主要由于怕招致国内的不良反应。7月1日，国务院当即将此决定电告司徒大使：“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其实在此之前，毛泽东对于新中国外交“一边倒”的政策已经形成，即使司徒雷登去了北平，也改变不了新中国倒向苏联一边的政策，这是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决定的。没有和司徒雷登见面的毛泽东，送给司徒雷登的礼物就是那篇措词辛辣的《别了，司徒雷登》。
尽管毛泽东让米高扬给斯大林带了信，但罗申大使随国民党政府南迁的事实，勾起毛泽东的警觉。看来，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如果能抽身，他一定亲自去趟苏联，弄清斯大林的真实想法，现在只能由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代行了。
他请刘少奇过来商议一下。
刘少奇同样烟瘾很大，一坐下先划着火柴抽烟。刘少奇对苏联迁走大使馆的做法评论说：“斯大林在走钢丝。”
毛泽东接过话茬说：“那我们就请他从钢丝上下来嘛，要他不走钢丝走平地嘛。钢丝不好走，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来，会摔得很痛的。”
刘少奇会意：“根本问题是雅尔塔协议，这个协议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从1945年叫我们缴械进政府做官，到劝我们不要过江，都是害怕打破同美国在亚洲的均势。当然，原则问题我们绝不能让步，但是我们要尽力做工作，以取得苏联同志对我们的立场的理解和谅解。”
毛泽东欣然地缓缓点头：“我们的意见一致。要做斯大林同志的工作，我考虑，从目前我们党内同志的情况看，这个任务只有请你走一趟了。”
刘少奇拨开烟雾，很自然地允诺：“主席眼下不能分身，那么我就去一趟，我是给主席打前站的，中苏之间的一些根本问题，还要留待以后主席与斯大林同志当面亲自决定。”
他们又一起商定了其他一些人选，刘少奇便回屋准备去了。
7月的一天，刚刚搬进菊香书屋的毛泽东，突然考问起身边一个工作人员：“你说从台湾到大陆的海面，最近的距离是多少公里？”
这位工作人员未曾留意此事，一时答不上来。当晚他查找了资料，随即报告毛泽东：“福建省离台湾最近的海面有整整130公里。”
毛泽东不做声，抽着烟，对着空中静思。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请求苏、美、英、法调停国共内战，企图赢得时间，伺机再起。中共中央观望片刻，很快表示了拒绝调停的态度。但是，代表苏联政府的驻华大使罗申却同代总统李宗仁达成了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实际上支持了李宗仁“划江而治”搞“南北朝”的企图。这种情况，对斯大林来说，是有他的想法的。正如后来毛泽东所批评的，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斯大林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了，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这个批评至少说明，当时在苏共和中共之间，存在着一些历史的隔阂。
1949年1月31日，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来中国。陪同来访的还有苏联在东北铁路局的顾问格瓦洛夫、翻译瓦廖夫和警卫员共四人。他们是从大连乘机抵达石家庄的。中共方面派出中央警卫处长汪东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师哲到机场迎接。米高扬以俄罗斯式的热情和机场的每一个人拥抱，汪东兴告诉他：“毛泽东同志派我们来迎接苏联同志，你们远道而来，先休息一下，西柏坡离这里还有九十多公里，还要坐几个小时的汽车，很累的。”
米高扬扬起双臂，以示他的身体很好：“我们不累，可以立即上路，我们盼望早些见到毛泽东同志。”
于是，宾主很快登上吉普车，朝着西柏坡方向前进。路况很差，汽车颠簸得厉害。米高扬却兴致很高，像拉住缰绳一样拉着座椅的把手，像骑马一样摇来晃去。只是路上行人极少，使他有些扫兴。车子路过村庄时，他要求停车，要到老乡家看看。同车的师哲劝他：“米高扬同志，为了你的安全，还是免了吧。”
米高扬有些误解：“反正人家都会知道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全世界，人家会说：‘苏联鬼子到中国进行破坏活动了’，反正保不了密，豁出去了，你知道，虽然这会给我们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带来一些麻烦，但是我们做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你瞧着吧，我的中国之行，会轰动全世界！”
师哲难以理解他的想法：“我想不会，你们此行一定是名副其实的秘密访问，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外交上的麻烦。”
米高扬有些失望：“真的吗？外界真的不会知道？”
米高扬不肯相信，扭过脸朝车窗外望去，他想发现田野里朝他们招手的人们，哪怕有些行注目礼的人也行。可是，除了没有融化的冰雪残迹和闲置的农田外，只有几个双手推着手推车，嘴里叼着烟袋的壮年农民在赶路，对几辆驶过的吉普车只是看了一眼，让了路。米高扬难以置信，正是这些满身泥土的农民扛起枪，由毛泽东指挥着，竟打败了全副武装由美国人支持的蒋介石的正规军。毛泽东比蒋介石的高明之处究竟在何处？
蒋介石，米高扬是见过的。
两年前，他作为斯大林的特使，到过南京。斯大林想让他通过蒋介石了解中国内战的现状与未来，以便商量对策。斯大林好像是把蒋介石当做中国的代表，实行“国际法”的准则，像在抗战时一样给予蒋介石援助。毛泽东对此是有意见的。米高扬带回了蒋介石请求军事政治全面援助的信函，斯大林的大烟斗在嘴里拔进拔出，显出他的矛盾心理。他完全明白，现在不是抗战，而是内战，支持蒋介石就意味着打击共产主义盟友。所以他的理想结局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再次坐在一起，如重庆谈判那样，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同时斯大林觉得如此贫穷又如此庞大的中国，托付给谁都是沉重的负担。关于这一点，只有美国能做到，苏联做不到，英国也无能为力。
所以，斯大林对于中共打过长江去的想法是消极的，至少不积极。
当吉普车将米高扬送到西柏坡，他第一眼望见缓缓走过来、伸出一只手向他问好的毛泽东时，他便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毛泽东的确是代表“农民”的。虽然他穿的棉衣不旧，但其色灰暗，又鼓鼓囊囊，基本还是农民模样。
米高扬一行被请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随后，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也集合过来。米高扬通过翻译说：“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打了这么多大胜仗，真为你们的胜利高兴。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
毛泽东的香烟一直没有离手，他微笑着点头：“谢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谢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
显然毛泽东话里有话。
米高扬也听出来了，他解释说：“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带了两个耳朵来听，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中国同志们原谅。”
毛泽东不喜欢别人当说客，也不喜欢别人当听客。但他认为这样比指手画脚的好：“我原想要到苏联去，同苏联同志谈谈，以便你们能很好地了解我们的情况。我等斯大林同志的答复，现在斯大林同志派你们到中国来听取意见，这样安排也很好。”
米高扬继续说：“斯大林同志很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经过研究，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中国境内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往返苏联的时间会很长，不安全，恐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所以斯大林同志决定派我们来这里听取意见。”
毛泽东对这一番话不感意外，他建议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他要把中共现在的情况和未来打算描绘给苏联同志听。三天的长谈，基本都是毛泽东唱主角，别人稍作补充。说到未来新政府，毛泽东的目光里闪着快乐：“这个政府的性质不是共产党人清一色的政府，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通向共产主义的。这一点，希望兄弟党的同志们了解和支持。”
毛泽东特别说明世人担心的美国是否会出兵干预的问题：
“ 我们的解放战争正在胜利声中向前发展，到目前为止，尚未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干涉和阻拦。小的冲突是有过好几次的。例如，天津城外某地、山东青岛市附近都发生过冲突。那都是他们出来试探的，一遭到我方的抵制和打击，就龟缩回去了，接着就逃之夭夭，索性撤走了。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
米高扬在本子上匆匆记下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换了一支烟，继续说：“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的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火军用物资大量供应给蒋军，指望这些饭桶发挥作用。但这些可怜虫实现不了其美国主子的愿望，只能起运输队的作用。其他帝国主义目前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谁也不愿、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出来冒险。目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有利于我们把解放战争进行至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这个形势，在往昔，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毛泽东由此发挥开来，向米高扬阐述共产党初步形成的对外政策：
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理。等屋内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这也是一种礼貌，不好么？！我们的屋子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的屋子里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啦。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只能讲到这里。但是我们知道，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的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为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扫净屋子再请客”，和后来阐明的“另起炉灶”、“一边倒”方针，构成了共和国最初的外交原则。
连仍留在中国徘徊观望的司徒雷登也劝告美国的执政者说：“应该感谢毛泽东，他空前清楚地说明了最高领导的立场，不必再从字里行间来寻找他们实际执行的和公开申明的政策之间有何不同了。”
说到司徒雷登，还有一些趣事：
4月23日午夜，解放军攻下南京古城。24日天亮以后，市民涌上街头欢迎解放军进城。在市民迎接的车队里，有一辆由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派出的吉普车，正在山西路口等候。当三野某师的侦察科科长沈鸿毅带领的入城先头部队到达时，司机主动将吉普车开上前去招呼。沈鸿毅不明究竟，在寒暄中匆忙登上了吉普车。开车的美国人便以流利的中国话对沈说：“我是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请阁下到大使馆谈一谈。”沈鸿毅一愣，因为他还不曾与美国人打过道，再说进城前也没人交代要与什么外国人联络。他颇有些紧张。但职业的敏感使他不但冷静下来，还发出几句颇有外交辞令的答复：“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美国大使馆，我们只承认你们是居住在南京的侨民。”说着，他让司机停车，下车走了。
当时南京城里，出现了让人十分费解的现象：代表共产主义旗帜的苏联，它的驻华大使罗申不但没有出现在欢迎队伍里，反而远离南京，跟着国民党政府跑到广州去了；与共产党为敌的美国驻华使馆却按司徒雷登的指示，继续留在南京没有动。英、法等西方国家的使馆见美国人不走，也留下来静观事态的发展。
司徒雷登曾担任过多年燕京大学的校长，解放军里的黄华是他的学生。周恩来对在天津工作的黄华说，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毛泽东对此事也极其关注。就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问题，亲自给中共南京市委复电。电报说：
（一）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的意向为目的。
（二）见面时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
（三）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它“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
（四）与司徒雷登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
（六）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七）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电文中所说的“李涛声明”，是指1949年4月30日，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受毛泽东委托，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紫石英号”等英国军舰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炮击人民解放军的暴行一事。
据黄华回忆，当年五六月间，他与司徒雷登有过三次接触。俩人见面两次以后，6月8日，司徒通过其秘书傅泾波向黄华提出，按惯例他作为老校长想去北平参加这年燕京大学毕业典礼，并想与周恩来先生会面一次。黄华于是把司徒雷登的要求向北平作了汇报。北平方面考虑还是通过非官方联系较好，于是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奇韦往南京去信邀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据说每年6月24日司徒雷登都要回燕大过生日。）6月28日，黄华第三次会见司徒雷登，面告他已获北平来电，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北平当局晤面之事亦有可能。在此之前，司徒已经收到了陆奇韦校长的英文信，信中说司徒先生如要求来北平，可望获得当局同意，并转达了周恩来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
事后发表的司徒雷登日记，披露了他已经为北平之行作了事先的准备。可是事情发生了变化。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未能实现。8月2日，他离南京飞回美国去了。
司徒雷登之所以没有完成北平之行，据后来解密的美国档案披露，在黄华6月28日通知以后两天，司徒报告美国国务院，说他拟作北平之行，并分析了此行的利与弊。利的方面，可以借会晤中共负责人获得有关中共意向的最权威消息，极有可能影响中共不要倾向苏联。司徒指出的弊害是，此行可能使国务院在国内批评中处境尴尬，美国的西方联盟对此率先破坏反共联合阵线的做法不满；还考虑到此行可能提高中共与毛泽东在中国及国际间的声望。为了抵消这些后果，司徒提及也作一次相似的广州之行；但是，他担心这种双重努力看起来可能像是干涉中国内政，因而激怒中共。司徒请求美国国务院早日给予指示。司徒的报告使美国国务院中主管远东事务的官员们意见冲突，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只好将矛盾上交。据国务卿艾奇逊的说法，将这个问题呈交“最高当局”，而最高当局决定不让司徒成行，主要由于怕招致国内的不良反应。7月1日，国务院当即将此决定电告司徒大使：“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其实在此之前，毛泽东对于新中国外交“一边倒”的政策已经形成，即使司徒雷登去了北平，也改变不了新中国倒向苏联一边的政策，这是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决定的。没有和司徒雷登见面的毛泽东，送给司徒雷登的礼物就是那篇措词辛辣的《别了，司徒雷登》。
尽管毛泽东让米高扬给斯大林带了信，但罗申大使随国民党政府南迁的事实，勾起毛泽东的警觉。看来，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如果能抽身，他一定亲自去趟苏联，弄清斯大林的真实想法，现在只能由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代行了。
他请刘少奇过来商议一下。
刘少奇同样烟瘾很大，一坐下先划着火柴抽烟。刘少奇对苏联迁走大使馆的做法评论说：“斯大林在走钢丝。”
毛泽东接过话茬说：“那我们就请他从钢丝上下来嘛，要他不走钢丝走平地嘛。钢丝不好走，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来，会摔得很痛的。”
刘少奇会意：“根本问题是雅尔塔协议，这个协议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从1945年叫我们缴械进政府做官，到劝我们不要过江，都是害怕打破同美国在亚洲的均势。当然，原则问题我们绝不能让步，但是我们要尽力做工作，以取得苏联同志对我们的立场的理解和谅解。”
毛泽东欣然地缓缓点头：“我们的意见一致。要做斯大林同志的工作，我考虑，从目前我们党内同志的情况看，这个任务只有请你走一趟了。”
刘少奇拨开烟雾，很自然地允诺：“主席眼下不能分身，那么我就去一趟，我是给主席打前站的，中苏之间的一些根本问题，还要留待以后主席与斯大林同志当面亲自决定。”
他们又一起商定了其他一些人选，刘少奇便回屋准备去了。
7月的一天，刚刚搬进菊香书屋的毛泽东，突然考问起身边一个工作人员：“你说从台湾到大陆的海面，最近的距离是多少公里？”
这位工作人员未曾留意此事，一时答不上来。当晚他查找了资料，随即报告毛泽东：“福建省离台湾最近的海面有整整130公里。”
毛泽东不做声，抽着烟，对着空中静思。
